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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蒋方舟
前两天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记者，问我如何看待新的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得主周啸天？我说没读过他的诗歌。电话另一头的人说：“没关系，我给你念一首，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罗布泊中放炮仗，要陪美苏玩博戏。念完了，现在，你怎么看？”
我嗫嚅半天，说：“仅凭一首诗，我不知道该怎么看？”电话另一头的人沉默了，大概觉得我无能又不配合，闷闷不乐地草草挂了电话。
挂上电话之后，自责与惴惴不安了许久：为何竟敢失语了呢？
我自己也是记者，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伸出话筒或者录音笔，殷切而深情地注视着对方，脱口而出：“请问，您怎么看？”问句之前，埋藏着各种得体或失礼，真诚或粗暴的话语：“某某得奖或者走红，您怎么看？别人都说你抄袭/江郎才尽/作奸犯科，请问，您怎么看？”
而所有人，都硬着头皮，咽两口唾沫艰难地表态。从没有一个人说有勇气说：我没看法。
当然，即使是没有看法，媒体也不缺新闻标题：“某某对某事件无言以对”。
王小波写过一篇《沉默的大多数》，文章近乎宣言似地写道：“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用福柯的话概括，就是——话语即权力。
这话没错，沉默往往代表了无知、怯懦、罪恶的共谋，因此，要说话，要大声说话，这些不够，还要“争夺话语权”，人人都是麦霸，似乎声音小了一点，就放弃了权力。
我爸爸最爱看的一个节目，是我所在的城市自己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举着话筒满街乱窜地采访，问市民对本市的某项措施的看法，或是某个集市是否该整治，市民毫无准备。我们一家，都以看到熟人在镜头前的仓皇尴尬为乐。
节目的自我标榜是“为民喉舌、听取民声”，然而经过各种编辑与剪辑的“言论自由”，其中自由的含量还不如沉默本身。
在某些时候，驱使人们发言的，除了欲火焚身的表达热情，还有不得不表态的无形压力。
社交网络滋生的自恋情结，是癌症一样的绝症，只有扩散，没有治愈的可能性。 “我该说点儿什么”的焦虑感，发生在每次事件与新闻之后。尤其是灾难、事故、悲剧之后，人们总是迫不及待地发言，愤怒、同情、诘问、指手画脚、“你看我早就说了吧”，表达的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足够快和具有感染性。
曾经人们只是反目，现在是全民“撕逼”。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总是希望短时间内数个回合战胜意见不合的人，于是音量越提越高，而忽略了两个最基本的事实：第一，一个人很难——或者说几乎无法说服另外一个人；第二，喧嚣并不是得到答案的最佳方式。
“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能言善道的鲁迅也这样说。他是也感到言论的艰难了么？
社交媒体增强了思想的自由流动或许只是美好的期待，劣币驱逐良币才是真实的结局。大量自相矛盾的论题，标书混乱的诘问，赢得辩论的诀窍如同大专辩论会，重在表演性。
喧嚣与沉默的共同点，就是都无法改变人们遗忘的速度——当一个事件尘埃落定或水落石出时，依然关注的人恐怕不到最开始的千分之一。然而沉默让我们警醒，喧嚣让我们忘形。
而在“不必言论的自由”里，人们最需要获得的，是不必声讨自己的自由。
几个月前，金华市委常委召开民主生活会，市长自我批评：“给同志们讲杭州话过多，而讲金华话讲得比较少。”
这个场景太过熟悉，我从小开班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每个人轮流上讲台，优等生可以糊弄过关：“我交代：我成绩太好不利于团结同学。”而成绩差的同学，不仅要交代问题，还要深入分析；不仅要承认自己错了，还要说出自己错在哪里，情到深处，老师往往还要号召大家“帮他一起分析分析”，“差生”低头站在讲台，必须对每个针对自身的意见反馈和反思，并且表示要痛改前非。
记得有一次，班里同学因为起哄女老师和男老师的亲密，而全班都被罚写“我是男盗女娼”这句话，写完一整页纸才能够走人。这是我第一次接收到这个词，懵懂不明其意却也感到其中隐隐的羞辱。
看名人在电视上痛哭流涕地忏悔、承认错误，每一个表情被截图，放大100倍看是否真诚，甚至做成表情包经久流传。在幸灾乐祸之后，也不免有些兔死狐悲的害怕。
这才是公开声讨自己的目的，是让观者觉得恐惧，而与真正的悔改往往没太大关系。
捍卫不必言论的自由，才不会被迫地沉默。
（附：这篇文章写于一年半前。这段时间又突然想这句话来，是因为发觉自己写此文时的幼稚。）
“不必言论的自由”此时已经成为了伪命题吧。这一年半来，公众议事的能力和热情都降到最低，在社交网络上，只有和“性”与“女权”沾边的话题才能获得被广泛讨论的热度。
我记得大约四月份时，大家热议一件明星闹洞房疑似性侵而失败的新闻长达半个月，前几天又开始议论女实习生被性侵，人人如丧失记忆一般说着车轱辘话，如同鬼打墙。
文中的各种争论已经消失，道德的模糊感也不复存在， “直男癌”代替了各种政治/道德不正确的批判对象，成为被众矢之的的唯一敌人。
前段时间万科的股权之争，本应该是国企和民企之争，最后也演变成对田小姐的戳脊梁。几乎任何话题都可以被失焦成为两性话题，因为两性话题是讨论门槛最低的，也是最容易让人找到道德立足点的。
依靠大众关注而存活的新媒体从业者，在To be 沉默或者To be 长舌妇的选项中，也大多选择了后者，义愤填膺地攻击已经在舆论中倒下的主角。
我曾经以为全民撕逼会带来混乱，但现在看来，它的下一步却变成了“最大多数”，人们渴望求同的意志变得越来越强。而这种求同的意志在共同八卦的运动中，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
我记得看赖声川的话剧《他和他的两个老婆》，男主角无意中得到了一张有很多社会名流的性爱光盘，八卦媒体要向他购买，振振有词地向他大谈八卦的“社会责任”：
“你知道现在台湾社会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冷漠！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人们之间没有交谈，没有互动，没有共同的话题。而我们媒体的社会责任，就是拯救大家孤独的心灵。要怎么做？就是要创造话题嘛！有了话题，就有了交谈；有了交谈，就有了互动；有了互动，就有了关心嘛！”
当整个社会同时关心同一个话题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每天早上，打开报纸，看同一个新闻；到了办公室，讨论同一个事件；下午买同一份杂志；晚上打电话给同一个call in节目，半夜上同一个网站，去骂同一个人，然后抱着满足的心情，怀着同样的疑问，同时入梦、等待明天一个八卦的到来，这就是我们追求的大同世界！”
这段话虽然是十几年前的预言，但现在看来却异常写实。当沉默被打破，喧嚣被发酵，我们期待的多元社会和可能性并没有出现，反而变得越来越封闭和“大同”。
这样想想，竟然有点怀念我写这篇文章时我所厌弃的“真实的喧嚣”，与那时相比，现在的舆论环境只能被称为热闹的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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