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开始连载《东台掌故》，其重要说明在本贴首页“红字”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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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掌故——东台盐业两千年

             东台地滨黄海，自古盛产盐，历史上曾是全国的重产盐区之一，也曾因老政区内的“淮南中十场”而闻名天下。


        据《史记》载，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吴王刘濞在封国（古扬州），“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海煮海水为盐”（《史记·吴王刘濞列传》）以增加财源，扩张势力。从此，开创了东台境内盐业生产的历史。当时，由于西溪以东尚是海水滔滔的大海，所以境内盐区还在西溪以西一带。汉武帝即位后，为加强中央集权，财经政策方面采纳桑弘羊等人的建议，实行国家垄断铸钱，盐铁官营。在盐铁产制旺地设置盐铁官署，并没收私人煮盐铸铁器具，将盐铁产运销之权统一收归朝廷。其时，在今盐城设盐渎县，专管产盐。元狩四年（前119年）为解决国家财政急难，汉武帝招募民众煮盐。《史记·平淮书》载，“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又称煎盐），官与牢盆（牢，粮食；盆，煮盐器具）”。也就是说，官府提供煮盐器具，雇工煮盐，发给费用。当时盐民煎盐纳官进行的是具有服劳役性的劳动，其地位低下，向来被视为“土民”、“贱民”。尽管如此，煎盐还是开始成为一种正式职业。


        汉时的产盐方式是直接煎炼海水结晶为盐。煎具使用盘又称盘铁，一副盘铁由四角组成，每角又分多块，厚10～13厘米，每块重50余公斤，合则500余公斤，分户保管，彼此牵制，官方监督，以防私煎。使用时拼成一盘，直径3米多，周围边高0.4米，用铁栓合成，底平如盂，缝隙经卤汁结塞不漏。盘铁下为用土垡砌成的圆灶（即盐灶），四周设灶门七八眼用以烧草。一灶配盘铁一副，有盐民数家，轮流共煎，亦称团煎、团煮，灶民之称亦始此。盐灶周围弶芦芭障用以挡风，露天操作，遇雨即停煎。一般在暑天或旱季举火，燃热盘铁，盐民们往灼热的盘铁上泼海水取盐。烧一昼夜谓之一伏火，可煎六盘，每盘200公斤左右。由于盘铁厚而大，难以烧灼，因此，每举火一次，通常连续生产半个月左右。这一时期，由于生产工具较为笨重，而且煎盐费时费燃料，生产技术较为落后。但随着盐丁的增多，规模的扩大，沿海煎盐逐渐兴起。


        到了唐代，由于海水常年累月带来泥沙的沉淀，海岸线逐渐由东冈沙堤（自然形成的堤，即今范公堤基）东移，当时境内新淤陆地土质盐分极高，盐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并在堤岸沿线的南北地带相继建立了虎墩场（元代改称富安场）、小陶场（北宋改称安丰场）、东台场等。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全国产盐区设五国十监管理盐场，东台盐区归属海陵县海陵监（监署设于今泰州）。当时，在海陵、盐城两监，曾以免除徭役为优惠条件，招募无业游民到两淮地区煮盐。但由于沿海生产条件极其艰苦，自愿迁来者仍然很少，劳动力奇缺。刘晏任两淮转运使以后，改革盐法，废官营专卖制为官商专卖制，并在盐场设盐官，监督盐民自行产盐，负责把盐民生产出来的盐全部收购，然后就地卖给盐商，盐税加入盐价之中，盐商交款后，就可以自由运往各地销售。从而使盐民不受存盐莫售之苦，商人亦无积压资本之顾忧，既调动了盐民产盐的积极性，又引来了一批四方游民，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盐业生产的发展，故而，淮南盐异军突起，东台盐业也从此走向兴旺，而成为淮南重产盐区。南唐升元元年（937年），泰州海陵监署移驻东台场（署治今人民大会堂址），管辖境内南北8个盐场，其时的制盐方法已较汉代有很大进步，不再直接煮炼海水成盐，而是先淋卤再煎卤成盐。广大灶民开沟引潮，铺设亭场（亭户之名始此）。创造了“刺土成盐法”，即耕海边咸土，隔宿之后，将土覆盖草上作溜，溜高0.7米左右，方3.5米，底设竹筒，在溜边砌一卤井，用海水浇溜淋卤，经竹筒流入卤井，然后入煎。此法不仅成盐快，而且出盐率高。据唐《元和郡县志》曰：“今海陵县官置盐监一，岁煮盐六十万石。而楚州盐城、浙西嘉兴、临平两监所出次焉。”足见当时东台境内的盐产总数已相当可观。


        宋代的盐业生产承唐、五代旧制，仍实行民制、官收、商销制度。并划分严格的行销区域，越界有禁，出境受罚。当时，扬州设盐转运院，产盐区的管理机构大为监，监管场。北宋开宝七年（974年）海陵监移撤后，在西溪设盐仓监管辖何垛、东台、丁溪、草堰、白驹、刘庄各场。各场煎盐实行催煎制，盐官为每灶丁制定一年的“额盐”，称为“丁额盐或正额盐”。规定灶丁每年煎正盐35石，折合2625公斤（《太平寰宇记》）。各场还设催煎官若干，专门监督、催促、稽查灶民煎盐。天圣六年（1028年）范公堤筑成后，阻挡海潮，遮护民田，屏蔽盐灶，使盐业生产有了保障。此时的灶民利用广大的滩涂草荡资源，大胆实践，择盐份重、土质硬的平地摊晒草灰淋卤，在“刺土成盐”的基础上又创造了“晒灰采卤法”。其煎盐经过碎场、晒灰、淋卤、试莲、煎盐、采花等6道工序后，不仅出盐率更进一成，而且盐质“色白、粒大、干”，时有“淮盐甲天下”之称，境内各场所产之盐自然在内。据史料载，宋时的盐税收入常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当时，两淮共建盐场25座，其中22座为淮南所属，盐课占全国之首，而淮南又以海陵监所辖盐场产盐为最厚。据《宋史·食货志》载：淮南有楚州盐城监（辖7场），年产盐41.7万担；通州丰利监（辖7场），年产盐48.9万担；泰州海陵监（辖8场），年产盐65.6万余担。由此可见，东台宋时已为淮南产盐之冠。


        自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夺淮入海，沿海淤积成陆速度加快，淮南范公堤西盐场相继废置，盐灶东移至堤东近海荡地。乾道七年（1171年）撤西溪盐仓，各场始设场大使（场官）分治。至元代，东台、木并茶、角斜、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丁溪、小海、草堰、白驹等场均已建成，各场沿范公堤设立场公署，其辖地由范公堤逐渐向东直线辐射至10多公里之外的近海海滩。据明《淮南中十场志》和清嘉庆《东台县志》等有关史料记载，明代，境内盐业生产进入黄金时代，当时境内设泰州盐运分司（明洪武元年即1368年设）驻东台场，管辖栟茶、角斜、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丁溪、小海、草堰等10场，史称“淮南中十场”，各场均在东台老政区内，其中东台、何垛、梁垛、安丰、富安5场在今政区内。且由于海岸线的东移，盐区已东播至今南沈灶一线。当时各场仍仿前制，灶民煎盐纳官，官付给工本费。正统六年（1441年），官府将工本费易钞为米，灶民得以勉强糊口。这在当时乃是一种进步，刺激了灶民煎盐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盐业生产的发展。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朝廷进一步改革盐法，废除传统的官盐制，实行商灶制，将原来的官府收盐改为专商（时称垣商，又叫场商）收购，同时，大力倡导改造煎具，广泛建造小盐灶，统一制造直径1米深20厘米的铁锅和直径1米深7厘米的铁钅敝，发至灶户自煎。锅钅敝煎盐不仅轻便易操作，而且煎盐省工省草。东台各场盐灶使用锅丿以后，始建灶房，土墙草盖，以蔽风雨。屋内置盐灶，一座灶一般一锅两钅敝或一锅三钅敝，前钅敝后锅，锅深钅敝浅，锅预热卤水，钅敝煎盐。即盐灶起火后，将卤池中的卤水装锅预热，然后把热卤舀入钅敝中煎熬，直至结晶成盐，如此作业，昼夜不停。当时，24小时为“一伏火”，一座盐灶一伏火可产盐二三百斤。盐产量大幅度提高，盐业市场进一步活跃。东台境内的盐业生产也从此进入鼎盛时期。据有关资料显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仅东台、何垛、安丰、梁垛、富安等5场，多数年份盐产量近200万担，至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达到最高峰，实现年产量225.8万担。盐业的兴旺，吸引了四方游民，纷纷来到各场煎盐为生。一时间，出现了“烟火三百里，灶煎满天星”的壮景。与此同时，淮南盐区，尤其是古扬州（东台县时属扬州府泰州）出现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大盐商，乾隆为之感叹说：“盐商之财伟哉！”其生活也是一掷千金，穷奢极欲。安丰场诗人吴嘉纪曾用诗对盐商的豪华奢侈生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广陵（即扬州）奢尤甚，巨室如王公，食肉被纨素，极意媚微躬，欢乐成  愚，不幸财货丰。”可那些创造财富的广大盐民，其生活则苦不堪言。正如吴嘉纪诗中写到的“早夜煎盐卤井中，形容黧黑发蓬蓬。百年绝少人生乐，万族无如灶户穷。”


        由于东台处于淮河、长江两大径流入海的汇流处，清代中叶新生陆地泥沙含盐量开始减少，而海岸线东移的速度仍然较快，至清嘉庆时海岸线已移至今黄海公路以东二三十里的地带。黄海公路以西的广大灶区，潮汐不至，土卤日淡。加之清王朝的逐渐衰败，整个淮盐都走向衰落。境内从唐至清跨越5个朝代兴旺发达的盐业生产至此也由鼎盛时期跌落下来。据统计，嘉庆七年（1802年）东台、何垛、富安、安丰、梁垛5场产盐225.6万担，道光六年（1826年）产盐69.84万担，年产量以4.77％的速度逐年递减。清末民初，曹钅敝、三仓、唐洋一线以东地区土壤含盐量也日淡，到处是茂密的草荡，盐民私垦者众多。民初，实业家张謇在沿海兴办盐垦公司，大规模开垦植棉。盐业生产的衰落加剧，致使民国政府被迫多次裁场倒灶，但东台沿海的盐业生产直至20世纪50年代，在淮南都占居一定的地位，泰属总场公署及以后的两淮盐务管理局、淮南盐务管理局等均曾设驻东台城。新中国成立后废灶兴垦的步伐加快，至1961年盐民全部转农，仅剩6副盐灶、亭场续煎作为副业，年产盐仅有6000多担，到1987年全部息火停煎。至此结束了东台两千年余的产盐历史。

（崔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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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老街记忆之一

作者：长江东逝水

       一直想写一点关于七里长街的怀旧文字，却不知从何落笔。对这条见证了东台上百年历史变迁的老街，大凡是九十年代前在东台生活过的东台人，或与东台有过渊源的外地人，无论是身居要职的达官贵人，旅居海外的侨胞，还是普通平头老百姓，总会有很多的回忆、很深的感情，就像老北京谈起王府井，上海人说起南京路那样兴致勃勃、滔滔不绝。

       手头没有《东台县志》，七里长街究竟始于何年何时，现在已无从准确考证，也不重要了。或许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形成了路。七里长街的形成，大抵也应该是如此吧。（如有考证资料的网友请补正）


        从走向上看，七里长街东起陆家滩，西至新桥（一说是海道桥），逶迤蜿蜒穿过台城，把整个城区分割成南北两半。从东往西，经陆家滩、东十字街、中十字街、西十字街、新桥五个地标，把城区切成东、中、西三大块。东出陆家滩，西出新桥，就算出城到了郊区农村了。


       所谓东十字街，其实南北二端并不能称为街，往北延伸，是一条通往东中的路，在新东饭店背后。到了护城河，原来有一座小桥直通东中，后来有了向阳桥，不知何故就把这座小桥拆掉了，害得很多上学的孩子要多绕一段路。往南，是自来水厂，穿过小巷子到实小。


中十字街也是如此。南北二端很短，往北是新坝，往南是著名的寺街了。


       西十字街则是一条丁字街，往北奔向北关桥，往西延伸到新桥。这样一看，整条七里长街极像一个“夫”字，往北关桥是一撇，往新桥是一捺。

       听老人们说，从陆家滩到新东桥东，官府衙门多座落在东区，所以东区多住的是官宦、衙役等吃官饭的人家。从新东桥西到西十字街向东，沿街开店做生意、做手工业的人居多，所以这一带居住的商贾士绅、小业主较多。而从西十字街往西、往北，沿北关桥、下坝河边，住着很多贩夫走卒，脚力挑夫，以底层人民为多。由东往西，上层建筑、中产阶级、底层人民，泾渭分明，正应了一句老成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多少年来，这些背景不同，贫富不等的家庭，在这条七里长街上，演绎了多少恩怨情仇、悲欢离合的故事。


       东十字街从范围来划的话，应该是东起陆家滩，西到新东桥。现在的步行街，基本就在这个范围内。作为东台曾经的政治中心，这一段路上的行政机关不少，从东往西数，有公安局、县政府（现公安局大院内）、劳动局、人武部、卫生局、农业局、县一招等等，最大的机关当数县政府大院，里边有很多部、委、办、局。现在的鼓楼路往南，有一条县府街，还有一个老看守所，据说就是解放前县衙所在地。县府街是我记忆中老东台三条有名的巷子之一，全部用清一色的黄麻石铺就，宽不过三米，二边住家都是踏子门，极具特色。而与这条路平行的北边的一段路，我印象当中是东台铺设的第一条柏油马路，当时刚铺好的时候我曾和我的同学赤脚在上面连蹦带跳地走了个来回，那时的感觉真是幸福极了，总觉得美好的生活还在后面等着我们。


       前面所说，东十字街其实并不贯通南北，真正贯通南北的到是后来的鼓楼路。当年的劳动局就在鼓楼十字路的西南角。东十字街的标志建筑物是WG期间建的一座毛泽东语录纪念碑，上面书写的什么内容已经记不清了，这座建筑到了八十年代后和中十字街、西十字街的二座忠字塔一体被拆除了。八九十年代，这里成了接送实小学生上学、放学的中转站，每天中午十一点和下午四点多钟，许多家长准时在这里集中，相互交流育子经验、总结得失、传播八卦，我那时只要是工作不忙，也是其中的一员，倒也其乐陶陶。

       东十字街往西是东台新华书店，书店对面是个文具商店。再往西就是县人民大会堂。作为县委县政府属下的会堂，东台的很多重要大会是在这里召开的。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的灵堂就设在这里。我对它的感情是因为这里经常放映最新影片。当时看电影经常弄不到票，我们就相约几个小伙伴，一起从老卫生局的厕所里翻墙头进去，然后躲藏在银幕背后观看，其惊险剌激的感觉，不比电影内容差。


       大会堂的对面是妇女浴室和一座男浴室，（东台的洗浴文化在后面讲）。西侧是红星饭店、红星药店和五金公司的一个下属门市部。沿红星饭店旁的巷子往里走，就是东台报人戈公振的故居。不过在八十年代前这座建筑还没有被重视，这从戈小丽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红星药店对面依次是三里桥派出所、朝阳百货商店（百货二门）、公安局、县政府。接着就到了丁字街。


       丁字街往北接城河体育场，路的右侧有红兰别墅、县图书馆（后来由中江公司占用）、城河小学（后来改成市幼儿园），左侧有政府二招（这里原来是东台最早的公园）。丁字街街头有一座小饭店叫同乐楼，是改革开放后最早搞乐队演奏的饭店，现在经常写个什么市歌的那个周什么勤的，那时就常在里面卖唱。


       丁字街到新东桥之间，有几个比较有影响的单位，东台电影院、东台文化馆、东台邮电局和东台印刷厂。邮电局和文化馆之间，有一排二十多米长的阅报栏，是那个年代普通老百姓了解外面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那时大部分家庭无钱订阅报纸）。邮电局门口还有一个中年人摆一张小方桌，专为没有文化的中老年人代写书信。此人写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只要他一动笔，旁边必有人偏着头欣赏。不知此人现在是否还在世？

       噢，还要补上一笔，电影院旁边有条巷子，叫童家巷，听老人们说，是旧社会东台公开营业的风月场所。住在这一带的人，总以这条巷子为耻。这是专讲给爱听八卦的“儒勒的孩子”听的一条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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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十字街--------老街的记忆之二

作者：长江东逝水

       又是一年菊花黄，重阳节不期然又来了。看电视上那些领导忙着到福利院给老人们送钱送物的镜头，心里总有一种温暖的感觉，虽然明明知道这是一种政治秀。要是他们每天都这样关心体贴自己的子民那该多好啊！

       秋天好像总与回忆联系在一起，还是接着忆吧。


       如果我们把官衙林立的东十字街一段比成是北京的长安街，那充满商业气息的中十字街这一段就应该是上海的南京路了。从新东桥往西到东台影剧院，汇聚了很多商店。商业系统的老先进单位国营百货公司第一门市部，解放前是东台首富程贯东的产业，解放后公私合营成立了江海公司，后来变成了国有。紧挨着百货一门的是五金公司第一门市部，对面是糖烟酒公司每一门市部，这三个第一门市部在八十年代前在东台算是最大的商店，经营着各种紧俏商品，能在里面工作的人，那是相当的牛了。这三大商店，以及拱卫在周边的日杂公司门市部、土产公司门市部、蔬菜公司门市部、八八银楼、新华书店门市部、租寄商店、医药公司门市部等中小门店，再加上百年老店张复盛饭店和豆制品厂，构成老东台的商业中心。这个商业中心往北幅射到大丰，往西一直幅射到兴化。周边的农民家中儿女办婚事，置办彩礼嫁妆，是一定会到这里来采购的。由于七里长街是东台当时的交通主动脉，所以在我儿时的印象里，这里始终是熙熙攘攘、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川流不息，非常繁华。从西边乡镇坐船上街的人，总会从西十字街、中十字街慢慢步行到人民大会堂，逛逛沿街的商店，扯几尺花布，中午吃碗白汤面，节俭的啃二个烧饼，然后花几分钱卖二只红心罗卜，看一场电影，那感觉犹如逛了一次上海南京路。尤其是农村年底分红后到春节前这段时间，购年货的人特别多，碰上育红小学放学，路上经常挤得水泄不通。在这里，各个商店的生意都好做，所以这条路上的商店，在各个系统都是当仁不让的老先进单位。自一九八三年人民商场开业、东台的商业中心逐步东移以后，这条路还维持了一段时间的繁荣，但是后来新东广场那一角几大商场商战白热化以后，这边渐渐萧条。到九几年二、三期旧城改造，北关桥封桥修路大半年，给了这段街最后致命的一击，中断了它最后的辉煌。


         这段街的东首有一座人民剧场，西端有一座东台影剧院，是东台六座影剧场所中演出条件最好的二所，可演戏可放电影。尤其是人民剧场，每逢有大的正规剧团都是在这里演出。我曾在此观看了上海京剧团、上海越剧团、上海淮剧团等各个剧种的名演员的演出，培养了我对戏剧的爱好。这座剧场门前有一块大空场，开演前总会活跃着很多小摊贩，有卖爪子的、卖水果的、卖薄荷糖的、卖茴香大螺丝的、卖串荸荠的、卖红心罗卜的，当然也少不了精明的票贩子们。这些逝去的情景现在成了很多老东台人的美好回忆。虽然现在人民剧场还在，门口的无锡餐厅也没有拆除，但看着门前袒胸露背、波涛汹涌的色情演出广告和大厅里寂寞的台球桌，我们早已找不到当年的那种难以言表的感觉了。

        在这段街上还有个三独特的商业景观是不得不说的。一是张复盛饭店，后来改叫人民饭店。这是一所老字号的正宗的淮扬菜馆，当年聚集了一批技艺高超的厨师，鱼汤面自不必说了，它的蟹粉狮子头、葱烧麻鸭、白汤烧肉皮、镇江肴肉等菜肴非常地道，曾经是东台最好的饭店之一，省内餐饮界的前辈都知道东台有个张复盛。旧城改造后，在现在的人寿保险公司北边开了一家新张复盛酒店，那纯粹就是一个李鬼，实在是玷污了张复盛的大名。二是百货一店西侧巷头的一个酱园店。这里是东台陈皮酒的诞生地，原来叫老张二房酒店，自酿自卖，有瓶装的，也有零拷的。据说其后人现在国外。说实话，这二个老字号没能保留下来，陈皮酒也给弄得不伦不类，不土不洋的，东台人都很少喝，确实挺可惜的。还有一个就是老鞋厂对面的租寄商店，东台唯此一家，其经营性质相当于旧社会的当铺，在困难时期曾有很多家庭将家中稍值钱的东西拿过来典当，换点现金，以渡过难关。小时候我常在里面隔着玻璃柜台看那些五花八门的、表面泛黄的外国钟表，一直到现在我逛商店仍然喜欢看看钟表柜，可惜现在的那些天价手表就如柜台内的美女一般，只可远望、不可动手了。


下一篇的题目不说大家也猜得出：西十字街。


欢迎大家多谈谈自己记忆中的七里长街，互动互动。好多事情我也记不全了

西十字街（上）----------老街的记忆之三

作者：长江东逝水

       相比东十字街和中十字街，西十字街的市井气息最浓，很容易让人想起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西十字街是一条丁字街。从影剧院往西行，经老糕点厂、麻草社、三八女子子理发店到西十字街，往正北是通向北关桥，往正西是通向新桥。往东南其实不能算是街了，只能说是一条巷子，经清一池浴室通向中医院。浮萍所说的水巷，大概就是清一池旁边的巷子了。

        西十字街的标志性建筑在八十年代前是一座忠字塔，和中十字街的忠字塔制式近似，但宣传内容不一样。塔的基座四面有四块浮雕，好像是韶山日出、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天安门城楼，小时候我们经常坐在那下面玩，所以印像比较深。这座建筑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中十字街、东十字街的二座建筑一样，没有逃过被拆除的命运。后来我一直在想，像这种能见证一个时代的标志性的东西，不管它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为什么不能像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的雕塑那样，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二件呢？就像奥斯维新集中营，它也能发挥对后人的警示教育作用，毕竟是一个时代的脚印啊。弄得现代的小孩子就像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不知自己的前身后世。难怪有人说，“一个健忘的民族，是没有深度和厚度的”。


         清一池浴室门前曾经有一座进行街头文娱宣传活动的水泥舞台，方方正正。虽然那是用于配合政治运动进行宣传的，但在那个年代，在老百姓心里位置，不亚于国家大剧院。舞台的主角一般是工厂、学校、街道的一些宣传队。东台也曾经有过一支和南京小红花名字一样的学生演出队，其表演水平相当专业。演出的形式和现在的社区宣传演出差不多，无非是表演唱、说快板、男女独唱等，但演出质量和效果却大不一样。因为那时的娱乐活动不像现在这般多样化，那些宣传队的演员也很认真，虽是业余的，但平时都练功，表演时更卖力。通常只要一知道晚上有演出，舞台前的空场很快就有人提前摆凳子占位子。演出的锣鼓一响，立马是里三层外三层，调皮的小孩子在人堆中钻来钻去，追逐打闹，快活异常。观众是最忠实的观众，不管表演得好坏，一律报以热烈的掌声，就是说一段并不好笑的相声，也能把下面逗得前仰后合。那场面,像极了鲁迅先生笔下的《社戏》。


        古训说,男女授受不亲.在温州发廊出现之前，理发师从来都是男性的专利，在我们东台这个保守的小城也不例外。但是，从八十年代开始，西十字街的三八女子理发店开业以后，这个禁区被冲破了。七八个漂亮的妙龄女子拿起理发刀，给大男人剃头，引起过往路人侧目而视，成为当时的一个新生事物，报纸曾做过专题报道。生意是非常的火爆，但也引起一些家庭妇女的高度警惕，严令禁止自己的老公到这里理发，就跟当下有些女性禁止自己的老公接受异性按摩一样。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好笑，男人真想学坏，就跟时代发展的潮流滚滚向前一样，挡是挡不住的。


       05年春晚看《千手观音》时感到相当的震撼，但总觉得那尊佛像在哪儿见过。后来我终于想起来，小时候在曙光小学南校的一座小庙里看到过。这曙光小学南校，就在西十字街往西，东台镇政府对面，这里究竟是庙还是庵我记不清了，但我还记得里面当时住着一对花姓夫妇，男的是还俗和尚。他们的儿子取了一个和水浒传里小李广花荣一样的名字，也叫花荣，听着很威猛，但长得却像个小姑娘似的妩媚。我见到的那尊千手观音当时可能经济窘迫，身上已经有点斑驳，脸上有点憔悴，一脸愁苦，不像现在西溪泰山里的观音菩萨，有那么多的民营企业家供奉着，不愁吃不愁穿的，个个满面春风,油光可鉴。后来这所小学并到北校去了，就降级变成了镇幼儿园。那座千手观音后来也不知所终，估计她对这座小庙感觉不好，旧城改造时终于被china。


待续。



说说西十字街的清一池和东台的“水包皮”文化。


        东台曾有几座有名的老浴室，曲江浴室、清一池、新桥浴室、寺街浴室（？）、大会堂对面浴室（？）、凤凰泉等等。清一池在WG期间曾改过名号，但老百姓还是不改口仍叫清一池，可见习惯的力量。


        我对儿时随父亲洗澡的记忆是不愉快的，甚至是恐怖的，因为我怕闷，而老浴室最大的特点就是“元气”足。特别是洗头，被我父亲按在那个浑浊的大池里就像是“牛不吃水强按头”，一不留神脏水就呛到鼻子里，那个痛苦啊。到了过年，里面简直就跟下水饺一样，那像现在到浴城洗澡从容不迫。据我爱人说女浴室更是不堪，带小孩洗澡就跟打仗一样，带桶、排队、抢位子，带孩子洗澡都成了她们的心理负担。当然，那时洗澡最大的好处就是不怕性病传染。

        对不带孩子的大人来说，洗澡则是一种放松和享受了。清一池里换衣服的地方分普浴和雅座，普浴是通排长椅，八分一张。雅座好像是一角二还是一角伍一张。进得雅间，跑堂的一声悠长的吆喝--“来啦，里边请——”里面的服务员便赶紧把你安排到座位上。衣服脱下来，他会拿一竹叉把你的衣服悬挂到墙上。到这里，褪下包装，管你是局长书记，还是普通百姓，警察或是小偷，教师或是医生，已经没有了阶级和贵贱，通通都是上帝眼中的亚当，赤裸裸坦陈相见。进了大池，有二个方池，二个长条池，方池是温水，长池是热水。长池上有木格栅栏，由人躺着蒸发汗、烫脚。一些老人下午没事，总喜欢泡一大茶缸浓茶，在上面或坐或躺，闭目养神。有时方池的水也会烧过头，因为怕烫，于是大家都像钓鱼的，个个半蹲在池边，那场面，煞是有趣。池下照例有二到三个搓背的老人，老虽老，手上劲道十足，三下五除二，便叫你旧貌变新颜。上去后再来二三个热手巾把子，收一下汗，便进入休闲阶段。一些讲究的人或修脚、或刮脚捏脚、或敲背拿筋，没有这等爱好的则来杯甘蔗汁，吃个罗卜，抽根香烟。此时，已经是通身舒泰，一些人沉沉睡去，鼾声如雷；另一些人便开始天南海北、胡吹神侃、天花乱坠起来。这就是我们东台的所谓“水包皮”文化。


        我一直认为，浴室、茶馆，就是一个信息场，当官的要了解民意，不要关起门来开什么劳什子座谈会，那是听不到真话的。你只要到浴室去，要上一杯茶，躺在那里闭上眼睛静静地听，保准能了解到一些真实的基层民情。当然，现在有的官员也上浴城，不过是奔小姐那条号而去的，能不能了解到民情就得另说了。说到小姐，我还想多扯二句。按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有供需就有市场，与其说像现在这样遮遮掩掩，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还不如让她们阳光经营，规范管理，严格检查，这样对供需双方都很负责，符合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也能杜绝公安、黑社会从中寻租，堵塞腐败漏洞。这帮人就交给城管兄弟们去管，反正他们也精力过盛，我们暂时又不打台湾。（网上有笑话说：给我三千城管，可以荡平台港）


又扯远了。接着说西十字街。


        西十字街往西不远是东台镇政府，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这个政府，我要向它脱帽致敬。为什么呢？因为上世纪西十字街菜场在这个政府门前足足盘踞了好几年，政府竟然让它毛发未伤。每天天不亮，菜农、肉贩子、鱼贩子就在路二旁边的水泥台上摆开一字长蛇阵。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外面叫卖声、吆喝声此起彼落，里面的工作人员安心办公，镇长书记每天从菜贩子身旁上班下班，彼此相安无事。什么叫执政为民？什么叫和谐社会？这就是一个写照。放在今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影响市容，有碍观瞻”，城管一到，立马赶你个鸡飞狗跳，狼奔豕突。市容是干净了，人气也没有了，人气没有了，财气又从哪里来呢？后来这个菜场搬迁到食品公司和中医院之间一个大河塘填平的场地继续经营到拆迁，现在在食品公司里面。


        镇政府往西的北关桥巷口对面，有一家东台唯一的烧饼店，那就是草炉烧饼，下一篇请大家品尝。


待续。



       苏北地区的烧饼全国出名，尤以黄桥烧饼为代表，男女老少几乎都喜欢吃。我们东台也有不少的烧饼店，如６７楼网友所提到的老法院对面的烧饼店等。我说的北关桥巷头的烧饼店，是东台唯一做草炉烧饼的饮食店。草炉烧饼听说是从泰州传过来的，具体时间不清楚，反正从我记事起，就是吃着草炉烧饼长大的。这种烧饼的制作方法，目前在东台已经失传。


       我们现在吃的烧饼有二种制作方法，一种是传统的圆炉煤炭烧烤，就是饼做好贴在炉壁上烤；一种是改进的方炉，饼做好了放在铁盘里烘烤，如老检察院斜对面的周二烧饼店。这二种制作方法都是用煤炭烤，吃是好吃，但或多或少会沾上一种叫苯并芘的致癌物质，长期吃对人体肯定没有好处。而草炉烧饼不仅好吃，其制作过程也极富观赏性。它的烤炉，是用砖头砌的，有一人多高，炉膛里弯腰能站二三个人，炉壁用黄泥、粘土抹成，炉口有七、八十公分的直径。烘烤的材料用的是专人送的灯心草，所以叫草炉，用现在的观念看，很绿色很环保。炉上的师傅每天最早来开门，生火把炉膛烧热。做饼的师傅来了后开始和面、做饼，（一般店是前天晚上发面），做好后刷上糖稀，撒上芝麻，用一木托盘送到炉上师傅那儿。炉上师傅光着上身，一手托三只烧饼，弯腰探身，头伸到炉膛里将烧饼贴到炉壁上，由于炉膛大，一次可贴八九十个。听说炉上师傅的臂膊上是没有汗毛的，早被炉火烘光了。贴好后，炉上师傅用铁叉轻轻挑起未完全烧透的草灰，一起一落，蓝蓝的火焰便升起来了。如此反复七八分钟，一炉烧饼算是烘烤结束。这时，炉上师傅拿着一带柄的铁篓子，一手拿着一长柄的铁铲子，将烧饼一一起下。当一篓篓金黄的烧饼倒在竹匾里时，一股香味扑面而来，那香味，带有甜香，小麦香，还有草香，立即勾起围在旁边观看的人们的食欲。和其它烧饼不一样，草炉烧饼用的是接近死面，而不是发面，咬在嘴里很有嚼头，不掉屑子，既当饱又便于存放，饼很便宜，三分一两粮票一只，所以许多妇女坐月子的人家，总是一买几十个回去，给产妇泡鸡汤、泡蹄爪吃。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普通人家的孩子早上能吃到二个香喷喷的烧饼上学，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前段时间我在川湘王府吃饭，老板特地跑到我们这一桌说是上一个老东台特色的菜，菜上来我一看就是烧饼泡鸡汤，那烧饼趟在碗里，烂醉如泥，筷子根本搛不起来，我就跟他讲了草炉烧饼的掌故。）

       这个烧饼店红火时生意很好，有七八个师傅，后来在几期城改中被拆除了，再也没有复原。我估计，即使是重新开业，也没有年轻人会从事炉上师傅这样的手艺了，因为现在的人是吃不了这个苦的。


       早年间，曾有人把鱼汤面、陈皮酒、草炉烧饼说成是东台食品三宝，可现在除了鱼汤面风韵犹存，陈皮酒半死不活，草炉饼早已不知所踪。相比过去，现在的食品品种丰富了许多，走进超市，走过那些洋面包房，看着那些香气四溢，形状百变，包装精美的各式诱人的面点，头脑却不由自主地想起各种化学元素符号，以及这个精那个精，便失去了欲望。有时就是买二个烧饼回去，吃在嘴里，却再也吃不出童年时那种让人难忘的滋味。我知道，世上最好吃的东西，只能在记忆里，而不在现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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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文化宫-----老街的记忆之五

作者：长江东逝水

       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说，上海人民广场的东侧，有一座名叫“大世界”的综合娱乐场所，据说是上海大流氓头子黄金荣开办的，那里面五光十色，各种娱乐活动应有尽有。有放电影的、说书的、变魔术的、唱戏的、跳舞的等等，很令我心驰神往。后来参加工作后我专门去了一趟，发现已经破旧的大世界正在搞削价商品展销，心中委实有点失落。其实，我们东台西十字街西边的工人文化宫，就是这样一种类似的娱乐场所，不过是规模比它小罢了。

       工人文化宫最早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时，工农坐天下，党和政府非常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经常开展一些文娱体育活动，一方面是活跃他们的业余生活，另一方面是锻炼他们的身体，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于是，工人文化宫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工人文化宫其实是一个建筑群落，共分三大块。东面是总工会办公所在地，中间是文化宫，最西边是工人影剧院。东面的总工会按下不表，西边的影剧院是放电影和工人宣传队演出的场所，扬州曲艺团的王丽堂（扬州评话大师王少堂的孙女）、李惠堂（王少堂徒弟）曾在此演出。中间一块文化宫最好玩。它里面有桌球室、乒乓球室、棋牌室、图书馆、说书场、舞厅、职工夜校、灯光球场等，后来又引进了游戏机。它的结构有点类似于北方的四合院，但又不全是。现在大门这里是一座四层大楼，原来就是大门，没有大楼。各种娱乐项目分设在两边的厢房，现在的大楼上也设了图书馆、舞厅、职校、录像厅等等，因为上面有空教室，所以也有一些美术、音乐老师在上面租教室办绘画班、钢琴电子琴班。两侧厢房，开了桌球室、乒乓球室、说书室、棋牌室等项目。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娱乐基本都是免费的。


      走到顶头往里一拐，就是文化宫的灯光篮球场。我们东台过去和丹阳市一样是江苏省的篮球之乡，篮球运动相当普及，所以这块篮球场的利用率相当高。每天下午一二点钟，球场上就有三三两两的爱好者在活动了，到了下午四点钟朝后，这里便成了整个文化宫最热闹的所在。打球的、围观的有几十人，助威声、喝彩声不断。打比赛一般是三对三，也就和现在时尚的街头篮球赛差不多，对抗程度要比现在激烈得多，流血的、碰青的稀松平常。十个球定胜负，在场下候场的至少有三、四组。围观的人群大多数是爱好者，但技不如人不能上场，所以只有在场下呐喊助威的份儿了。我那时常在这里厮混，也算一个小小的草根球星，除了因为身高原因不能扣篮，远投、三步上篮、突破分球、胯下运球、转身运球、策应、掩护（现在叫挡拆），样样拿得出手。前几年有一次和女儿一起去出席一个宴会，同桌正好有一当年常看我们打球的老兄，对我的球艺至今称赞有加，并骗我多吃了几杯酒，让我在女儿面前很是得意了几天。那段时间，现盐中校长李志成（那时是轻机厂工人）、体育场的刘亚平、后来中江公司的冯齐军兄弟、现湛江旅游局的付局长陈龙，以及中十字街以西的练摔跤的、练举重的很多年轻人，都曾是这里的主力干将。对抗赛中有时因为动作过大，也会发生争吵甚至动手，但都是三拳两脚，点到为止，第二天仍然和好如初，大有君子古风。不像现在的一些小年青，不计后果，动辄拔刀相向，非死即伤。


      文化宫的晚上是最热闹的。八十年代，电视还没完全进入千家万户，麻将作为赌博工具还躲藏在阴暗的角落里不敢吭气，中十字街以西的人，逛文化宫是当时唯一的休闲。特别是夏天的周六，灯光球场正常有一场正规比赛，晚上纳凉的人都会拥过来看球赛，养鸡的人家会带一个玻璃瓶顺便捉土地狗回去给鸡吃，娱乐生产两不误。比赛场上的球员，看到场边黑压压的观众，神气活现又异常认真，每球必争，甚至不惜受伤。遇到好朋友在场边开玩笑，喊一声“臭球---下去---”，便引得看球的人一阵哄笑。乒乓球室、棋牌室也很热闹。特别是棋牌室，本应“观棋不语真君子”，却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围观的比下棋的激动，有时干脆就越俎代庖，直接动手支招。为一着臭棋大家能争得面红耳赤，到第二天又照玩不误。说书室里，老人们最喜欢的是听扬州评话《武（松）十回》、《宋（江）十回》、《皮五癞子》等传统老书，可惜这门艺术目前已逐渐式微。


      跳舞在当时是一项新潮的娱乐活动，敢进舞厅的年青人是要有一定的勇气的。在很多正统的家长和单位领导眼里，只有不三不四的人才进舞厅，他们是绝对不让自己的小孩到这些地方玩的。文化宫的舞厅好像在四楼，所以，有些年青人便借口说到三楼的图书室借书，然后偷偷溜进舞厅学跳舞。第二天到单位再悄悄地向同事们卖弄。


       三楼图书室和夜校的气氛是最令人肃然起敬的，因为这里聚集的都是一些好学上进的年青人，不是借书，就是补习。八十年代全社会的好学之风我在《我看东台三十年》里曾有专门篇幅记述，不再啰嗦。我记得大院里的郑静波、王锋、周荣生、叶盛顺、周建东等人，当年都曾是这里的常客。学而优则仕，这句古话在他们身上得到较好的演绎。


       这就是那个年代“贫嘴张大民们的幸福生活”。
       随着老城河体育场的拆除，东台唯一的的游泳池填平了，东台唯一的公共足球场没有了，那些伴我们渡过青春岁月的篮球场也没有了。城市越来越漂亮，道路越扩越宽广，学生、市民的身体素质却越来越差。建了那么多的小区，却没有多少开发商愿意配套搞一点体育设施建设.历任领导除了春节后到体育局打回牌、领点纪念品,不知对我市的全民体育有过多少考虑?李瑞环同志曾说过，政府办事要让二老满意，（老干部、老百姓），现在老干局仍然留在原地,他们是满意了.老百姓呢？已升官的Z书记在东台做了不少事，可拆体育场这件事老百姓普遍评价是：不漂亮！


  


我们为什么怀旧----老街的记忆之终结篇


        “老街的记忆”随着“工人文化宫”一篇的完稿就算结束了。本来还想再写几篇，题目都拟好了，如“小街的梧桐”、“寺街.三昧寺”、“三元酒家和皮包水”、“迷宫般的巷子”、“城河往事”等等。由于手上事情较多，我想那点老事儿网友们看多了也会倒胃口的，还是就此打住吧。


       许多跟贴的内容让我看了很感动。我曾在“我看东台三十年”里说过，对已经过去的历史，不是我们记载得精彩，而是历史本身就多姿多彩，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历史的碎片俯拾皆是，只不过大家一路行色匆匆，无暇驻足罢了。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有这样两句：“四十个冬天将要围攻你的眉头，在你美的领土上挖下一道道深沟。”17世纪初的英国，人到了四十岁，就被认为老了。那么，这个年龄的人在现今的中国怎样呢？四十岁原本是很“年富”的，可在许多行当都吃起青春饭的时代，一般职场上、官场上的男女，四十多岁，心理上忽然就有些惶惶然，“迟暮”心态不期而至。就拿自己来说吧，不经意间女儿已经上大学了。我们也已经从青年步入中年，变得越来越怀旧。小时候，四十年、五十年是很大的数字，遥远得无从想象。现在我们也往这个数字奔了。我曾经以为日子是过不完的，未来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我就呆在我自己的未来，我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真正的变化，我的梦想还像小时候一样遥远，唯一不同的是我已经无法实现它了。


        面对就业、面对事业、面对住房、面对婚姻、面对未来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面对种种难以言表的压力，甚至许多80后、90后都开始怀旧了，怀旧已不再是中老年的专利，如今也有低龄化的趋势。一位80后网友说，“怀旧的文字让我仿似又回到了以前，我怕再不去怀念，就真的记不得那些过往了。”“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在当今“唯新主义”氛围中，社会生活细节与城市景观变化太快，弄得小年青开口就“想当年我如何如何……”不知这快，是好,还是坏？


        其实，人们读怀旧文字，看的是过去发生的人和事，根本是要在其中读出自己来。仿佛要在记忆的废墟上找出自己曾经的足迹或者将踩出的脚印，把别个人的人生悲欢作一个参照，唏嘘一番，得到看悲剧的美感满足。人似在现实与虚无间缥缈，寻求的是心灵审美体验，把玩的是一种感同身受。真正超脱的怀旧是没有的，读完文章，还得抹去泪花，收拢心思，像梁实秋说的，“便立刻要面对挤死人的公共汽车”，过柴米油盐的普通生活。




        历史是不该遗忘的，适当怀旧，犹如花看半开、酒饮微醺，能让现实生活过得更有滋味，又如清明祭奠逝者，寻的是生者的慰籍。而过分沉溺于怀旧情绪中不能自拔，是不可取的，甚至于是病态的。因为太阳每天照常升起，怀旧不能填饱我们的肚皮。
   我不喜欢当下的流行歌曲，太吵太矫情。但我很喜欢一个叫朴树的年青人唱的《那些花儿》。每次听到歌中的流水声、像风一样的女孩子的笑声，再加上朴树嘶哑的低吟，我的心里总会有微微的颤痛。它让我想起了我那些过去的朋友们，那些走过我生命里的一些亲爱的人，那条长街，那些日子，那些生活，艰难而感动，幸福且疼痛，那些挡也挡不住的对往事的怀念......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她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有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辩真假/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她们都老了吧  她们在哪里呀/幸运的是我  曾陪她们开放......”  
         常常幻想着某一天的晚上，月亮挂在半空，我搀扶着我年迈的父母，挽着我的妻儿，看完戏从人民剧场出来，一家人走在清凉如水的长街上，说啊，笑啊，争啊，一直就这样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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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找到的一些老照片发上来，有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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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三十年杂忆

作者：长江东逝水

东台三十年杂忆之一

　

         笔者对东台太远的历史不太熟悉，但对近三十年也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情况，我是亲身经历的，也是比较清楚的。对于历史，任何时代都有二种版本，一是官方语言编著的“正史”，一是民间百姓口口相传的野史。正史，一般是奉命修史，只记载大事件，大人物，有可信的地方，但也有粉饰的成分，所以古人一直提倡隔代修史。民间野史，在时间、地点、人物的记录上未必百分百的精确，但是在对史实的是非判断、道德评介上却是接近于本真。对东台的这三十年，我从一个普通小市民的视角观察，可分为三个十年。第一个十年，从1978年到1988年，是“蓬勃向上的十年”，第二个十年，从1988年到1998年，是“前进发展的十年”，到第三个十年，也就是1998到2008，是“急转直下的十年”。
      相比较北三县和盐城，我们东台过去确实有过一段时间的辉煌，文革后期甚至于不比江阴、沙州（现在的张家港）差。但是，在同样的政策背景下，别人进步了或者说是高速发展了，而我们却原地踏步，在有些方面还有些倒退，这是每个清醒的东台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很多年青的网友可能不知道，原来的东台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县，大概是上世纪70年代，和湖北省的天门一起成为全国棉花百万担的县。工业基础也比较好，当时的地方国营企业就有四百多家，且门类齐全，工业有化肥厂、玻璃厂、造纸厂、纺织厂、纺机厂、肉联厂、面粉厂、食品厂等规模较大的工厂，商业有八大商场，物资有几大公司，供应能力也很强。饮食服务行业在全省也很有知名度，东台早餐、早茶不比扬州的差。东台的乡镇企业发展也很好，三仓、唐洋、富安、安丰等都是当时的乡镇企业重镇。溱东哪时是根本不上数的，只是近几年受兴化不锈钢产业群的影响才发展起来的。那时的东台，到省里开会都是坐前排的，更不要说在盐城了。但是，从90年代往后，东台落后了，工、商业体系被完全打破，所谓赶走儿子招女婿，全指望招商引资来增加ＧＤＰ、解决就业问题了。农业现在是无计划、无指导生产，农业水利设施被破坏了，耕地被圈起来做工业区。除了畸形发展的房地产业、污染严重的磊达水泥和峰峰钨钼、受产业政策影响波动很大的马佐里纺机、靠拚命降压工人薪资的富腾公司等几家明星企业外，大多是不成规模的私营小厂。招商引资来的企业不是污染严重化工企业，如东升焦化，就是靠东台银行扶持的附加值很低的小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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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三十年杂忆之二

       1976年ＷＧ结束后，东台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开始拨乱反正。东台虽是一个小县城，但东台人却有着热衷政治的传统，政治热情是比较高的。从立场上看，虽不算极左，但也是偏左。历次政治运动东台人总能弄出点名堂来。ＷＧ中东台有二大造反组织，一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联军”，一是以农民、学生为主体的“二一五”。为了夺权，二大组织之间也舞刀弄枪，爆发过几次规模较大的武斗。龙干河抢枪事件全省震惊。八里的小评论和大演大唱曾经全国闻名。深挖“五一六“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甚至有人在学习班被活活打死。至于说上山下乡，批林批孔，东台更是走在其他地区的前头。这个传统，一直沿袭到后来的企业改制和旧城改造。这是后话。
       从1978年到1988年，全国开始进行四化建设。那时的东台人充满希望，满怀信心，胸怀理想，各行各业都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满腔热忱地工作着。当时有一句口号，叫做“把四人帮损失的时间抢回来”。言论也相对自由。过去在WG中被冲击的老干部被解放，出身不好的“地富反坏右”被平反。官员比较清廉自律。买紧俏商品开后门都会被作为不正之风批评。可以说是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每个企业都成立职校，鼓励年青人带薪学习，冲击高考。顺便说一句，当时老百姓的价值观不像现在，不是比谁家赚钱多，而是比谁家培养的大学生多。与现在精英体育、贵族体育不同的是，那时老百姓的业余文体生活非常丰富多彩。总工会经常组织文艺会演，举办职工运动会，农民运动会。各企业各乡镇都有篮球队、乒乓球队。医疗保障较好，企业职工看病全报，就连子女看病都能报50%的药费，这在今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住房条件没有现在好，但压力没有现在大，邻里关系之好在今天的人看来是无法想像的。年青人之间的交往比WG期间的禁欲主义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还是比较文明含蓄。影院里大量放映过去禁映外国影片和WG前的老电影，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纷纷从阴影里走出来，记得东台放映越剧电影《红楼梦》时有句顺口溜：红楼梦，山芋藤，东台街上踏杀人。堤西的农民坐船、堤东的农民坐拖拉机上街，一时盛况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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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三十年杂忆之三

        从８０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国内出版了许多久闻其名而不得的名著。由于文化封闭太久，很多人狂热地阅读这些书，从中吸取营养，了解世界思想的最新动态。逛新华书店是我们那个年代一件很享受的事情。那时书价也不像现在这么贵，碰到来了好书，还要托人开后门来买。记得有一次东台新华书店来了三十套WG后首次公开发行的《红楼梦》，是李希凡、蓝领作序的那种版本，很紧张。最后我托朋友好不容易弄了一套，如获至宝，一直保存到现在。我家书橱里的那些古今中外名著，都是那个年代一本一本积攒的。
        那是一个读书学习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最活跃的时代。好学上进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之一。社会、单位、家庭，对年青人学习总是持赞许的态度。在我的一生中，这也是读书最多的时光。对知识的渴求，使我们有些饥不择食，什么哲学的、历史的、经济的和文学的来者不拒，照单全收。尽管现在出版的书更多了，但读书的人却不如当年多了。如今现实的实惠代替了没有目的的阅读，功利主义的算计代替了对知识的渴望。即使读书，也是读实用性的应试之作。只有从严冬过来的人才知道春天的温暖，只有渴望求知而没有书读的人才能体会１９８０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的感受。读那些改变我们世界观的书，至今我仍然珍藏着——尽管它们既不是珍本，也不是善本。拿到市场上，这些书也许只是废纸，但在我的心目中，它们的价值无法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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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三十年杂忆之四

         八十年代是中国电影和戏曲最辉煌的时期。几乎每拍摄一部电影，都能引起轰动。戏剧也是百花齐放，现代戏、古装戏都很卖座。台城碰到上演新电影，或者来了大城市的剧团，常常是一票难求。在东台这个小县城，我有幸看到了上海京剧团、上海越剧团、上海淮剧团等全国有名的大剧团的演出，看了那些只有在电影上才能看到的名演员们的精彩表演。印像中童祥林、沈金波、张学津、齐淑芳、王文娟、徐玉兰、筱文艳、马秀英等等，都到我们东台来过。演员是那个时代最让人羡慕的职业，是很多年青人的梦。那时能分到影剧院工作的年青人，都是家庭有背景的或父母很有活动能力的。由于他们手上有好场次、好位置的票，所以不管到那里办事只要说自己是某某影剧院的，便会一路绿灯，很是神气。在电视没有像今天这样垄断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的年代，看戏、看电影是一个家庭很重要的的活动。它是大人的社交活动，孩子们的节日。去影院前，人们都要打扮整齐，就像要外出做客一样。孩子们的零食是必不可少的，爪子、花生、糖果下午大人就买好了。如果知道晚上要去看戏、看电影，孩子们从中午开始就兴奋，下午的课照例是听不进去了。去剧场的路上，孩子们会夸张地说笑、打闹，以引起路人的艳羡。大部分人都是提前进场，好碰到朋友、同事寒喧几句。开演后，剧场里马上鸦雀无声。大人小孩很快就沉浸到剧情里去，与剧中人同悲伤、共欢乐。情到深处，剧院中一片唏嘘。我们那一代人谈恋爱没有现在的年青人开放，一般不敢在大庭广众卿卿我我，所以剧院就成了那个年代年青人谈情说爱的最好场所，不知成就了多少美满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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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三十年杂忆之五

        可是，人不能总是生活在过去。老沉浸在怀旧情绪之中，只能说明自己老了，同时也说明对现实的无奈、对未来没有信心。但是列宁同志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历史是无法切割的，记忆也是无法清空的。作为一个东台人，既要向前看，憧憬家乡的美好未来，也要了解自己的今生前世，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主旨是谈老东台的人和事，做三十年的回顾，手头没有现成的资料，全靠记忆来动笔，所以回忆有点误是不可避免的。
       好了，不啰嗦了，切入正题。再来谈谈八十年代的经济吧。
       八十年代是我国文艺复兴时代，也是我国经济复苏时期。御用经济学家一直宣传这样的观点，说WG后我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建国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一直飞速发展。虽然WG初期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从林彪事件以后，中共中央就意识到不抓经济工作的危险，及时拨乱反正，把大部分精力逐步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受苏联的影响，我国在国民经济发展上采取的是先生产、后生活的发展方针，先后建立了东北工业基地、大三线军工工业基地、东北农业基地、东北华北能源基地、上海江苏轻工业生产基地，为后来的改革开放留下了一大笔厚实的家底。如果说WG后国民经济发展濒临崩溃，那当时九亿多人口岂不要饿死一半？  
       我们东台也是如此，经过建国三十年来的建设和积累，形成了门类齐全、规模适当的工商业格局。前文已说，当时有规模的市属企业就有四百多家，容纳了台城80%的人口就业，并每年向县财政局上缴很多利润。八十年代往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涌现出一大批依托本地资源和劳力优势发展起来的企业。如种扶桑的乡镇办缫丝厂、丝织厂、丝毯厂，种棉花的乡镇办棉花加工厂、棉纺织厂、服装厂，还有很多水产加工厂、食品加工厂，等等。当时的三仓、唐洋、安丰等都是乡镇工业搞得很好的乡镇。这期间也出了一批风云人物，如一仓拖配厂的王世和、三仓木材厂的丁大银、三仓酱菜厂的姜贵庭、富安缫丝厂的卢克松等等，磊达的汤广宏当时是卷着裤脚上班的梁垛砖瓦厂厂长，远没有现在显赫。王子纯的电缆厂那时还打着通信研究所下属厂的招牌在四处乱撞。在当时，正是这些由泥腿子组成的乡镇企业，以其灵活的用人机制、大胆的经营手段、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给当时体制机械的国有企业和大集体企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八十年代前，国有企业负责人的任免由县委组织部考察任命，企业提拔一个小股长都要到县委组织部备案。在企业内部，实行党委负责制，党的书记是企业一把手，什么事都要拿到支委会上去讨论。厂长经理只是业务负责人。行政机关和企业之间的待遇没有区别，企业干部干得好可以到机关任职，而很多机关干部还嫌机关是清水衙门，主动要求到企业任职。现在富腾的王小秋、国贸的缪荣春、水泥制品厂的武阳等人都曾是机关工作人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八十年代初期，由于商粮物供部门掌握物资供应权，有路子的军转干部转业后都是千方百计要往这些部门分，最怕往公检法部门分。结果到了九十年代末企业改制，这部分干部大多下岗，而原来很不情愿分到政法部门的干部却享受到了改革的成果。大概是从1984年开始，国家对企业的领导体制开始进行改革，由原来的党的一元化领导改革为厂长经理负责制。一时，很多企业负责人很难适应自己的新角色，于是，很多厂长经理培训班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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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三十年杂忆之六

       七八年到八八年的十年，是改革开放的的启动阶段和试验阶段。当时国家在深圳搞了特区建设。工业上学习浙江海盐衬衫厂的步鑫生，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全国很多地方出现了下海潮，工农兵学商，全民都经商。在经济发展上，中央推行的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由于存在价格双轨制，因此给很多倒爷提供了施展的空间。在东台，一时间也冒出很多小公司。走在路上，经常会看到路边站住二个人，煞有介事地在讨论钢材、棉纱、彩电的价格。物资部门红极一时，其下属的木、建、化公司，金属机电公司，煤炭公司，石油公司，都是当时效益、福利很好的企业。工厂里一些不安分的年青人开始向往围墙外的生活，有门路的开始动关系向物资和商业部门调，没门路的干脆下海做个体户，或跑到南方城市去谋发展。大概是八六年底吧，国务院发文，在全国开始深化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改革。刚开始的提法是给国有企业松绑放权，政府把企业干部任免权、生产经营权、劳动用工权、分配自主权、产品定价权逐步下放给了企业，国有企业经营体制开始变得灵活起来。


       从88年开始，也就是改革开放第二个十年的开始。在中央的推动下，全国各地开始进行经营承包责任制的试点。我记得东台流通领域第一家试点单位是市人民商场，有四、五组人投标竞争经理一职。地点在糖烟酒公司五楼，竞选的结果是原经理落马，纪小萍、刘增佑的二人组合中标。工业试点单位记不清了。随后，经营承包责任制在全县推广开来。从那时开始，企业才真正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实行承包经营后，国营企业脱离政府的怀抱变成真正的经营实体，生产经营活力被激发出来，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明显提高，职工的工资待遇、奖金福利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从九0开始，农村停止了大寨式记工的分配方式，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开始分给农民自己种植，农民的积极性大大得到提高。八八年到九八年的这个十年，可能是东台农民和职工收入增长幅度最大的十年。由于工人、农民的腰包里有钱，也促进了第三产业的繁荣。当时东台有人民商场、华联大厦、中百一店二店、供销商场、商业大厦、鼓楼大厦、棉麻商厦、金海商城以及星地超市等大中型商场。九五年以后，粮食局搞了个金谷大厦，供销社把商业局的纪小萍调过去创办了集零售、餐饮、宾馆于一体的苏中大厦。现在的国贸大厦的前身，那时是糖烟酒公司下属的一个二百平方米左右的东亭商场。


       在八十年代的中后期，国家做出了一项彻底改变国有和集体企业后来命运的重大决定，那就是财政投资体制拨改贷的改变。许多年青的网友可能只听说国有企业的破产倒闭是因为企业负责人贪污腐败、职工懒惰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国有体制僵化等一些专家学者的说辞。其实，真正致命的原因并不在此。这在后文将作详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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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三十年杂忆之七

       经济学家总是喋喋不休地说改革开放要以牺牲一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我却总是陷入“为什么要牺牲这一代人”的迷思之中。我竭力想把这段历史客观完整地反映出来，并从中找出问题的正确答案，但是总感到力不从心。
       接前文话题，谈谈财政投资体制“拨改贷”带来的变化吧。做生意要本钱，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最简单的常识。国营企业的本钱从哪里来？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国营企业投资资金筹措与使用主要是通过财政统收统支的单一渠道来实现。在这种体制下，收支二条线，企业收入全部上缴国家，企业的资金需求由财政统一划拨。只有少部分补充流动资金由银行贷款。但是，财政投资体制拨改贷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谓拨改贷，就是企业的基建资金、流动资金由原来的财政拨款改为向银行贷款。这样一来，国营企业就逐步陷入重重困难之中。主要表现在：
    1、资金注入不足。由于“拨改贷”等原因，出现了一批无资本注入或很少资本注入的“空壳”国营企业。
    2、企业更新改造资金和自有流动资金不足。当企业设备老化，需要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的更新换代时，自身无力进行，“拨改贷”后，迫使企业向银行贷款从事改造，形成高负债经营。
    3、国营企业社会负担沉重。主要包括三类，一是职工养老负担，二是企业办社会公益事业负担。三是冗员过多。这些负担侵占了相当部分的企业生产资金。
    4、政府部门行政干预造成损失。过去由于政企职责不分，政府部门控制企业的投资决策，直接干预生产经营性企业的借贷行为和专业银行的放款业务，一些政府官员和行业主管部门决策的项目失败或效益低下，造成企业债务负担和银行不良债权比例上升。


       以上种种困难造成国营企业经营困难， 内、外债拖欠严重，到处都是三角债。朱镕基上台后曾下决心要彻底整治三角债问题，结果铩羽而归。这也是朱下台后几件遗憾的事之一。资金，在九十年代后成了扼制东台乃至全国国营企业发展的瓶颈。以政府主导的各种改革试验形式如厂长经理负责制、经营承包责任制、股份制改造、“抓大放小”、破产重组、中外合资，逐一失效，社会上开始出现“下岗工人”和“待业青年”的新名词 。国营企业也改成了国有企业。（政府开始退出经营，只强调所有者的身份了）


       那时的金融部门成为决定企业命运的核心部门。各个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都想方设法和金融部门搞好关系。银行职员的家属成了各企业的香饽饽，哪个单位能调一个银行职员家属到本单位，就等于请回了一座财神菩萨。搞钱，是那一时期企业负责人的首要工作，也是能力的考验。为了能弄到贷款，企业的头头们动足了脑筋，吃饭、送礼、陪旅游、陪钓鱼，（那时泡澡按摩还没有兴起），千方百计要搞好关系。我那时经常到银行贷款，到信贷部门办贷款手续也很搞笑，一落座就要听信贷员们给你上经济活动分析课，个个都特能讲，口若悬河，离题万里，国际国内，天南海北，不讲到口干舌噪他们决不住嘴。这些钱弄回去也不是投入再生产，而是发放退休职工的医药费和退休工资，在职职工工资一般都是拖欠。                 


       大概是九七年吧，金融体制进一步改革，几大国有银行向商业化过渡，贷款权力上收，分管工商企业的东台工商银行贷款权也被盐城工行收上去了。企业原来的资金链条本来就绷得很紧，这样一来，企业的日子就更难过了。资金是企业运行的血液，当财政釜底抽薪，银行见死不救，企业又没有自造血功能时候，就只能失血而亡了。东台工业企业最早关门的好像是玻璃厂，造纸厂，印染分厂等，流通部门最早的是物资系统和纺工局的华联大厦。到九八年以后，关门停业企业逐步增多。根据统计，这一年，全市国营企业全线亏损。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全面暴露。归纳起来，企业资金短缺是表象，经济体制改革不配套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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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三十年杂忆之八

         相约九八后的第三个十年，即我说的“急转直下的十年”，也就是所谓的“矛盾总爆发”的十年。 这十年的主题词是：产权改革、下岗上访、两极分化、旧城改造、招商引资、全民创业。


       在多种改革药方经过临床试验被证明无效之后，企业进入一种“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的胶着状态。随着中央改革思路的转变，所有制改革这一理论禁区被经济学界频频涉足。针对所有制改革问题，理论界动足了一番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营”变为“民营”，使“产权重组”这一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经济体制改革此后进入攻坚阶段。


      大概是从九八年开始吧，东台首先从国有企业开始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提出的口号是“公退民进”。具体实施方法有公开出售、管理层收购、并购重组、破产清算等等。其中，以管理层收购和破产清算运用最多。参照的政策依据就是后来引起很大争议的九号文件。至今我还记得当时分管经济改革的市委付书记王业频，在电视上宣传“资源优化配置、交给能人经营的好处”的激情四射的讲话。对领导的讲话，我们总是虔诚地相信，可接下来的改革实践，就没有宣传的那样美好了。


       对大多数运行良好或尚能运转的企业，主要是采用管理层收购，由内部人购买。一般是由主管部门和评估中价机构对企业资产确定一个价格，然后按九号文件规定的可享受的优惠政策进行打折，再用应付职工的债务来抵算资产，这样七扣八扣，尽量把企业净资产做小或干脆做为零，最后由企业管理层或内部人定向认购。外部民间资本再雄厚，一般是渗透不进去的。这样做的好处是符合“稳定压倒一切”政治要求，企业能够平稳过渡，与职工不解除劳动关系，不会出现大面积下岗失业，暂时缓解社会矛盾。坏处是企业财富以一种不能令人信服的理由，不公平、不公正地急速向少数人手中转移，拉大了贫富差距，留下改革后遗症。东台的一些明星企业如工业上的磊达、马佐里、峰峰钨钼、富腾、东强、富安茧丝绸，流通上的国贸、苏中大厦等企业都是采用的这种方法。这种方法由于底层群众反映太大，后来被中央叫停。


       对部分资不抵债、或已经停业、或矛盾成堆的企业，则采用破产清算来作一次性了断。同样，由ZF和法院抽调人员组成清算组，由主管部门、评估中介机构进行资产评估，一般总是把负债做得大大的，资产做得小小的，破产剩余资产只能支付第一清偿顺序的债务。拖欠税款和银行债务则被一笔勾销。职工全体解除劳动关系，（不解除劳动关系其实也没有了）资产多的企业发个五、六千，少的发个二、三千遣散费，一帐算清，关门走人。这种方法严格的说已经不是改革了，是砸铜卖铁办后事了。采用这种方法的企业，在破产资产处置中问题多多，矛盾比较激化，老职工的退休金、医疗费很多企业都没有妥善解决好，群体性上访事件在那段时间几乎天天发生，ZF分管领导和主管局的头头们那段时间也是焦头烂额、疲于奔命。特别是到了后期，在各产业主管局要撤销的大背景下，各局赶时间、抢进度，操作上愈发不规范。由此留下了很多后遗症，如三十年工龄问题、五到七年问题、军转干问题等等。


        这一改制过程好象持续了三、四年吧，总之我感觉这是东台历史上最振荡的几年。回顾这几年的改革过程，平心而论，应该说是取得了一些成绩。一些企业在改制过程中，由于ZF监管得力，操作规范，职代会和工会组织积极发挥作用，企业负责人尚属正派，改制后企业迅速焕发生命力，生产经营快速走上正常轨道，为地方财政作出了一些贡献，职工的生活水平得到一定的改善和提高。但是，也有部分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激起广大职工群众的义愤。这些企业大致有以下共同特征：


1、大批职工特别是中老年职工被作为企业包袱下岗失业。


2、国有资产被原企业管理层低价或零资产受让后，再以高价转让，私人从中牟利。


3、不通过公平公开拍卖程序，低价、定向处置破产资产，损害了国家和职工的利益。


4、改制过程中弄虚作假、疑似侵吞国有资产。


5、极少数政府官员为企业主出谋策划，保驾护航；有的甚至摇身一变，改任“董事长”，直接攫取国有资产。


6、评估中介机构利欲熏心，放弃原则。工会组织被企业主绑架，形同虚设。


7、改制后企业主通过抽逃资本、高额分红、出卖变现、挪用资金等手法，


迅速将国有资产转入私人帐户，有条件的已经将亲属转移到国外。


8、改制后的企业主成了“朕”，作威作福，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依仗自己是纳税大户，有的甚至连国家法规和地方ZF都不放在眼里。而职工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收入越来越低，各种合法权益收到严重侵害。由于再就业困难，职工敢怒不敢言，生活水平水平每况愈下。


       我有一朋友，和我谈起过他们家近十年的的情况。一九九一年，他平辈的十四对夫妇共二十八个亲戚中，有一个人下了岗，那时这个人是他们全家重点照顾扶持的对象。逢年过节，家里亲戚都要接济一下那个下岗职工。到了二00一年，二十八个亲戚中除一个在邮局送信的，其他人全部下岗，反而那个最先下岗的人摆了几年地摊，生活有了点起色，逢年过节总是由他出面召集大家一起聚聚。吃饭的时候，大家感概万分，感叹人生无常，造化弄人。
       就在改革进入最艰难的阶段时，我们东台又连续搞了多期旧城改造，鼓励了房地产业在东台的过度开发。客观地说，旧城改造确实改善了一部分人的居住条件，生活质量得到提高，市容市貌得到改观。在拆迁过程中方法虽然有点粗放倒也可以理解。但是，也有二点突出的问题。一是正如E老师的观点，旧城改造是在东台企业效益不好、职工收入不高、实际支付能力很差的情况下进行的，有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意味。它提前吸走了东台老百姓后几年的消费基金和创业资金，使东台后几年的发展乏力。要知道，在温州一、二万元钱就能造就一个小老板。后来房地产的过度开发，又吸走了大量本应投入制造业的生产发展资金，生产资金、创业资金被转化为消费基金、投机资金，影响了东台的持续稳定地发展。二是彻底摧毁了老东台的人文特征---盐商文化遗产。老东台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民清徽式建筑、小街老巷，以及见证了老东台几十年政治、经济历史的老陈河广场，没有被有选择的进行保护性开发，统统灰飞烟灭。这种行为，恐怕将来要愧对子孙了。这十年，不管是褒是贬，注定在东台的历史上要留下重重的一笔了。


       招商引资、全民创业是这二年的事，电视、报纸天天在宣传，据说很好，我就不在这里聒噪了。但是，土地财政带来的问题恐怕也不容忽视。


       什么是改革？改革就是变法。中国几千年来有过无数次的变法，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历史证明，凡是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参与的变法，必然会成功。反之，则注定要失败。在当前这场利益关系重新调整、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大变革中，有的人得益了，有的人受伤了。得益不是一代人，它会惠及下一代甚至下几代人。同样，受伤也不是一代人，它同样会殃及一代乃至几代人。得民心者得天下，如何重聚民心、消弥这种社会大裂痕，恐怕是高居庙堂之人今后要静坐沉思、反复参悟的大禅机。否则，即使是铁打的江山、万代的基业，也会如同一江春水向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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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三十年杂忆之九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社会财富也在快速向少数人手中聚集。东台出现了一批先富起来的人群，用官方的称呼就新阶层。从形成的职业来看，大致分为五大类。
        第一类是七八十年代敢吃螃蟹的个体户。那时国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很多人不敢冒风险，怕“秋后算帐”。这时一批头脑活络的人、“蚤子多了不怕咬”的人，有待业青年、部分城镇居民和少数小集体企业境遇不好、收入不高的人，这些城乡生活的边缘群体，形成了第一批“敢吃螃蟹的人”——“个体户”。这些人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鼓舞下，靠自己的勤劳，也利用国家政策的不健全和漏洞，很快挖到资本积累的第一桶金，成为“万元户”、“十万元户”、“百万元户”。再转而买厂办厂，扩大再生产，从而发展壮大。如金丽达的许丽、国美的桑海兵、双龙的赵文龙，玖兴纸业的王喆等人。
        第二类是在企业改制中购买国企和集体企业的民营企业主。这是一批在政策和权力推动下制造的富翁。这些人当中有的原来就是改制前国有企业或乡镇企业的负责人，也称企业内部人，典型的代表是几大明星企业家；也有的原来是机关工作人员。如富腾集团、国贸大厦、饮服公司等单位的负责人，他们原来就是产业主管部门的公务员，对企业情况比较熟悉，九十年代末期看准时机、利用政策下海弄潮，吃到了公有制的最后一顿免费午餐。
       第三类是靠知识吃饭的中介机构和技术设计开发人员、职业经理，他们一半靠知识，一半靠政策支持的垄断资质，在一些专业领域斩获颇丰。如各种中介事务所、建筑设计院、检测站等等。


       第四类是国有垄断企业的负责人。如电信、移动、电力、烟草、盐业、金融保险行业等。不多说了，全国如此。


        第五类是靠权力寻租致富的腐败官员、一夜暴富的房地产开发商和灰色经济的冒险者（靠黄赌毒、制假贩假、非法传销等不法手段致富）。


       这部分人虽然在数量上只占到全市人口的5%--7%，但却掌握或管理着大半部分资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全市二分之一的税收。


       对这个人群，政府和普通老百姓截然不同的态度，颇值得玩味。


       因为GDP，因为税收，政府把这些富人敬如上宾，奉若神明。给官（规模大一点的企业在乡镇可以官拜到乡镇付书记）、给荣誉（五一劳劳动奖章、三八红旗手等）、给待遇（企业绿卡）、给资金（贷款授信）。每年召开的人大政协两会，成为富人嘉年华，两会实际上已成为“富人俱乐部、企业家协会”。


       普通老百姓人们对这个人群的看法却褒贬不一。对确有本事的，靠自己的智慧和辛苦把事业从小做到大的企业主们，人们是佩服的，崇拜的。比如对第一类和第三类的人群的致富，人们是心服口服的。


       对第二类人群，人们的情绪是复杂的，既嫉又恨。因为这部分人的原始积累带有原罪，带有掠夺大众的性质。


       对第五类人群，人们除了鄙视就是咒骂。


       平心而论，相当部分富人还是有素质的，有社会责任感，注重自身形象，也注重企业社会形象，乐善好施，生活上比较自律、检点。富裕以后也喜欢追求一点生活品味。事业上很拚命，有发展的内在动力。


       也有部分改制企业主，由于他们的财富来得太快，对未来始终有种不安全感。于是他们就畸形消费，斗富比阔，呼朋引类，声色犬马，包二奶三奶，开宝马，坐奔驰。有的虽是党员，却拜倒在如来脚下，迷信鬼神，往泰山寺一掷几十万眉头不皱，却舍不得为失学儿童捐点学费。东台未来的发展是指望不上这部分人的。


       更有的暴发户与黑恶势力勾结一起，成为社会毒瘤。黑金结合在一起，必然会养虎成患，危害社会，必须及早铲除。从我们这个论坛的贴子上披露的一些内幕，就可以看出端倪。


       任何时代都是需要榜样的。好的榜样，会引领社会新风，使民风淳朴，积极向上。我曾接触过一些浙江商人，许多人都是千万富翁，也开奔驰宝马，饿了就在路边小摊吃碗面，渴了就买瓶矿泉水，招待客人上馆子剩菜照打包带回家。在投资设备、投身慈善事业上却一掷千金，面不改色，出手大方。实在令人深思。


       再联想我市八九十年代的第一批改革者，有些人今天只拿八、九百元退休金。没有退休的挂在清算组拿三百元生活费。我曾在电视节目上看到，八九十年的改革风云人物，石家庄造纸厂的马胜利至今也只拿七百多元的退休金。这些人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为突破当时旧体制的樊篱，作出了自己的不懈努力，如今却没有像那些富人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不禁让人感慨万端。


       古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意思是说你再有钱，五代以后，你的财产也没有了，人们想一代一代永远延续财产，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虽然有财产是好事情，但是反过来，“自古磨难出英才，从来纨绔少伟男”。贫寒子弟读书成功率总是很高，富人家庭却常常产生纨绔子弟。所以，富人如果想清这个道理以后，就应该意识到，我不过就是这个社会里“看财产”的人，既然这样的话，我何不让我的财产更有益于百姓，更有效于社会？真正能像比尔盖茨做到的那样，大众看富人的眼光，或许会柔和很多......


       看到一篇文章这样写到：“这是一个由富人来定义一切的时代，我们活在一个资本说了算的时候。没有办法。虽然，资本和富人本无定义和命名这个时代的能力及思想深度。看来，我们只有等待了。或许，随着时间的流失，有些事情会发生变化。这同样是一个需要耐心甚至必须忍受屈辱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坚韧不拔的时代。愿那些有心人和有志者能够挺住，不要被粗砺的人世磨平了自己的机敏和棱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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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掌故——东台盐业两千年

        东台地滨黄海，自古盛产盐，历史上曾是全国的重产盐区之一，也曾因老政区内的“淮南中十场”而闻名天下。
        据《史记》载，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吴王刘濞在封国（古扬州），“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海煮海水为盐”（《史记·吴王刘濞列传》）以增加财源，扩张势力。从此，开创了东台境内盐业生产的历史。当时，由于西溪以东尚是海水滔滔的大海，所以境内盐区还在西溪以西一带。汉武帝即位后，为加强中央集权，财经政策方面采纳桑弘羊等人的建议，实行国家垄断铸钱，盐铁官营。在盐铁产制旺地设置盐铁官署，并没收私人煮盐铸铁器具，将盐铁产运销之权统一收归朝廷。其时，在今盐城设盐渎县，专管产盐。元狩四年（前119年）为解决国家财政急难，汉武帝招募民众煮盐。《史记·平淮书》载，“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又称煎盐），官与牢盆（牢，粮食；盆，煮盐器具）”。也就是说，官府提供煮盐器具，雇工煮盐，发给费用。当时盐民煎盐纳官进行的是具有服劳役性的劳动，其地位低下，向来被视为“土民”、“贱民”。尽管如此，煎盐还是开始成为一种正式职业。
      汉时的产盐方式是直接煎炼海水结晶为盐。煎具使用盘又称盘铁，一副盘铁由四角组成，每角又分多块，厚10～13厘米，每块重50余公斤，合则500余公斤，分户保管，彼此牵制，官方监督，以防私煎。使用时拼成一盘，直径3米多，周围边高0.4米，用铁栓合成，底平如盂，缝隙经卤汁结塞不漏。盘铁下为用土垡砌成的圆灶（即盐灶），四周设灶门七八眼用以烧草。一灶配盘铁一副，有盐民数家，轮流共煎，亦称团煎、团煮，灶民之称亦始此。盐灶周围弶芦芭障用以挡风，露天操作，遇雨即停煎。一般在暑天或旱季举火，燃热盘铁，盐民们往灼热的盘铁上泼海水取盐。烧一昼夜谓之一伏火，可煎六盘，每盘200公斤左右。由于盘铁厚而大，难以烧灼，因此，每举火一次，通常连续生产半个月左右。这一时期，由于生产工具较为笨重，而且煎盐费时费燃料，生产技术较为落后。但随着盐丁的增多，规模的扩大，沿海煎盐逐渐兴起。
        到了唐代，由于海水常年累月带来泥沙的沉淀，海岸线逐渐由东冈沙堤（自然形成的堤，即今范公堤基）东移，当时境内新淤陆地土质盐分极高，盐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并在堤岸沿线的南北地带相继建立了虎墩场（元代改称富安场）、小陶场（北宋改称安丰场）、东台场等。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全国产盐区设五国十监管理盐场，东台盐区归属海陵县海陵监（监署设于今泰州）。当时，在海陵、盐城两监，曾以免除徭役为优惠条件，招募无业游民到两淮地区煮盐。但由于沿海生产条件极其艰苦，自愿迁来者仍然很少，劳动力奇缺。刘晏任两淮转运使以后，改革盐法，废官营专卖制为官商专卖制，并在盐场设盐官，监督盐民自行产盐，负责把盐民生产出来的盐全部收购，然后就地卖给盐商，盐税加入盐价之中，盐商交款后，就可以自由运往各地销售。从而使盐民不受存盐莫售之苦，商人亦无积压资本之顾忧，既调动了盐民产盐的积极性，又引来了一批四方游民，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盐业生产的发展，故而，淮南盐异军突起，东台盐业也从此走向兴旺，而成为淮南重产盐区。南唐升元元年（937年），泰州海陵监署移驻东台场（署治今人民大会堂址），管辖境内南北8个盐场，其时的制盐方法已较汉代有很大进步，不再直接煮炼海水成盐，而是先淋卤再煎卤成盐。广大灶民开沟引潮，铺设亭场（亭户之名始此）。创造了“刺土成盐法”，即耕海边咸土，隔宿之后，将土覆盖草上作溜，溜高0.7米左右，方3.5米，底设竹筒，在溜边砌一卤井，用海水浇溜淋卤，经竹筒流入卤井，然后入煎。此法不仅成盐快，而且出盐率高。据唐《元和郡县志》曰：“今海陵县官置盐监一，岁煮盐六十万石。而楚州盐城、浙西嘉兴、临平两监所出次焉。”足见当时东台境内的盐产总数已相当可观。
        宋代的盐业生产承唐、五代旧制，仍实行民制、官收、商销制度。并划分严格的行销区域，越界有禁，出境受罚。当时，扬州设盐转运院，产盐区的管理机构大为监，监管场。北宋开宝七年（974年）海陵监移撤后，在西溪设盐仓监管辖何垛、东台、丁溪、草堰、白驹、刘庄各场。各场煎盐实行催煎制，盐官为每灶丁制定一年的“额盐”，称为“丁额盐或正额盐”。规定灶丁每年煎正盐35石，折合2625公斤（《太平寰宇记》）。各场还设催煎官若干，专门监督、催促、稽查灶民煎盐。天圣六年（1028年）范公堤筑成后，阻挡海潮，遮护民田，屏蔽盐灶，使盐业生产有了保障。此时的灶民利用广大的滩涂草荡资源，大胆实践，择盐份重、土质硬的平地摊晒草灰淋卤，在“刺土成盐”的基础上又创造了“晒灰采卤法”。其煎盐经过碎场、晒灰、淋卤、试莲、煎盐、采花等6道工序后，不仅出盐率更进一成，而且盐质“色白、粒大、干”，时有“淮盐甲天下”之称，境内各场所产之盐自然在内。据史料载，宋时的盐税收入常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当时，两淮共建盐场25座，其中22座为淮南所属，盐课占全国之首，而淮南又以海陵监所辖盐场产盐为最厚。据《宋史·食货志》载：淮南有楚州盐城监（辖7场），年产盐41.7万担；通州丰利监（辖7场），年产盐48.9万担；泰州海陵监（辖8场），年产盐65.6万余担。由此可见，东台宋时已为淮南产盐之冠。
        自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夺淮入海，沿海淤积成陆速度加快，淮南范公堤西盐场相继废置，盐灶东移至堤东近海荡地。乾道七年（1171年）撤西溪盐仓，各场始设场大使（场官）分治。至元代，东台、木并茶、角斜、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丁溪、小海、草堰、白驹等场均已建成，各场沿范公堤设立场公署，其辖地由范公堤逐渐向东直线辐射至10多公里之外的近海海滩。据明《淮南中十场志》和清嘉庆《东台县志》等有关史料记载，明代，境内盐业生产进入黄金时代，当时境内设泰州盐运分司（明洪武元年即1368年设）驻东台场，管辖栟茶、角斜、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丁溪、小海、草堰等10场，史称“淮南中十场”，各场均在东台老政区内，其中东台、何垛、梁垛、安丰、富安5场在今政区内。且由于海岸线的东移，盐区已东播至今南沈灶一线。当时各场仍仿前制，灶民煎盐纳官，官付给工本费。正统六年（1441年），官府将工本费易钞为米，灶民得以勉强糊口。这在当时乃是一种进步，刺激了灶民煎盐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盐业生产的发展。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朝廷进一步改革盐法，废除传统的官盐制，实行商灶制，将原来的官府收盐改为专商（时称垣商，又叫场商）收购，同时，大力倡导改造煎具，广泛建造小盐灶，统一制造直径1米深20厘米的铁锅和直径1米深7厘米的铁钅敝，发至灶户自煎。锅钅敝煎盐不仅轻便易操作，而且煎盐省工省草。东台各场盐灶使用锅丿以后，始建灶房，土墙草盖，以蔽风雨。屋内置盐灶，一座灶一般一锅两钅敝或一锅三钅敝，前钅敝后锅，锅深钅敝浅，锅预热卤水，钅敝煎盐。即盐灶起火后，将卤池中的卤水装锅预热，然后把热卤舀入钅敝中煎熬，直至结晶成盐，如此作业，昼夜不停。当时，24小时为“一伏火”，一座盐灶一伏火可产盐二三百斤。盐产量大幅度提高，盐业市场进一步活跃。东台境内的盐业生产也从此进入鼎盛时期。据有关资料显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仅东台、何垛、安丰、梁垛、富安等5场，多数年份盐产量近200万担，至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达到最高峰，实现年产量225.8万担。盐业的兴旺，吸引了四方游民，纷纷来到各场煎盐为生。一时间，出现了“烟火三百里，灶煎满天星”的壮景。与此同时，淮南盐区，尤其是古扬州（东台县时属扬州府泰州）出现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大盐商，乾隆为之感叹说：“盐商之财伟哉！”其生活也是一掷千金，穷奢极欲。安丰场诗人吴嘉纪曾用诗对盐商的豪华奢侈生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广陵（即扬州）奢尤甚，巨室如王公，食肉被纨素，极意媚微躬，欢乐成  愚，不幸财货丰。”可那些创造财富的广大盐民，其生活则苦不堪言。正如吴嘉纪诗中写到的“早夜煎盐卤井中，形容黧黑发蓬蓬。百年绝少人生乐，万族无如灶户穷。”
        由于东台处于淮河、长江两大径流入海的汇流处，清代中叶新生陆地泥沙含盐量开始减少，而海岸线东移的速度仍然较快，至清嘉庆时海岸线已移至今黄海公路以东二三十里的地带。黄海公路以西的广大灶区，潮汐不至，土卤日淡。加之清王朝的逐渐衰败，整个淮盐都走向衰落。境内从唐至清跨越5个朝代兴旺发达的盐业生产至此也由鼎盛时期跌落下来。据统计，嘉庆七年（1802年）东台、何垛、富安、安丰、梁垛5场产盐225.6万担，道光六年（1826年）产盐69.84万担，年产量以4.77％的速度逐年递减。清末民初，曹钅敝、三仓、唐洋一线以东地区土壤含盐量也日淡，到处是茂密的草荡，盐民私垦者众多。民初，实业家张謇在沿海兴办盐垦公司，大规模开垦植棉。盐业生产的衰落加剧，致使民国政府被迫多次裁场倒灶，但东台沿海的盐业生产直至20世纪50年代，在淮南都占居一定的地位，泰属总场公署及以后的两淮盐务管理局、淮南盐务管理局等均曾设驻东台城。新中国成立后废灶兴垦的步伐加快，至1961年盐民全部转农，仅剩6副盐灶、亭场续煎作为副业，年产盐仅有6000多担，到1987年全部息火停煎。至此结束了东台两千年余的产盐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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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掌故——与烧盐有关的东台地名

        东台古为产盐之地。从唐玄宗时代至清中叶，东台沿海都是全国重点产盐区。如今，偌大的盐区内，虽早已不见当年的亭场盐灶、锅丿仓垛，但由烧盐而留下的地名遍布境内范公堤以东广大地区。
        一、场  盐场是古代所设的一种产盐的专业机构，始设于唐代宗宝应年间（762—763年），东台老政区内曾设有栟茶场、角斜场、富安场、安丰场、梁垛场、东台场、何垛场、丁溪场、小海场、草堰场等10个盐场，即历史上著名的“淮南中十场”。后因场署周围居住的人多了而形成了村庄，场名便成了地名，如当今的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等，所不同的是在原盐场名称后面去掉了“场”字。因当时各盐场是沿范公堤而建的，所以，由“盐场”而得名之地均分布在原范公堤一线，也是东台境内最早设专场烧盐之地。
        二、亭  按《旧唐书·食货志》载：煎盐处为“亭场”。《宋史·食货志》亦称“煮海为盐，其煮盐之地曰亭场”，即取卤制盐的地点为亭场。由于东台为重产盐区，至宋代已亭场林立，故“东台”便又在一些文人的笔下出现了“东亭”这个雅称。
        三、团  自汉代，煎盐工具使用的是官铸官给的巨大“盘铁”，一副盘铁分四角，每角又分数块，分户保管，使用时再用铁栓拼成一盘，彼此牵制严防盐民私煎、私贩。到了唐代，废盘铁，改用又高又大的铁锅，铁锅虽比盘铁改进，但仍比较笨重。所以，这一时期的盐灶都比较大，每灶都有亭户数家，轮流共煎，亦称团煎、团煮。直至明万历年间（1753—1620年），官府改造煎具，制造统一轻便的小型铁锅丿，推行小灶制，从此，传统的“团煎”改为“散煎”。但带“团煎”之意的地名却仍沿用至今。如正团、中心团、杨家团、新团、南垛团、西海团等。由于“团煎”之际，境内盐灶分布在范公堤沿岸及其以东附近，所以带“团”字的地名大都分布在今梁垛、台东、四灶等镇乡。
        四、灶  特指旧时煮海水煎盐所用的盐灶。由土垡砌成，灶台圆型，四周开灶门，用以烧草，上按煎盐的锅丿煎具。北宋开宝七年（974年），西溪设盐仓监管盐场后，各场煎盐均为官盐制，为防盐民私煎，曾规定每场设盐灶10座，每灶有灶民20户，按场造册，划3至5灶为1甲，每甲设1名甲头，专门监视盐灶起火、停火，督催灶民纳盐归仓。于是，每座盐灶便有了各自不同的名称。后来，有些盐灶周围住户多了，发展成村庄，灶名便成了地名。一般以灶户的姓氏、称谓或绰号而命名者居多，如沈灶、包灶、朱灶、陈章灶、张家灶、孟家灶、刘家灶、袁三灶、练七灶、李四灶、野花灶等。另一种是以灶所处的东西南北中的方位命名，如南张家灶、北张家灶、中张家灶、东顾家灶、西柳家灶等。再有一种是以灶排列的顺序号命名，一是单纯顺序号，如头灶、一灶、三灶、六灶，最多编号为十六灶；二是顺序号前加姓氏，如朱家一灶、丁家五灶、何家十灶；三是顺序号前加方位，如东七灶、西八灶。也有以事物命名的，如福兴灶（今属范公镇），相传宋开宝年间（968–976年），虽累遭水灾，该灶却丝毫无损，有福兴旺盛之兆，故得名。安丰原有座盐灶，被海水冲毁后重建，因而取名“新灶”。“货郎灶”则是因邻户是一家挑货郎担做生意的。灶名起用于宋代，至明代，因盐区东播至范公堤以东附近，所以，带“灶”字的地名也随盐区的逐渐东移而由范公堤逐渐东播至今头灶、六灶、南沈灶一带。
        五、丿  是煎盐用的一种敞口的铁丿锅，直径1米，深7厘米。兴用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当时废大灶改小灶，统一推行轻便的锅丿煎具，灶台置前丿后锅，一灶一锅两丿或三丿，锅预热盐卤，然后再将热卤入丿，经猛火直烧，结晶成盐。至清代，盐区再度东播至今黄海公路附近，新增盐灶周围居住的人也日渐增多而形成了村庄，这些村庄便以姓氏后加一个“丿”字命名，以示该姓氏的人曾在此烧过盐。如曹丿、华丿、练丿、潘家丿、孙家丿等等。
        六、仓  指盐区积贮盐民所煎之盐的盐仓。西汉时吴王刘濞在今泰州设置海陵仓，用于积贮如皋蟠溪地区所煮海盐。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扬州设仓，堆存转输通、泰场盐。北宋建隆年间（960–963年），泰州盐区（东台原属泰州）仅设仓一处。至明洪武元年（1368年），泰州盐运分司下辖各盐场均建仓贮盐。凡灶户所煎之盐一律经报数、过秤、登记、捆包、验收后入仓堆存，待转输运销。一时间，东台境内设仓若干。至今仍带有“仓”字的地名有：一仓、三仓、四仓、五仓等等。主要分布在明清时储盐集中的今三仓一带。
        七、总  “荡为草源，草为盐母”，各盐场把沿海草荡划分为与海岸线垂直的若干长条块，高价出租给灶户煎盐，时称长条块为“总”。如头总、五总、八总、十总、十二总、十八总等等。这些地名以当年茂草丛生的今许河、新街、唐洋等地居多。
        八、垛  盐民煎盐烧火用的是柴草，每逢秋冬季节，盐民们将租得的海滩草荡柴草收割，堆成一个个巨大的草堆，又称“草垛”，以便来年煎盐之备用，一些地方便由“垛”而得名，如梁垛、何垛等。
        诸如此类因烧盐而得名的地名象闪烁的繁星，随时空隧道有规律地分布在东台境内范公堤以东的广大地区，巧妙地记述着古人在这块土地上“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烈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的生活经历，拓荒者的姓氏也永远地镶嵌在这片热土上。


（崔益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