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年冬天,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北京的五湖四海的调查又来我庄子里,结合庄子有个别反对董加耕,那时董加耕还在北京开三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呢。一夜之间董加耕就成了假标兵、黑标兵,我也成了反革命家属。从那以后红卫兵一会儿上盐城把董加耕关起来三考六问,甚至严刑铐打,盐城街上还贴满了大字报,一会儿说我是反革命家属,摘掉红卫宾袖章。在这之前我还要写一个小插曲:董加耕外去从团支委书记到滨海工作队去了,他外去一直到批评明从来没回过家,他就把这产生队这么大一个摊子丢给我来挑,他家里还有老母亲和其他事,什么也不问了,可我忙坏了。这时我感到婚姻的危机,一是我第一个孩子流产了,一个人第一个孩子留产就不容易再怀孩子;二是家里家外对董加耕找对象不满意的人讲,说我再不会生孩子了,甚至说我蚂蚁也爬不出一个了。我听了心里不好受,有一种危机感,更严重董加耕这么多人追求他,他这么多天不回家看看,很可能对婚姻不满不如回避,我越起越害怕。有一天丢下手上的事,我跟别的同志借了二元钱上盐城来找董加耕谈谈,想问他是否后悔。如果后悔,我们还可以分手,他听说我的来意,他连连表示歉意,说:北京会议多,南京会议多,工作队事情多,团支委事情多,我根本无法分开身子,请谅解。我说我不是扣住你不放,而是怕你认为找我这个对象委屈了你,分手也是对你一种爱,体谅你,关心你。董加耕再三解释,我听了他的话,回家又继续干起来了。回家后,工作组也慢慢地撤了,来董伙参观的人也少了,记者也就更少了,我记得有来采访的记者、放电影的同志、实习的学生,体验生活的演员那么多,一夜之间都走了,可又来了十几个五湖四海调查团的学生,听他们口号喊喊,大小字报贴贴,一下子把这些人都吓跑了,所以我这个反革命家属就当定了。从此从政阶上 比人矮三分,可董伙的群众由于我当了十几月的生产队长,大家对我有感情,从没把我当坏人看。当然在独家舍子上又远,也听不到那些人的声音,我也从来不上庄,因为那时庄子上的群众对这些造反派很有反感,我怕我上庄上去说我挑动群众斗群众,也防止群众有过急行为做给我看,所以文革几年我从不上庄,我就在家里当反革命家属,带老带小。也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认识了不少不同角色的人。归根到底的一句话:我相信共产党的信念不变,董加耕不是坏人,是打不倒的,一定会落实政策,重新会站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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