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开始连载《东台掌故》，其重要说明在本贴首页“红字”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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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从今天开始连载《东台掌故》，其重要说明在本贴首页“红字”部份。本文不另外开贴，只在本贴下连载。
     《东台掌故》由东台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编写 。根据要求仅供网友学习、交流、参考，不得用于任何商业用途。

东台掌故——隶属演变

       据史料记载，远古时代，东台境内的海岸线在西溪一线，东为大海，古称淮夷地，属九州（远古行政区域）之一的古扬州。西周武王分封，在苏州建立吴国后，属吴国。春秋后期，吴国被越王勾践灭掉之后，淮夷之地“吴亡入越”。到了战国时期，越国渐衰，楚怀王灭掉越国，淮夷之地又“越灭入楚”。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封建国家，他推行郡县制，将全国分为36个郡。东台地属东海郡广陵县，县治所在今扬州市。


        楚汉相争之际（前206～前202年），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时为楚国东阳郡属地。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刘邦平楚，次年封刘贾为荆王，东台为荆国东阳郡广陵县地。汉高祖十二年，刘邦封刘濞为吴王，建都广陵（今扬州市），东台属吴国广陵县，地称“海陵”（因其地高阜而又傍海而得名）。西汉元狩六年（前117年）建海陵县，县治所置于今泰州市，是年始置临淮郡，辖海陵等29县。当时海陵县领海安、西溪2镇，西溪为海陵煎盐之区，西溪之名也始见于此。


        东汉光武帝刘秀继位后，废400余县，海陵县并入东阳县，历时12年方复置海陵县。东汉末年，曹操起兵经过官渡之战，统一了中原，随后又掉转马头，挥师南下，意欲鲸吞荆州与江东，进而统一全国。其时，刘备与孙权联兵，合力与曹军抗争，江淮沦为战争之地。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恐滨江郡县为孙权抢夺，遂迫使居民内移，“江淮之地不居者数百里”，境内也成为一片空地。公元254年吴会稽王孙亮兴师攻打魏，收复失地，复置海陵县。


        司马炎代魏称帝后改国号晋（西晋），并于武帝咸宁六年（280年）灭吴，置徐州部广陵郡，领海陵县。东晋安帝义熙七年（411年）析广陵郡，设海陵郡，领建陵（侨置）、宁海、如皋、蒲涛（今白蒲）、临江五县。其时，东台地域在徐州部海陵郡建陵、宁海两县境内。有史料记载，建陵县域即在今时堰、溱东一带。按《泰州志》载，建陵县在东台的边城，和海陵县相接。按《晋书》载，建陵县城遗址在“海陵县境，地名青蒲（即今溱东镇青蒲庄）”。从青蒲挖掘的古桥、古井石栏、古生物骨骼、古陶器等地下文物看，青蒲似古代的一座城池。关于宁海县，有西溪为古宁海县治之说。根据明《嘉靖惟扬志》（原文如此，应该是淮扬吧，或是维扬？未核实）中隋唐扬州图所绘，宁海县城遗址在今东台县境。诗人吴嘉纪《泛舟西溪》诗中有：“兰桡欲进意徘徊，临海居民安在哉？榛莽空看栖雁去，城池但有暮潮来。……”并自注：“西溪，即古临海县城。”嘉庆《东台县志》也载：临海在西溪镇。但这里所说的“临海”实为“宁海”。按宋《州郡志》载，建陵郡有宁海，“无临海或声近而讹也”。至今西溪尚有“衙场”、“牢子头”、“城门口”等古地名。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杨坚开国后，废海陵郡，复置海陵县，建陵县并归海陵县，东台地域横跨海陵、宁海两县。先后隶属扬州总管府和江都郡。唐高祖李渊武德九年（626年），宁海县省入海陵县，东台地属重署海陵县。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全国分10道，时属淮南道扬州海陵县。昭宗景福元年（892年）杨行密为唐淮南节度使据扬州，后被封为吴王，东台地域复属吴国。


        随着东台境内盐业的日益发达，南唐昇元元年（937年），于海陵县置泰州，海陵监（与县同级）移至东台场，东台之名始见于此。到了元朝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东台地域复归海陵县境域。至正十三年（1353年）白驹场盐民张士诚率众起义，于二十三年在平江路自立为吴王后，海陵县属张吴泰州。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海陵县并入泰州，直隶中书省扬州府，并设西溪巡检司。同年，设泰州盐运分司，辖东台、安丰、富安、何垛、丁溪、草堰、小海、栟茶、角斜场盐课司。武宗正德十五年（1520年）盐运分司署移置东台场，驻东台场鼓楼街（今人民大会堂处【呵呵，原文如此，建设太快，现在应该是原人民大会堂处，现百盛附近】），东台各盐场为其所属。


        清世祖顺治皇帝于顺帝二年（1645年）平定江南后，改南京为江苏省。圣祖康熙六年（1667年），分江南省为江苏、安徽两省，其中江苏省辖扬州等8府，当时东台地属扬州府泰州。世宗雍正元年（1723年），置水利同知驻东台镇，专辖里下河水利。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分泰州东北九场、四乡设置东台县，与泰州同属扬州府，治所在东台镇（今鼓楼街口南50米、公园路西侧）。宣统三年（1911年）九月二十三日，响应武昌起义，东台宣告光复，十月初四成立东台县民政署（1913年改称县公署）。至此，其隶属均无变化。


        1912年，民国政府废府厅州制，设省县二级制，东台县直属江苏省。1914年6月，根据北京袁世凯的法令，江苏省分为金陵、苏常、沪海、淮扬、徐海5道，东台县属淮扬道。1919年春，淮南垦务局成立，设于原何垛场署内，管理各盐场的盐务和垦务。其后，盐务又先后归属于泰属总场、两淮盐务管理局、淮南盐务管理局等。1927年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废道改行省县两级制，东台县再度直属江苏省。1933年3月改归江苏省第八行政督察区（后改称泰州行政督察区）管辖。1934年归属江苏省盐城行政督察区。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黄桥战斗胜利后，乘胜北上，解放东台，于当年10月15日建立东台县抗日民主政府（地址在旧县政府内），先后隶属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区、苏北临时行政区。1941年隶属苏中区及二、四行政区。1945年改属苏皖边区第一行政区。1949年5月苏皖边区第一行政区改为苏北泰州行政区，东台县为其所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元月，东台县由苏北泰州行政区划属苏北盐城行政区。1953年元月，苏南、苏北行政区和南京市合并置江苏省，东台隶属江苏省盐城专区。1983年盐城专区改地级市，东台为其市属县之一。1987年12月国务院批准东台撤县建市（县级），仍属江苏省盐城市管辖。

{崔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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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掌故——人口溯源

           东台，在那远古的年代，这里是一望无垠的大海，整日潮水悲鸣，充满了寂寥。后由于江河泥沙淤积而逐渐成陆。据青墩（原属东台，现属海安）、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证，早在新石器中、晚期，东台境内已有人类活动的足迹。据载，淮夷部族（古族名，因居淮河下游一带而得名）人是率先开发本境的先民，夏、商、周时代，分布于西溪以西地带，从事渔猎、耕种，繁衍后代，从而给这片海赐的土地带来了生机。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淮夷部族“皆散为民户”，并渐与内地来的先民融汇。当时，区域内“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nou）”，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之地理环境的约束和控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口增长极慢。


        西汉初年吴王刘濞立国广陵（今扬州）之际，招致亡命煮海水为盐，东台（当时称海陵）西溪一带沿海迎来了最初的烧盐人。汉武帝即位后，为解决财政急难，又从四方招募民众煮盐。烧盐人队伍开始了微妙不彰的增加、壮大。这些烧盐人便是东台近两千年烧盐历史的始祖，也是最早拓荒东台沿海滩涂的先民。


        汉代，东台境内迎来的另一支先民是居住东南的古越人。据史料载，春秋末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雪耻，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位霸主。但后因历史的变更，到了汉代，古越人也逐渐解体为多支，其中分布在今浙江南部瓯江、灵江流域的一支称瓯越人，又称东瓯人，相传是越王勾践的后裔；分布在今福建北部、浙江南部的一支叫闽越人，传说闽越王也是越王勾践的后裔。后来闽越人又分为繇和东越两部。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瓯越人遭闽越人攻击，遂迁居江淮之间。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东越王馀善反抗汉朝统治失败。部分族人也被徙役至江淮地带，东台西部地区自然在其内。迁徙而来的东南古越人与先居者互为融洽，终年以煎盐、捕鱼、打猎和耕种为业，同劳作，共生息，代代相传。


        两晋南北朝时期，是南北方人民大融合的时期。西晋末年，政治腐败。“永嘉之乱”后，中原地区因连年的战乱与天灾，造成了可怕的饥荒，出现了“人相食”的严重惨状。为避乱荒，山东兖州百万汉族居民移迁江淮地带，其中有许多大族率乡里民众集体南迁。东晋安帝义熙时（405～418年），统治集团为保持中原士族的特权，按原籍贯设置侨州、侨郡、侨县。据史料载，当时古沭阳界的建陵县居民乔迁置今东台的时堰、溱东一带，重新设置了建陵县、山东兖州移民无疑成为东台历史上人口的一支重要来源。


        唐代以后，随着境内盐业生产的日益兴旺，对四方民众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并陆续来此安居，其中也包含了一些朝廷流放人员。宋代范公堤的修筑屏蔽了盐灶和农田，串场河的开凿方便了盐运和农灌，加之煎盐从原始的“煮海为盐”到“刺土成盐”和“晒灰采卤”法的技术进步，使境内盐业生产逐步居于淮南之首；中原移民带来的曲辕犁，弯月镰和先进的生产技术，范公堤西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无疑扩大了人口来源，加速了人口增长。但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南下，焚掠扬州，幸存者数千人而已，为避战火，境内居民外逃者无数；宋末元兵南下，淳祐二年（1242年），元、宋战于两淮，江淮为之一空。元朝建立后，元世祖忽必烈统一的中国版图范围比汉、唐还大。为了修补战火的创伤，曾采取“听民自实两淮荒田，免税三年”等措施，力图恢复江淮之间的农业生产，但恢复过程十分缓慢，众多农田荒芜，无人耕种。与之相比，淮南盐业生产恢复较快，元天历年间（1328～1330年）年产达380万担。在此过程中，不仅外流乡民陆续返乡，而且还带来了一批四方民众，境内人口也日益增加。


        到了元末，由于朝廷残暴的统治，“惹红巾万千”。其间，东台老政区内的白驹场盐民张士诚不堪官府和盐商的重重剥削，率众立杆起义，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据守平江（苏州），朱元璋苦战不能攻克。但张士诚在苏州自立为吴王不久，便满足于已有的成就而不思进取，生活奢靡，以致士无斗志，纪律松弛，并一度为保全吴王的称号而听命于元。元至正二十七年张被朱元璋所败，被俘后，张士诚不屈自缢而死。朱元璋积怒，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驱逐大批苏州阊门一带商户百姓至张士诚的家乡白驹及沿海各盐场，从事煎盐劳役。后又因“戍边屯田”陆续从苏州等地，迁来没有土地的民户4000余户，到此沿海各盐场充作烧盐的煎丁。历史上称“洪武赶散”。至今民间还流传“祖先是从苏州阊门搬迁而来”之说，所以也称“阊门赶散”。苏州先民主要分布在范公堤西及今安、梁、富一线，后逐渐散居全境各地。同时也给各地带来了江南文化和生产技术。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为避“靖难”之灾，又一批苏州居民依据淮南盐区。据梁垛发现的《南梁范氏墓祠记》的碑文载：“……南梁范君誉端，（范）文正公嫡传也。溯公长子纯佑，为监簿房之始祖，传四世至国宝公，于有明永乐时避乱徙淮（南）。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时新公复自淮徙泰州之南梁。……”由此可见，避灾乱来淮南，尤其是移迁南梁（今梁垛），是为依附于原“洪武赶散”已定居的苏州籍居民。据《东台市志》载，今东台境内的王、陈、张、朱、杨、刘、李等八大姓氏，相传祖籍都来自苏州，现已传至23世，人口达31万，占总人口的26.5％。


        随着海岸线的日渐东移、范公堤的筑成，加快了东台西部江淮平原爽咸速度，土地日趋肥沃，农事渐丰。东西两部平原，“亭灶相望，依附取用，农事盐课，两得其利”，形成盐粮集散之地。尤其是明清两代，煎盐器具“锅钅敝”替换了旧时的盘铁，境内盐业生产进入鼎盛时期。盐粮之利，促进了贸易市场的繁荣，各地商人前来经商的接踵而至，如京江（今镇江）人到东台经营南北货，徽州人经营茶漆，并设置京江会馆，徽州会馆等，还有一批盐商也陆续定居落户。至今在富安的老街上仍留有明代盐商豪宅多处。这些南北商人也成为东台历史上人口来源的一分支。据统计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东台县编户已达215219户，丁男485151人，未成丁者358912人，妇女大小471191人，合计1315974人。


        清末民初，由于盐业生产的日益衰退，沿海废灶兴垦。1917～1919年，南通、海门、启东等地有9756户棉农，53053人先后迁居东台的唐洋、新街一线，从事垦荒植棉。又一次给东台这个由四方汇入而来的先民们世代繁衍生息而发展起来的大家庭注入了新的活力，人口队伍空前壮大。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人民饱受战争的创伤和灾荒、疾病的磨难，加之，战时需要，所辖区域划出过半，1949年全县总人口仅为658125人。新中国成立后，东台人民在这块光荣的土地上安居乐业，人口有计划地自然增长。如今，在这块拥有230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养育着117万勤劳、勇敢、朴实的东台人民。在这个汉族人聚居的大家族里，呵护着166名少数民族兄弟，17个民族兄弟手牵着手，心连着心，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东台而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崔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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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台掌故——境界范围  

  

         东台居南通、泰州、盐城三市交界处，东濒黄海，西界兴化，南邻海安，北毗大丰，西南与姜堰接壤，距省会南京260多公里。
        嘉庆《东台县志》载：东台于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建县时，以原有泰州东北境之栟茶、角斜、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丁溪（原小海并入丁溪）、草堰（乾隆元年白驹并入草堰）9场和溱潼、时堰、南芗、西北4乡地区（合计8都70图691庄）为县境，其四至为：东至黄海；西90里至凌亭角与兴化县分界；南70里至塔墩与泰州分界；北40里至旧白驹场与兴化县分界；东南160里至栟茶场与如皋接界；西南85里过溱潼镇至卞武庄与泰州分界；东北240里至斗龙港口，为苏北一大县。据嘉庆《东台县志》关于疆域县境的按语载，分县时，丁溪、草堰、白驹、刘庄实属东台十四都，但刘庄、白驹的管辖问题，清嘉庆时早有争执，因久久未定案，所以悬而不录。故而嘉庆《东台县志》所载的县境四至八到，“北四十里到旧白驹场范堤界牌头”，并非分县时县境的北界。再根据《江宁舆图》和“大清会典馆”旧图审定的东台县境，北至三角圩东北角800丈、大团闸口97里接盐城县界。按此说，东台分县境域南北长128.5公里，东西袤140余公里。安丰场袁承业曾有初步统计，全县有面积5125平方公里，其中堤西1475公里，堤东3650平方公里（东淤滩涂未计入）。
        裁汰泰州盐运分司，设立东台县志后，承前制，丁溪、草堰、西团、小海、北沈灶、刘庄、白驹等场盐务上属东台管辖，沿例征收灶粮，就近受理词讼，而考生学籍、捐纳、议叙、人员及旌表等均属兴化，形成交叉管理的格局。清末，咨议局选举，为争取选民引起场镇归属问题纷争。清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咨议局筹务处按勘界委员袁国均意见，扎定暂按“变通办法”，刘庄、白驹两场镇选民暂归兴化，丁溪、草堰、小海、西团、北沈灶5场镇选民归东台，以免贻误选举，将来分界事宜应由两县另禀请勘。
        早在清乾隆元年（1736年），白驹场就因海迁卤淡并入了草堰场，到了1912年，刘庄场也因卤淡无盐而并入了草堰场，至此，白驹、刘庄两场都先后并入了东台辖内的草堰场，但当年国会、省会在进行选民资格调查时，兴化、东台两县再度引起对刘庄、白驹、丁溪、草堰4场镇归属问题的纷争，且久争未果。1914年，因选期迫近，兴化、东台两县暂且权宜，刘庄、白驹2场镇选民资格调查暂归兴化县办理，丁溪、草堰2场镇归东台县办理。选期过后，两县均为及时请勘疆界，故场镇归属纷争悬而未决。直至1918年夏，刘庄、白驹才正式界定从东台划归兴化，丁溪、草堰仍归东台，这是东台县境的第一次变迁。其时，东台县人口仍达126.9万人。
        1929年，兴化再度对丁溪、草堰三闸座（均在范公堤上）要求与东台共管，两县再度起纷争。时为兴化、东台两县县界的串场河，是丁溪、小海、草堰境内的一条夹河，夹河以西的一片土地，再次划归兴化，这是第二次县境变迁。1932年，江苏省政府拍阜宁、东台、兴化三县县长在草堰会同勘界，直至1940年方确定：草堰以永定桥东西村标为界，丁溪以串场河西岸为界，两岸树立界碑为志，西属兴化，东属东台，疆界争端从此结束。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为适应战时需要，东台与邻近各县境域皆有频繁的变动，其四至八达收延不断，且屡变屡缩。1940年11月，奉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令，东台划三区（栟茶）及四区（富安）的十个乡归新建立的泰东办事处管辖（翌年2月，泰东办事处改称泰东行署，6月改建泰东县），县境南界首次北收。1942年5月建立台北县（即今大丰市），东台县的小海、西渣（原三渣）、垦区划归台北县，县境北界南收；11月，泰东县并入东台县，县境南界扩至立发，李堡一线。1943年初，东台县的李堡区及富安、唐洋的部分乡划归兴泰东地区，后并入紫石县（即今海安县）；4月，中共紫石县委开辟（原东台县的五、六区）仇湖时堰地区，建立仇时区，6月划为仇湖、时堰两区，归属紫石县；9月，栟茶南部地区划归如皋县，与该县丰西区合并，至此，县南界全县大幅度北移，境域大规模缩小。1944年1月，苏中行署决定，新解放的东台堤西（原七、八两区）地区划归新建立的兴东行署（后又先后改称兴东县和溱潼县），属二专署领导，东台西境东移，境界进一步缩小。同年11月，撤销台北县，并入东台县，并进的有小海、滨海、堤东、垦区、西渣5个区；12月，紫石县的李堡区、海安区划归东台县，县境南北两线外延。至此，境域南北距50公里，东西距65公里，总面积4375平方公里，人口约90万人，是苏中地区最大的县。
        由于解放战争形势的需要，1945年9月，东台县垦区划出，建立大中集特区，直属苏中区领导；10月撤大中集特区，重建台北县，小海、滨海、堤东区划归台北县，县境北界南收。是年11月，兴化县廉贻区划归东台县，县境西北界外延；紫石县的时堰区划归东台县（后分为城南、时堰两区），县西南界外延；东台的李堡区与角斜区的角斜、周庄、杨庄、沿北、范堑及贲家集、贲家巷以南、富家滩以东地区划归紫石县，县境南线北移。1946年10月，东台县廉贻区划归溱潼县，县境西北界内收；同时，城南、时堰区划归紫石县，县西南界也内收；11月，重建泰东县，12月，撤销泰东县，所辖柴湾、西喠（chuang）、栟北、李堡区划归东台县，往复变动后，县南界稍内收。1949年5月，东台县的西场、喠口区划归海安县（原称紫石县），海安县的台南、时堰、溱东区划归东台县，县境域外延。是年6月，苏北泰州行署决定，东台县唐洋区南部的李堡镇、前进、李灶乡；角斜区堤南的角斜镇、角西、沿北、范堑、杨庄、双缪乡，堤北的光明、来南、十里乡划出重新建立李堡区，归属海安县。至此，东台县原有行政区域划出过半，总面积缩减为2308平方公里，人口相对减少，从此结束了大东台的历史，也结束了县境频繁变迁的历史，至20世纪末，其境域均保持了相对稳定。
        随着社会经济综合实力的发展，1987年，东台由县跨入了县级市的行列，其境域承县境。市境四至：东濒黄海，海岸线南起新港闸；北至北舍以北与大丰市（1998年建立县级市）林场交界；南部的新东、新街、唐洋、富安、安丰、梁垛、后港、溱东8个乡镇，与海安县的老坝港、旧场、角斜、李堡、北凌、大公、古贲、仇湖、瓦甸、沙岗等乡镇接壤；西南的溱东镇与泰县的洪林、沈高、溱潼等乡镇毗连；西部的时堰、广山、五烈、廉贻4镇，与兴化市的戴南、张郭、唐刘、陶庄、戴窑等乡镇相接；北部的台东、海堰、头灶、曹丿、新曹5镇，与大丰市的草堰、三渣、北沈灶、大桥、潘丿、林场等乡镇场为邻。据统计，呈矩形状的境界南北最大宽度36.5公里，东西最大长度63.25公里，到2000年底辖28个建制镇（此处照原文录入，经过乡镇机构改革，现建制镇个数已大为减少），已拥有人口117万。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自然地理条件，在江苏中部地区都占有极大的优势，具有较好的发展前程。


（崔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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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掌故——地域的形成

       东台地处江苏中部平原，黄海之滨，其地理座标在北纬32○33’～32○57’，东经120 °07’～120°53’之间，处于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带。据统计，全市拥有土地总面积2308平方公里，以范公堤为界，东西两部分属海滨平原和江淮平原。这片热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西到东，历经了漫长的江河泥沙沉积、并陆，海岸线均匀向东扩展的渐进过程。
        远在新石器时代，长江和淮河东流入海所夹带的泥沙，沉积而成的长江北岸沙咀（原县境南的青墩沙岗子）和淮河南岸沙咀（原射阳湖畔的南缘），不断向海延伸。由于季风的影响和海潮的壅阻，堆起了南北向的沙冈，成为古海岸。西溪以西海湾被封闭成为泻湖（浅水海湾因湾口被泥沙淤积成的沙咀或沙坝所封闭或接近封闭形成的湖泊）。泻湖形成后，由于长江、淮河带来的泥沙不断淤积，湖中生物残体的不断累积，再加之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大约在6000多年前，泻湖逐渐淤浅分化，堵塞湮废，分割成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泊沼泽，部分演变为陆地，逐渐形成较为平坦的江淮平原。
        有史料载，古海岸出现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江苏沿海海岸线大致稳定在赣榆、板浦、阜宁、盐城至海安一线，在海岸线附近形成数条沿岸堤，其中较为有名的是东冈沙堤，因该堤是由泥沙和浅海贝壳堆积而成的，故又名贝壳沙堤。该堤于3300前开始形成，大约在2000多年前露出海面，北起范口、大沙，经灌云下车、灌南城头、滨海潘冈和建湖上冈，再向南经沟墩、盐城、草堰和东台入海安境。据考证，至秦汉时期，东冈沙堤之东仍为滔滔大海，堤西地区随着江淮农业的发展和浅海近岸“煮海为盐“的兴起，已局部形成村落，并于西汉元狩六年（前117年）建西溪镇。此后，随着煮盐业的发展，依傍大海的盐亭、灶地不断产生。但海水西灌频仍，常导致庄稼失收，房舍漂浮。为抵御海潮袭击，唐大历二年（767年），淮南黜陟使李承沿东冈堤由楚州庙湾至海陵县境（即东台境，当时东台属海陵县）修筑捍海堤，又名常丰堰。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年），范仲淹任西溪盐仓监官时，继常丰堰沿东冈沙堤兴修捍海堰，北起庙湾场，南至栟茶场，得名范公堤。范公堤筑成后，“始无海患”（《扬州府志》），外流民户纷纷返乡，聚落由西溪东展，范公堤沿岸的刘庄、白驹、草堰、何垛、东台、梁垛、安丰、富安、角斜等制盐专场、灶地徐徐形成以盐业生产为主的小集镇。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南迁夺淮入海，由长江、黄河南北两方的丰富径流带来大量的泥沙，使东台一线的海岸线开始由范公堤逐渐东移。新生滩地杂草丛生，渺无人烟。明弘治七年（1494年）黄河全流夺淮以后，倾泻大量的泥沙又在沿海堆积。范公堤以东泥沙淤积遂大大加快，每年以100多米的速度向海延伸，平均10年左右向海伸展1公里，逐渐形成海积平原。至明代后期，范公堤以东15～20公里的今南沈灶一带地域已形成陆地。清代前期继续延伸至今三仓一带。伴随海势东移，灶民数番东迁，在卤厚草茂的滨海之际，建亭立灶，安家定居。进而范公堤以东的南沈灶、四灶、头灶、六灶、三仓等地串珠般的聚落相继形成，并随着人口的滋增，逐步形成小集镇。
        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三仓以东一线沙洲与海隔开，形成泻湖。继而三仓以东的巴斗山、弶港两片沙洲，遇低潮即露出水面。但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北徙后，沿海泥沙来源骤减，淤积成陆速度锐慢，直到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两片沙洲方与岸滩相接，大片成陆。自清代中叶，今黄海公路一线附近，新的灶地。庄舍披露头角，炊烟袅袅，星散于茂草之间。清末至民国时期，弶港也由渔墩逐渐形成小集镇。迨至废灶兴垦，东南部草荡和东北部荒废灶地内迁入外地棉农5万余人，大批垦植，村落拔地而起，新街、唐洋、曹丿、华丿等中心村落很快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小集镇。
        新中国成立后，东台沿海的海岸线长期相对稳定于弶港以东一线。政府曾先后数次有计划地动员范公堤西、通榆、安弶一线居民东迁至渺无人烟的八里风洼、渔舍等处荒滩碱地，筑堤围垦，逐渐在新海堤内形成王港、八里（初名“五七”）、新东（初名“新垦”）等聚落，至20世纪70年代末又相继发展成集镇。至此，东台地域历经千年的淤涨、聚落，由范公堤向东伸展了60多公里。据调查，由于海流的作用，长江泥沙向北推移，黄河三角州被海浪侵蚀的泥沙南下沉积，海滨平原仍在缓慢淤涨，且东台弶港以东海域南北潮波汇合处，淤涨速度快于其它海域。新海堤外滩涂面积已达155万亩之多，且每年新淤滩地近一万亩。以致东台沿海滩涂宽径居江苏省乃至全国之首，其最大值达15公里。逐渐形成的新滩地，是东台得天独厚的后备土地资源。
        东台地域同为泥沙淤积而成，大海所赐，却横跨东西两大截然不同的自然区域。沿东冈沙堤，唐、宋两代先后修筑海堤，防御了海水的西袭，加速了堤内泻湖的淡化以及土壤的脱盐。宋代以后，为防御黄河和淮河之水侵袭，又在里运河两侧修筑了人工堤岸，从而控制了上河地区的来水，促进了江淮平原的形成与发展。至明清两代拓浚串场河、运盐河（泰东河）、蚌蜒河与内水外排的各闸下引河构成一体后，地势低洼的江淮平原已逐渐发展为沟河纵横，水源充沛，土壤肥沃的“鱼米之乡”。
        范公堤以东的海滨平原，属盐沙土质区，随着海势的东迁，土壤盐质日益淡化。清末民初，废灶兴垦，历经沧桑，逐渐成为棉、旱粮的优良种植区。
        如今，在东台这片海赐的土地上，一个具有现代气息的中等城市雏形已悄然形成。无论是纵观，还是鸟瞰，她都是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一片蕴藏着潜在优势的土地，一片充满希望和生命力的地方。
（崔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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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掌故——建县始末

       东台，古为海陵县（今泰州）地。到了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东台境域的人口已超百万。但由于东台地处黄海沿线，区域范围大，居民居住分散，人口繁杂，又远距泰州，民事纠纷频繁，社会治安日趋复杂，命盗案件不断，上告泰州府，泰州府又鞭长莫及，故而悬案、死案累累发生，且愈演愈烈，民众怨声载道，纷纷要求建县。


        乾隆四年（1739年），扬州知府高士钥，报请设置东台县，在划分疆域时，海安绅士力争县治设在海安，后经扬州府调查驳复，依然争议不已，于是建县问题暂“缓议”。二十七年东台水利同知沈元辉，又以东台“地广事繁为由”，力请设县也无结果。三十一年泰州知府王镐，又以泰州“地广难治”先后两次建议，亦均无结果。三十二年两江总督高晋等人，再次联名向吏部呈奏：“扬州府属之泰州，襟江滨海，环列东台等十盐场，东西广二百九十余里，南北一百二十余里，周围绵亘八百里，统计村庄一千九百余处。幅员辽阔，烟户繁多，一切刑钱事件，甲于他邑，知州一官，实有鞭长莫及之势。查州之东台镇，地方离州一百二十里，毗连何垛，地广人稠，为州东第一大镇。向设同知一员驻扎其地，专司兴东两邑串场各河及各处闸座并盐场词讼等件。惟是同知分属佐贰，并无地方之责，凡遇命盗重案，仍归知州审理。一切自理词讼，每有原告控厅，被告赴州具控，彼此纷争，反多牵制。若将同知裁汰，改设知县，分疆管理，则滨海重地，控制得宜，实与吏治民生，大有裨益。仰恳圣恩俯准，将原设东台水利同知一员裁汰，即于东台地方改设知县一员，将附近村庄划为疆治。所设新县，即以东台同知衙门改驻，毋庸另建……所有新分县治，并恳钦定佳名，永昭遵守，谨合词具奏”。后吏部复文：“议准。泰州地方裁汰东台镇同知，改设知县一员，划界分治，已奉旨定名东台。所有分隶一切事宜，行令按款核议。……一切地方巡缉，承追、承变、承审等件，俟新县莅任分界后，扣限办理。八月二十四日奉旨依议”。是年十月正式获得批准。从泰州东北120里处向外析出角斜、栟茶、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丁溪（含小海场）、草堰（含白驹场）9个盐场和溱潼、时堰、南芗、西北4乡，合计8都70图691庄外附111舍，设立东台县治。


        分县治获准后，县城址定于何处？又引发争议。一种意见是选西溪镇为县城址。其理由是：西溪早于西汉年间就建镇，为千年古镇，历史悠久；据有关文字记载，西溪镇曾为宁海县域，虽尚缺权威性论证，但民间确有其说；北宋年间，泰州也曾在西溪设盐仓监管沿海各盐场；当时的西溪为市井繁华，寺庙纵横的海滨重镇，所以在西溪镇建县为最宜。另一种意见则是主张选西溪东边的东台场为县城址。其理由是：自南唐昇元元年（937年）泰州海陵监置于东台场长达37年之久；泰州盐运分司设于东台场，管理境内十个盐场，历经明、清两个朝代；随着海势的东迁，境内以烧盐、捕鱼为主业的作业区也已东移，距西溪日远；东台场地处境内中心地带，人口相对集中，且交通发达，市场繁荣，又是通盐的枢纽，发展前景明显优于西溪，故在此建县为最佳。后扬州府批准，同意在西溪之东的东台，场建县。


        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东台县正式建立。县治沿前例，行知县制。县署设知县一人，掌管全县政务，如判决争治，断定法刑，劝农赈贫，诛除滑奸，兴办教育，颁布政令等。县丞一人，协助县令工作，训导一人，专管科举，教导生员，典史一人，负责缉捕盗贼，查办案件。当时，东台县署就置于东台镇五铺（县治在东台场区域设东台镇，镇区划为六铺），其址原为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御史齐宗道以明真观故址创建的察院，后圮。清乾隆五年（1740年）在其上修建了水利同知的衙门。东台县署就利用原水利同知衙门扩充改建而成（地址在今鼓楼街口南约50米、公园路西侧，现仅存门头）。县署内设三班、六房，均受命于县令、县丞。三班即皂班、壮班、快班，负责警卫、捕盗。六房为吏房，户房，礼房、兵房、刑房、工房，由胥吏承当，承办县内下属人员的任免、升降、考核、调动，土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礼仪、祭祀、科举，兵役、军械，刑狱，工程、工匠、屯垦等事宜。东台县丞署设于西溪，批准建县时一同裁撤西溪巡检司（明洪武元年设置），并改巡检司署为东台县丞署。按奏请，撤水利同知，建县治，原水利同知就地任县令。清乾隆《东华续录》有载：“分江苏泰州属东台镇为东台县，裁东台同知为知县，泰州判缺为东台水利县丞”。东台县的首任知县为贵州毕节人王玉成（举人）；王谟为首任县丞。至此，东台建县的各项事宜方告终结。


         从高士钥开始请求建县，到高晋奏准建县，前后达30年之久，足见东台建县之艰辛。


                                                                （金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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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掌故——抗战时期东台的政权

       抗日战争时期，东台县曾经同时存在过三个县政府，这是东台政权史上仅有的奇观。窥此一斑，可见当时东台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
        1940年10月初，陈毅、粟裕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新四军部队在黄桥击败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后，乘胜北上，于10月8日挺进东台城，国民党东台县政府闻风逃至堤西水乡。10月15日，陈毅在红兰别墅召开东台各界人士座谈会，宣布东台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政府机关设在旧县署内。


        1941年2月，日军出动大批军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对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发起大“扫荡”，疯狂进攻泰州、东台、兴化等地。面对兵力、装备都占有明显优势的敌人，中共东台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撤出了东台城，在堤东广大地区坚持抗日。2月21日，东台城第二次被日军占领（日军第一次占领东台城是1938年3月25日，由于人民群众的自发抗击和战争形势的变化，同年7月25日，日军撤离东台）。3月18日，日军控制下的伪东台县自治会成立，1942年1月，伪自治会改为伪东台县政府。


        此后，东台县境内出现了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侵略者卵翼下的汪伪三种政权同时存在的复杂斗争局面。其基本态势为：伪东台县政府在日伪军的操纵下，统治着境内主要的点（集镇）、线（交通干线）和15个乡镇。伪县长吕景颜（东台城人，国民党员）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担任伪县长期间，积极推行伪化，反共反人民，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他建立了伪保安大队，自任大队长，甘愿充当日伪鹰犬，带领敌人下乡“扫荡”；在其统治区内，他横征暴敛，巧取豪夺，肆意榨取民脂民膏，并在文化上推行奴化教育。


        国民党顽固派东台县政府，盘踞在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经济相对发达的堤西七（溱潼）、八（沈埨）两个区。他们与日伪暗中保持默契，积极反共，不断制造摩擦，蚕食抗日民主根据地。其县长先后为周佑民（安徽萧县人，1939年－1944年1月任职）、杨昉（浙江萧山人，1944年1月－1945年7月任职）等。


        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台县抗日民主政府撤出东台城后，控制范公堤以东的38个乡镇。县委、县政府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建立广泛的抗日爱国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配合新四军一师主力部队，歼灭大批敌有生力量，粉碎了日伪军多次“扫荡”，同时与制造摩擦顽固反共的国民党军队针锋相对，予以打击；在经济上，实行减租减息，废除一切不合理的苛捐杂税，努力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在文化上，开展明理识字运动和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娱活动，提高民众的素质。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东台成为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心区。东台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先后为彭冰山（湖南茶陵人，1940年10月－1940年11月任职，建国后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徐宗田（安徽固镇人，1941年1月－1941年5月任职，离休前任华东工学院副院长）、李逖（广西来宾人，1940年11月－1941年1月任代县长，1941年5月－1942年11月任职，离休前任广东省经委副主任）、董希白（安徽贵池人，1942年11月－1946年9月任职，建国后任外交部国际条约司司长）等。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三方政权的斗争局面很快呈现出敌消我长态势。根据地军民越战越勇，沦陷区不断被我方收复，1944年5月19日，伪东台县长吕景颜等人在乘汽艇去大中集为日伪部署“屯垦”时，被台北县（今大丰市）独立团伏击活捉。抗战胜利后，在惩奸运动中，根据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抗日民主政府于1946年5月2日在东台城城北大操场召开公审吕景颜万人大会，次日吕伏法。国民党东台县政府在多次反共阴谋被我方挫败后，日益和日伪勾结在一起。县长杨昉纠合顽固反共的国民党税警团残部，公然打出了东台边区反共特务总队的旗号，并于1945年6月27日流窜到富安黄金坝，妄图在此安营扎寨，长期盘踞。6月30晚，苏中地区主力在东台军民配合下，攻打黄金坝，战斗持续到7月1日下午3时，守敌除杨昉只身潜逃外，被我方全歼。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台县委、县政府立即率领全县军民向境内的日伪军发起最后的进攻。10天内收复大小据点40处。8月30日夜，占据东台城的日伪军仓惶逃跑，次日，东台军民收复东台城，伪东台县政府倾刻瓦解。


        三方政权同时存在的局面结束后，东台境内的局势变为共、国对峙。1946年6月，解放战争爆发。同年10月，国民党军队对东台大举进攻。东台人民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又经过两年的决死苦斗，终于在1948年10月解放了东台全境。


（李佳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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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掌故——第一次建市

          1987年12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东台撤县建市。这是东台历史上第二次建市。早在1948年，东台就曾建立过县级市。
        1948年10月初，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隆隆炮声，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第三十三旅逼近了东台城。驻守在城里的国民党整编第四师王卓如部自知大势已去，反抗如螳臂挡车，于10月10日夜仓惶由水路逃亡溱潼、泰州，东台城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东台县委和县政府为接管东台城，于1947年11月就恢复建立了东台城区区委和区政府。1948年6月10日，县委对新收复市镇的工作作出了贯彻党的城市政策、维护秩序、发动群众、加强战备等指示。8月30日，又成立了由县长何患、公安局副局长封耀、财经局副局长陈逸生、富安区区委书记胥德元、安丰区区长崔瑾等组成的城市工作专门小组，领导城市工作。10月11日，城区区委和政府从农村迁回东台城，并立即开始工作。
        东台城地处水陆交通要冲，是苏中北部地区有一定规模的市镇，搞好其工作，对于我们党总结城市工作经验，做好即将到来的苏南大城市的接收工作，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东台城解放后，华中工委多次对东台城的各项工作进行专题研究，直接向东台下达指示、指导工作。参与接管东台城的华野三十三旅在部队入城前颁发了政治命令，命令指出：东台是苏北的中等城市，人口五万人以上，我们的一举一动在政治上影响很大。全旅同志入城后，在思想、行动上，必须遵守政策纪律，爱护城市，爱护一切资产和广大人民。命令提出了八条具体规定，要求部队切实遵守。
        1948年11月12日，华中行政办事处电令成立东台市，任命顾维汉（如皋市人，1916年生，1940年参加革命，1941年入党）为市长、蔡美江（如东县人，1907年生，1941年2月参加革命，同年4月入党）为市委书记。东台市委、市政府直属华中一地委、一专署领导，下辖东台、金拱、启平、西溪四个镇，原东台县城区建镇撤销。12日，东台市委、 市政府成立，在旧县署内办公，市委设组织部、宣传部、民运部、社会部等工作机构，市政府设秘书室、公安局、民政科、司法科、教育科、生产建设科、货物管理局、邮电局、生产推进社等工作机构。
        12月16日，市长顾维汉在庆祝市政府成立大会上说：“我们不但要建设一个人人有饭吃、有衣穿，市面很繁荣的新东台，还要在这里创造更多的城市工作经验，准备收复更多更大的城市。”
        嗣后，市政工作全面展开。党的基层组织和工会组织很快建立起来，市属4个镇和浴室、人力车、砻坊、箩工行业建立了党支部，56名工人积极分子被吸收入党；在浴室、人力车、香工、箩工等5个行业职工分会成立的基础上，成立了市职工总会筹备会，1670人加入工会组织。治安管理得到加强，查获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埋藏的3门小炮、72支步枪及一大批弹药，逮捕了反动党团主要骨干分子；大力禁赌禁娼，收容强讨恶化的游民20余人，大批受国民党反动宣传欺骗而逃亡的人员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回归；建立船舶管理站，管理帮船、快船。金融货管工作成绩突出，全市在20天内彻底排除了国民党的货币——法币；发放小本贷款1800万元（旧币，相当于现人民币1800元），支持小商贩和手工业生产；随着逃亡人员的回归，已关闭的商店陆续开业；加大出口贸易尤其是棉花等战略物资的管理力度，平衡进出口比例。在文教方面，迅速恢复了中小学教育，对学生实行免费入学；筹建民众教育馆，进行社会教育；通过书报、墙头漫画、街头流动宣传站、戏剧等各种形式，广泛进行“我必胜，蒋必败”教育、党的方针政策和支前教育。饱受战争创收的东台城很快焕发出勃勃生机。
        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大进军的步伐，大中城市相继回到人民的手中。1949年1月18日，华中行政办事处决定撤销东台市，将初具城市管理经验的原东台市的党政领导委派接管新解放的城市。东台市所辖四镇仍划归东台县，恢复城区建制。接着，东台县委、县政府从三仓移驻东台城。东台的第一次建市尽管只有三个月，但她在东台历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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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掌故——东台盐业两千年

             东台地滨黄海，自古盛产盐，历史上曾是全国的重产盐区之一，也曾因老政区内的“淮南中十场”而闻名天下。


        据《史记》载，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吴王刘濞在封国（古扬州），“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海煮海水为盐”（《史记·吴王刘濞列传》）以增加财源，扩张势力。从此，开创了东台境内盐业生产的历史。当时，由于西溪以东尚是海水滔滔的大海，所以境内盐区还在西溪以西一带。汉武帝即位后，为加强中央集权，财经政策方面采纳桑弘羊等人的建议，实行国家垄断铸钱，盐铁官营。在盐铁产制旺地设置盐铁官署，并没收私人煮盐铸铁器具，将盐铁产运销之权统一收归朝廷。其时，在今盐城设盐渎县，专管产盐。元狩四年（前119年）为解决国家财政急难，汉武帝招募民众煮盐。《史记·平淮书》载，“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又称煎盐），官与牢盆（牢，粮食；盆，煮盐器具）”。也就是说，官府提供煮盐器具，雇工煮盐，发给费用。当时盐民煎盐纳官进行的是具有服劳役性的劳动，其地位低下，向来被视为“土民”、“贱民”。尽管如此，煎盐还是开始成为一种正式职业。


        汉时的产盐方式是直接煎炼海水结晶为盐。煎具使用盘又称盘铁，一副盘铁由四角组成，每角又分多块，厚10～13厘米，每块重50余公斤，合则500余公斤，分户保管，彼此牵制，官方监督，以防私煎。使用时拼成一盘，直径3米多，周围边高0.4米，用铁栓合成，底平如盂，缝隙经卤汁结塞不漏。盘铁下为用土垡砌成的圆灶（即盐灶），四周设灶门七八眼用以烧草。一灶配盘铁一副，有盐民数家，轮流共煎，亦称团煎、团煮，灶民之称亦始此。盐灶周围弶芦芭障用以挡风，露天操作，遇雨即停煎。一般在暑天或旱季举火，燃热盘铁，盐民们往灼热的盘铁上泼海水取盐。烧一昼夜谓之一伏火，可煎六盘，每盘200公斤左右。由于盘铁厚而大，难以烧灼，因此，每举火一次，通常连续生产半个月左右。这一时期，由于生产工具较为笨重，而且煎盐费时费燃料，生产技术较为落后。但随着盐丁的增多，规模的扩大，沿海煎盐逐渐兴起。


        到了唐代，由于海水常年累月带来泥沙的沉淀，海岸线逐渐由东冈沙堤（自然形成的堤，即今范公堤基）东移，当时境内新淤陆地土质盐分极高，盐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并在堤岸沿线的南北地带相继建立了虎墩场（元代改称富安场）、小陶场（北宋改称安丰场）、东台场等。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全国产盐区设五国十监管理盐场，东台盐区归属海陵县海陵监（监署设于今泰州）。当时，在海陵、盐城两监，曾以免除徭役为优惠条件，招募无业游民到两淮地区煮盐。但由于沿海生产条件极其艰苦，自愿迁来者仍然很少，劳动力奇缺。刘晏任两淮转运使以后，改革盐法，废官营专卖制为官商专卖制，并在盐场设盐官，监督盐民自行产盐，负责把盐民生产出来的盐全部收购，然后就地卖给盐商，盐税加入盐价之中，盐商交款后，就可以自由运往各地销售。从而使盐民不受存盐莫售之苦，商人亦无积压资本之顾忧，既调动了盐民产盐的积极性，又引来了一批四方游民，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盐业生产的发展，故而，淮南盐异军突起，东台盐业也从此走向兴旺，而成为淮南重产盐区。南唐升元元年（937年），泰州海陵监署移驻东台场（署治今人民大会堂址），管辖境内南北8个盐场，其时的制盐方法已较汉代有很大进步，不再直接煮炼海水成盐，而是先淋卤再煎卤成盐。广大灶民开沟引潮，铺设亭场（亭户之名始此）。创造了“刺土成盐法”，即耕海边咸土，隔宿之后，将土覆盖草上作溜，溜高0.7米左右，方3.5米，底设竹筒，在溜边砌一卤井，用海水浇溜淋卤，经竹筒流入卤井，然后入煎。此法不仅成盐快，而且出盐率高。据唐《元和郡县志》曰：“今海陵县官置盐监一，岁煮盐六十万石。而楚州盐城、浙西嘉兴、临平两监所出次焉。”足见当时东台境内的盐产总数已相当可观。


        宋代的盐业生产承唐、五代旧制，仍实行民制、官收、商销制度。并划分严格的行销区域，越界有禁，出境受罚。当时，扬州设盐转运院，产盐区的管理机构大为监，监管场。北宋开宝七年（974年）海陵监移撤后，在西溪设盐仓监管辖何垛、东台、丁溪、草堰、白驹、刘庄各场。各场煎盐实行催煎制，盐官为每灶丁制定一年的“额盐”，称为“丁额盐或正额盐”。规定灶丁每年煎正盐35石，折合2625公斤（《太平寰宇记》）。各场还设催煎官若干，专门监督、催促、稽查灶民煎盐。天圣六年（1028年）范公堤筑成后，阻挡海潮，遮护民田，屏蔽盐灶，使盐业生产有了保障。此时的灶民利用广大的滩涂草荡资源，大胆实践，择盐份重、土质硬的平地摊晒草灰淋卤，在“刺土成盐”的基础上又创造了“晒灰采卤法”。其煎盐经过碎场、晒灰、淋卤、试莲、煎盐、采花等6道工序后，不仅出盐率更进一成，而且盐质“色白、粒大、干”，时有“淮盐甲天下”之称，境内各场所产之盐自然在内。据史料载，宋时的盐税收入常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当时，两淮共建盐场25座，其中22座为淮南所属，盐课占全国之首，而淮南又以海陵监所辖盐场产盐为最厚。据《宋史·食货志》载：淮南有楚州盐城监（辖7场），年产盐41.7万担；通州丰利监（辖7场），年产盐48.9万担；泰州海陵监（辖8场），年产盐65.6万余担。由此可见，东台宋时已为淮南产盐之冠。


        自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夺淮入海，沿海淤积成陆速度加快，淮南范公堤西盐场相继废置，盐灶东移至堤东近海荡地。乾道七年（1171年）撤西溪盐仓，各场始设场大使（场官）分治。至元代，东台、木并茶、角斜、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丁溪、小海、草堰、白驹等场均已建成，各场沿范公堤设立场公署，其辖地由范公堤逐渐向东直线辐射至10多公里之外的近海海滩。据明《淮南中十场志》和清嘉庆《东台县志》等有关史料记载，明代，境内盐业生产进入黄金时代，当时境内设泰州盐运分司（明洪武元年即1368年设）驻东台场，管辖栟茶、角斜、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丁溪、小海、草堰等10场，史称“淮南中十场”，各场均在东台老政区内，其中东台、何垛、梁垛、安丰、富安5场在今政区内。且由于海岸线的东移，盐区已东播至今南沈灶一线。当时各场仍仿前制，灶民煎盐纳官，官付给工本费。正统六年（1441年），官府将工本费易钞为米，灶民得以勉强糊口。这在当时乃是一种进步，刺激了灶民煎盐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盐业生产的发展。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朝廷进一步改革盐法，废除传统的官盐制，实行商灶制，将原来的官府收盐改为专商（时称垣商，又叫场商）收购，同时，大力倡导改造煎具，广泛建造小盐灶，统一制造直径1米深20厘米的铁锅和直径1米深7厘米的铁钅敝，发至灶户自煎。锅钅敝煎盐不仅轻便易操作，而且煎盐省工省草。东台各场盐灶使用锅丿以后，始建灶房，土墙草盖，以蔽风雨。屋内置盐灶，一座灶一般一锅两钅敝或一锅三钅敝，前钅敝后锅，锅深钅敝浅，锅预热卤水，钅敝煎盐。即盐灶起火后，将卤池中的卤水装锅预热，然后把热卤舀入钅敝中煎熬，直至结晶成盐，如此作业，昼夜不停。当时，24小时为“一伏火”，一座盐灶一伏火可产盐二三百斤。盐产量大幅度提高，盐业市场进一步活跃。东台境内的盐业生产也从此进入鼎盛时期。据有关资料显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仅东台、何垛、安丰、梁垛、富安等5场，多数年份盐产量近200万担，至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达到最高峰，实现年产量225.8万担。盐业的兴旺，吸引了四方游民，纷纷来到各场煎盐为生。一时间，出现了“烟火三百里，灶煎满天星”的壮景。与此同时，淮南盐区，尤其是古扬州（东台县时属扬州府泰州）出现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大盐商，乾隆为之感叹说：“盐商之财伟哉！”其生活也是一掷千金，穷奢极欲。安丰场诗人吴嘉纪曾用诗对盐商的豪华奢侈生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广陵（即扬州）奢尤甚，巨室如王公，食肉被纨素，极意媚微躬，欢乐成  愚，不幸财货丰。”可那些创造财富的广大盐民，其生活则苦不堪言。正如吴嘉纪诗中写到的“早夜煎盐卤井中，形容黧黑发蓬蓬。百年绝少人生乐，万族无如灶户穷。”


        由于东台处于淮河、长江两大径流入海的汇流处，清代中叶新生陆地泥沙含盐量开始减少，而海岸线东移的速度仍然较快，至清嘉庆时海岸线已移至今黄海公路以东二三十里的地带。黄海公路以西的广大灶区，潮汐不至，土卤日淡。加之清王朝的逐渐衰败，整个淮盐都走向衰落。境内从唐至清跨越5个朝代兴旺发达的盐业生产至此也由鼎盛时期跌落下来。据统计，嘉庆七年（1802年）东台、何垛、富安、安丰、梁垛5场产盐225.6万担，道光六年（1826年）产盐69.84万担，年产量以4.77％的速度逐年递减。清末民初，曹钅敝、三仓、唐洋一线以东地区土壤含盐量也日淡，到处是茂密的草荡，盐民私垦者众多。民初，实业家张謇在沿海兴办盐垦公司，大规模开垦植棉。盐业生产的衰落加剧，致使民国政府被迫多次裁场倒灶，但东台沿海的盐业生产直至20世纪50年代，在淮南都占居一定的地位，泰属总场公署及以后的两淮盐务管理局、淮南盐务管理局等均曾设驻东台城。新中国成立后废灶兴垦的步伐加快，至1961年盐民全部转农，仅剩6副盐灶、亭场续煎作为副业，年产盐仅有6000多担，到1987年全部息火停煎。至此结束了东台两千年余的产盐历史。

（崔益云）

远古外星人

东台老街记忆之一

作者：长江东逝水

       一直想写一点关于七里长街的怀旧文字，却不知从何落笔。对这条见证了东台上百年历史变迁的老街，大凡是九十年代前在东台生活过的东台人，或与东台有过渊源的外地人，无论是身居要职的达官贵人，旅居海外的侨胞，还是普通平头老百姓，总会有很多的回忆、很深的感情，就像老北京谈起王府井，上海人说起南京路那样兴致勃勃、滔滔不绝。

       手头没有《东台县志》，七里长街究竟始于何年何时，现在已无从准确考证，也不重要了。或许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形成了路。七里长街的形成，大抵也应该是如此吧。（如有考证资料的网友请补正）


        从走向上看，七里长街东起陆家滩，西至新桥（一说是海道桥），逶迤蜿蜒穿过台城，把整个城区分割成南北两半。从东往西，经陆家滩、东十字街、中十字街、西十字街、新桥五个地标，把城区切成东、中、西三大块。东出陆家滩，西出新桥，就算出城到了郊区农村了。


       所谓东十字街，其实南北二端并不能称为街，往北延伸，是一条通往东中的路，在新东饭店背后。到了护城河，原来有一座小桥直通东中，后来有了向阳桥，不知何故就把这座小桥拆掉了，害得很多上学的孩子要多绕一段路。往南，是自来水厂，穿过小巷子到实小。


中十字街也是如此。南北二端很短，往北是新坝，往南是著名的寺街了。


       西十字街则是一条丁字街，往北奔向北关桥，往西延伸到新桥。这样一看，整条七里长街极像一个“夫”字，往北关桥是一撇，往新桥是一捺。

       听老人们说，从陆家滩到新东桥东，官府衙门多座落在东区，所以东区多住的是官宦、衙役等吃官饭的人家。从新东桥西到西十字街向东，沿街开店做生意、做手工业的人居多，所以这一带居住的商贾士绅、小业主较多。而从西十字街往西、往北，沿北关桥、下坝河边，住着很多贩夫走卒，脚力挑夫，以底层人民为多。由东往西，上层建筑、中产阶级、底层人民，泾渭分明，正应了一句老成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多少年来，这些背景不同，贫富不等的家庭，在这条七里长街上，演绎了多少恩怨情仇、悲欢离合的故事。


       东十字街从范围来划的话，应该是东起陆家滩，西到新东桥。现在的步行街，基本就在这个范围内。作为东台曾经的政治中心，这一段路上的行政机关不少，从东往西数，有公安局、县政府（现公安局大院内）、劳动局、人武部、卫生局、农业局、县一招等等，最大的机关当数县政府大院，里边有很多部、委、办、局。现在的鼓楼路往南，有一条县府街，还有一个老看守所，据说就是解放前县衙所在地。县府街是我记忆中老东台三条有名的巷子之一，全部用清一色的黄麻石铺就，宽不过三米，二边住家都是踏子门，极具特色。而与这条路平行的北边的一段路，我印象当中是东台铺设的第一条柏油马路，当时刚铺好的时候我曾和我的同学赤脚在上面连蹦带跳地走了个来回，那时的感觉真是幸福极了，总觉得美好的生活还在后面等着我们。


       前面所说，东十字街其实并不贯通南北，真正贯通南北的到是后来的鼓楼路。当年的劳动局就在鼓楼十字路的西南角。东十字街的标志建筑物是WG期间建的一座毛泽东语录纪念碑，上面书写的什么内容已经记不清了，这座建筑到了八十年代后和中十字街、西十字街的二座忠字塔一体被拆除了。八九十年代，这里成了接送实小学生上学、放学的中转站，每天中午十一点和下午四点多钟，许多家长准时在这里集中，相互交流育子经验、总结得失、传播八卦，我那时只要是工作不忙，也是其中的一员，倒也其乐陶陶。

       东十字街往西是东台新华书店，书店对面是个文具商店。再往西就是县人民大会堂。作为县委县政府属下的会堂，东台的很多重要大会是在这里召开的。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的灵堂就设在这里。我对它的感情是因为这里经常放映最新影片。当时看电影经常弄不到票，我们就相约几个小伙伴，一起从老卫生局的厕所里翻墙头进去，然后躲藏在银幕背后观看，其惊险剌激的感觉，不比电影内容差。


       大会堂的对面是妇女浴室和一座男浴室，（东台的洗浴文化在后面讲）。西侧是红星饭店、红星药店和五金公司的一个下属门市部。沿红星饭店旁的巷子往里走，就是东台报人戈公振的故居。不过在八十年代前这座建筑还没有被重视，这从戈小丽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红星药店对面依次是三里桥派出所、朝阳百货商店（百货二门）、公安局、县政府。接着就到了丁字街。


       丁字街往北接城河体育场，路的右侧有红兰别墅、县图书馆（后来由中江公司占用）、城河小学（后来改成市幼儿园），左侧有政府二招（这里原来是东台最早的公园）。丁字街街头有一座小饭店叫同乐楼，是改革开放后最早搞乐队演奏的饭店，现在经常写个什么市歌的那个周什么勤的，那时就常在里面卖唱。


       丁字街到新东桥之间，有几个比较有影响的单位，东台电影院、东台文化馆、东台邮电局和东台印刷厂。邮电局和文化馆之间，有一排二十多米长的阅报栏，是那个年代普通老百姓了解外面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那时大部分家庭无钱订阅报纸）。邮电局门口还有一个中年人摆一张小方桌，专为没有文化的中老年人代写书信。此人写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只要他一动笔，旁边必有人偏着头欣赏。不知此人现在是否还在世？

       噢，还要补上一笔，电影院旁边有条巷子，叫童家巷，听老人们说，是旧社会东台公开营业的风月场所。住在这一带的人，总以这条巷子为耻。这是专讲给爱听八卦的“儒勒的孩子”听的一条八卦。

远古外星人

中十字街--------老街的记忆之二

作者：长江东逝水

       又是一年菊花黄，重阳节不期然又来了。看电视上那些领导忙着到福利院给老人们送钱送物的镜头，心里总有一种温暖的感觉，虽然明明知道这是一种政治秀。要是他们每天都这样关心体贴自己的子民那该多好啊！

       秋天好像总与回忆联系在一起，还是接着忆吧。


       如果我们把官衙林立的东十字街一段比成是北京的长安街，那充满商业气息的中十字街这一段就应该是上海的南京路了。从新东桥往西到东台影剧院，汇聚了很多商店。商业系统的老先进单位国营百货公司第一门市部，解放前是东台首富程贯东的产业，解放后公私合营成立了江海公司，后来变成了国有。紧挨着百货一门的是五金公司第一门市部，对面是糖烟酒公司每一门市部，这三个第一门市部在八十年代前在东台算是最大的商店，经营着各种紧俏商品，能在里面工作的人，那是相当的牛了。这三大商店，以及拱卫在周边的日杂公司门市部、土产公司门市部、蔬菜公司门市部、八八银楼、新华书店门市部、租寄商店、医药公司门市部等中小门店，再加上百年老店张复盛饭店和豆制品厂，构成老东台的商业中心。这个商业中心往北幅射到大丰，往西一直幅射到兴化。周边的农民家中儿女办婚事，置办彩礼嫁妆，是一定会到这里来采购的。由于七里长街是东台当时的交通主动脉，所以在我儿时的印象里，这里始终是熙熙攘攘、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川流不息，非常繁华。从西边乡镇坐船上街的人，总会从西十字街、中十字街慢慢步行到人民大会堂，逛逛沿街的商店，扯几尺花布，中午吃碗白汤面，节俭的啃二个烧饼，然后花几分钱卖二只红心罗卜，看一场电影，那感觉犹如逛了一次上海南京路。尤其是农村年底分红后到春节前这段时间，购年货的人特别多，碰上育红小学放学，路上经常挤得水泄不通。在这里，各个商店的生意都好做，所以这条路上的商店，在各个系统都是当仁不让的老先进单位。自一九八三年人民商场开业、东台的商业中心逐步东移以后，这条路还维持了一段时间的繁荣，但是后来新东广场那一角几大商场商战白热化以后，这边渐渐萧条。到九几年二、三期旧城改造，北关桥封桥修路大半年，给了这段街最后致命的一击，中断了它最后的辉煌。


         这段街的东首有一座人民剧场，西端有一座东台影剧院，是东台六座影剧场所中演出条件最好的二所，可演戏可放电影。尤其是人民剧场，每逢有大的正规剧团都是在这里演出。我曾在此观看了上海京剧团、上海越剧团、上海淮剧团等各个剧种的名演员的演出，培养了我对戏剧的爱好。这座剧场门前有一块大空场，开演前总会活跃着很多小摊贩，有卖爪子的、卖水果的、卖薄荷糖的、卖茴香大螺丝的、卖串荸荠的、卖红心罗卜的，当然也少不了精明的票贩子们。这些逝去的情景现在成了很多老东台人的美好回忆。虽然现在人民剧场还在，门口的无锡餐厅也没有拆除，但看着门前袒胸露背、波涛汹涌的色情演出广告和大厅里寂寞的台球桌，我们早已找不到当年的那种难以言表的感觉了。

        在这段街上还有个三独特的商业景观是不得不说的。一是张复盛饭店，后来改叫人民饭店。这是一所老字号的正宗的淮扬菜馆，当年聚集了一批技艺高超的厨师，鱼汤面自不必说了，它的蟹粉狮子头、葱烧麻鸭、白汤烧肉皮、镇江肴肉等菜肴非常地道，曾经是东台最好的饭店之一，省内餐饮界的前辈都知道东台有个张复盛。旧城改造后，在现在的人寿保险公司北边开了一家新张复盛酒店，那纯粹就是一个李鬼，实在是玷污了张复盛的大名。二是百货一店西侧巷头的一个酱园店。这里是东台陈皮酒的诞生地，原来叫老张二房酒店，自酿自卖，有瓶装的，也有零拷的。据说其后人现在国外。说实话，这二个老字号没能保留下来，陈皮酒也给弄得不伦不类，不土不洋的，东台人都很少喝，确实挺可惜的。还有一个就是老鞋厂对面的租寄商店，东台唯此一家，其经营性质相当于旧社会的当铺，在困难时期曾有很多家庭将家中稍值钱的东西拿过来典当，换点现金，以渡过难关。小时候我常在里面隔着玻璃柜台看那些五花八门的、表面泛黄的外国钟表，一直到现在我逛商店仍然喜欢看看钟表柜，可惜现在的那些天价手表就如柜台内的美女一般，只可远望、不可动手了。


下一篇的题目不说大家也猜得出：西十字街。


欢迎大家多谈谈自己记忆中的七里长街，互动互动。好多事情我也记不全了

西十字街（上）----------老街的记忆之三

作者：长江东逝水

       相比东十字街和中十字街，西十字街的市井气息最浓，很容易让人想起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西十字街是一条丁字街。从影剧院往西行，经老糕点厂、麻草社、三八女子子理发店到西十字街，往正北是通向北关桥，往正西是通向新桥。往东南其实不能算是街了，只能说是一条巷子，经清一池浴室通向中医院。浮萍所说的水巷，大概就是清一池旁边的巷子了。

        西十字街的标志性建筑在八十年代前是一座忠字塔，和中十字街的忠字塔制式近似，但宣传内容不一样。塔的基座四面有四块浮雕，好像是韶山日出、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天安门城楼，小时候我们经常坐在那下面玩，所以印像比较深。这座建筑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中十字街、东十字街的二座建筑一样，没有逃过被拆除的命运。后来我一直在想，像这种能见证一个时代的标志性的东西，不管它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为什么不能像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的雕塑那样，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二件呢？就像奥斯维新集中营，它也能发挥对后人的警示教育作用，毕竟是一个时代的脚印啊。弄得现代的小孩子就像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不知自己的前身后世。难怪有人说，“一个健忘的民族，是没有深度和厚度的”。


         清一池浴室门前曾经有一座进行街头文娱宣传活动的水泥舞台，方方正正。虽然那是用于配合政治运动进行宣传的，但在那个年代，在老百姓心里位置，不亚于国家大剧院。舞台的主角一般是工厂、学校、街道的一些宣传队。东台也曾经有过一支和南京小红花名字一样的学生演出队，其表演水平相当专业。演出的形式和现在的社区宣传演出差不多，无非是表演唱、说快板、男女独唱等，但演出质量和效果却大不一样。因为那时的娱乐活动不像现在这般多样化，那些宣传队的演员也很认真，虽是业余的，但平时都练功，表演时更卖力。通常只要一知道晚上有演出，舞台前的空场很快就有人提前摆凳子占位子。演出的锣鼓一响，立马是里三层外三层，调皮的小孩子在人堆中钻来钻去，追逐打闹，快活异常。观众是最忠实的观众，不管表演得好坏，一律报以热烈的掌声，就是说一段并不好笑的相声，也能把下面逗得前仰后合。那场面,像极了鲁迅先生笔下的《社戏》。


        古训说,男女授受不亲.在温州发廊出现之前，理发师从来都是男性的专利，在我们东台这个保守的小城也不例外。但是，从八十年代开始，西十字街的三八女子理发店开业以后，这个禁区被冲破了。七八个漂亮的妙龄女子拿起理发刀，给大男人剃头，引起过往路人侧目而视，成为当时的一个新生事物，报纸曾做过专题报道。生意是非常的火爆，但也引起一些家庭妇女的高度警惕，严令禁止自己的老公到这里理发，就跟当下有些女性禁止自己的老公接受异性按摩一样。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好笑，男人真想学坏，就跟时代发展的潮流滚滚向前一样，挡是挡不住的。


       05年春晚看《千手观音》时感到相当的震撼，但总觉得那尊佛像在哪儿见过。后来我终于想起来，小时候在曙光小学南校的一座小庙里看到过。这曙光小学南校，就在西十字街往西，东台镇政府对面，这里究竟是庙还是庵我记不清了，但我还记得里面当时住着一对花姓夫妇，男的是还俗和尚。他们的儿子取了一个和水浒传里小李广花荣一样的名字，也叫花荣，听着很威猛，但长得却像个小姑娘似的妩媚。我见到的那尊千手观音当时可能经济窘迫，身上已经有点斑驳，脸上有点憔悴，一脸愁苦，不像现在西溪泰山里的观音菩萨，有那么多的民营企业家供奉着，不愁吃不愁穿的，个个满面春风,油光可鉴。后来这所小学并到北校去了，就降级变成了镇幼儿园。那座千手观音后来也不知所终，估计她对这座小庙感觉不好，旧城改造时终于被china。


待续。



说说西十字街的清一池和东台的“水包皮”文化。


        东台曾有几座有名的老浴室，曲江浴室、清一池、新桥浴室、寺街浴室（？）、大会堂对面浴室（？）、凤凰泉等等。清一池在WG期间曾改过名号，但老百姓还是不改口仍叫清一池，可见习惯的力量。


        我对儿时随父亲洗澡的记忆是不愉快的，甚至是恐怖的，因为我怕闷，而老浴室最大的特点就是“元气”足。特别是洗头，被我父亲按在那个浑浊的大池里就像是“牛不吃水强按头”，一不留神脏水就呛到鼻子里，那个痛苦啊。到了过年，里面简直就跟下水饺一样，那像现在到浴城洗澡从容不迫。据我爱人说女浴室更是不堪，带小孩洗澡就跟打仗一样，带桶、排队、抢位子，带孩子洗澡都成了她们的心理负担。当然，那时洗澡最大的好处就是不怕性病传染。

        对不带孩子的大人来说，洗澡则是一种放松和享受了。清一池里换衣服的地方分普浴和雅座，普浴是通排长椅，八分一张。雅座好像是一角二还是一角伍一张。进得雅间，跑堂的一声悠长的吆喝--“来啦，里边请——”里面的服务员便赶紧把你安排到座位上。衣服脱下来，他会拿一竹叉把你的衣服悬挂到墙上。到这里，褪下包装，管你是局长书记，还是普通百姓，警察或是小偷，教师或是医生，已经没有了阶级和贵贱，通通都是上帝眼中的亚当，赤裸裸坦陈相见。进了大池，有二个方池，二个长条池，方池是温水，长池是热水。长池上有木格栅栏，由人躺着蒸发汗、烫脚。一些老人下午没事，总喜欢泡一大茶缸浓茶，在上面或坐或躺，闭目养神。有时方池的水也会烧过头，因为怕烫，于是大家都像钓鱼的，个个半蹲在池边，那场面，煞是有趣。池下照例有二到三个搓背的老人，老虽老，手上劲道十足，三下五除二，便叫你旧貌变新颜。上去后再来二三个热手巾把子，收一下汗，便进入休闲阶段。一些讲究的人或修脚、或刮脚捏脚、或敲背拿筋，没有这等爱好的则来杯甘蔗汁，吃个罗卜，抽根香烟。此时，已经是通身舒泰，一些人沉沉睡去，鼾声如雷；另一些人便开始天南海北、胡吹神侃、天花乱坠起来。这就是我们东台的所谓“水包皮”文化。


        我一直认为，浴室、茶馆，就是一个信息场，当官的要了解民意，不要关起门来开什么劳什子座谈会，那是听不到真话的。你只要到浴室去，要上一杯茶，躺在那里闭上眼睛静静地听，保准能了解到一些真实的基层民情。当然，现在有的官员也上浴城，不过是奔小姐那条号而去的，能不能了解到民情就得另说了。说到小姐，我还想多扯二句。按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有供需就有市场，与其说像现在这样遮遮掩掩，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还不如让她们阳光经营，规范管理，严格检查，这样对供需双方都很负责，符合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也能杜绝公安、黑社会从中寻租，堵塞腐败漏洞。这帮人就交给城管兄弟们去管，反正他们也精力过盛，我们暂时又不打台湾。（网上有笑话说：给我三千城管，可以荡平台港）


又扯远了。接着说西十字街。


        西十字街往西不远是东台镇政府，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这个政府，我要向它脱帽致敬。为什么呢？因为上世纪西十字街菜场在这个政府门前足足盘踞了好几年，政府竟然让它毛发未伤。每天天不亮，菜农、肉贩子、鱼贩子就在路二旁边的水泥台上摆开一字长蛇阵。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外面叫卖声、吆喝声此起彼落，里面的工作人员安心办公，镇长书记每天从菜贩子身旁上班下班，彼此相安无事。什么叫执政为民？什么叫和谐社会？这就是一个写照。放在今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影响市容，有碍观瞻”，城管一到，立马赶你个鸡飞狗跳，狼奔豕突。市容是干净了，人气也没有了，人气没有了，财气又从哪里来呢？后来这个菜场搬迁到食品公司和中医院之间一个大河塘填平的场地继续经营到拆迁，现在在食品公司里面。


        镇政府往西的北关桥巷口对面，有一家东台唯一的烧饼店，那就是草炉烧饼，下一篇请大家品尝。


待续。



       苏北地区的烧饼全国出名，尤以黄桥烧饼为代表，男女老少几乎都喜欢吃。我们东台也有不少的烧饼店，如６７楼网友所提到的老法院对面的烧饼店等。我说的北关桥巷头的烧饼店，是东台唯一做草炉烧饼的饮食店。草炉烧饼听说是从泰州传过来的，具体时间不清楚，反正从我记事起，就是吃着草炉烧饼长大的。这种烧饼的制作方法，目前在东台已经失传。


       我们现在吃的烧饼有二种制作方法，一种是传统的圆炉煤炭烧烤，就是饼做好贴在炉壁上烤；一种是改进的方炉，饼做好了放在铁盘里烘烤，如老检察院斜对面的周二烧饼店。这二种制作方法都是用煤炭烤，吃是好吃，但或多或少会沾上一种叫苯并芘的致癌物质，长期吃对人体肯定没有好处。而草炉烧饼不仅好吃，其制作过程也极富观赏性。它的烤炉，是用砖头砌的，有一人多高，炉膛里弯腰能站二三个人，炉壁用黄泥、粘土抹成，炉口有七、八十公分的直径。烘烤的材料用的是专人送的灯心草，所以叫草炉，用现在的观念看，很绿色很环保。炉上的师傅每天最早来开门，生火把炉膛烧热。做饼的师傅来了后开始和面、做饼，（一般店是前天晚上发面），做好后刷上糖稀，撒上芝麻，用一木托盘送到炉上师傅那儿。炉上师傅光着上身，一手托三只烧饼，弯腰探身，头伸到炉膛里将烧饼贴到炉壁上，由于炉膛大，一次可贴八九十个。听说炉上师傅的臂膊上是没有汗毛的，早被炉火烘光了。贴好后，炉上师傅用铁叉轻轻挑起未完全烧透的草灰，一起一落，蓝蓝的火焰便升起来了。如此反复七八分钟，一炉烧饼算是烘烤结束。这时，炉上师傅拿着一带柄的铁篓子，一手拿着一长柄的铁铲子，将烧饼一一起下。当一篓篓金黄的烧饼倒在竹匾里时，一股香味扑面而来，那香味，带有甜香，小麦香，还有草香，立即勾起围在旁边观看的人们的食欲。和其它烧饼不一样，草炉烧饼用的是接近死面，而不是发面，咬在嘴里很有嚼头，不掉屑子，既当饱又便于存放，饼很便宜，三分一两粮票一只，所以许多妇女坐月子的人家，总是一买几十个回去，给产妇泡鸡汤、泡蹄爪吃。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普通人家的孩子早上能吃到二个香喷喷的烧饼上学，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前段时间我在川湘王府吃饭，老板特地跑到我们这一桌说是上一个老东台特色的菜，菜上来我一看就是烧饼泡鸡汤，那烧饼趟在碗里，烂醉如泥，筷子根本搛不起来，我就跟他讲了草炉烧饼的掌故。）

       这个烧饼店红火时生意很好，有七八个师傅，后来在几期城改中被拆除了，再也没有复原。我估计，即使是重新开业，也没有年轻人会从事炉上师傅这样的手艺了，因为现在的人是吃不了这个苦的。


       早年间，曾有人把鱼汤面、陈皮酒、草炉烧饼说成是东台食品三宝，可现在除了鱼汤面风韵犹存，陈皮酒半死不活，草炉饼早已不知所踪。相比过去，现在的食品品种丰富了许多，走进超市，走过那些洋面包房，看着那些香气四溢，形状百变，包装精美的各式诱人的面点，头脑却不由自主地想起各种化学元素符号，以及这个精那个精，便失去了欲望。有时就是买二个烧饼回去，吃在嘴里，却再也吃不出童年时那种让人难忘的滋味。我知道，世上最好吃的东西，只能在记忆里，而不在现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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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文化宫-----老街的记忆之五

作者：长江东逝水

       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说，上海人民广场的东侧，有一座名叫“大世界”的综合娱乐场所，据说是上海大流氓头子黄金荣开办的，那里面五光十色，各种娱乐活动应有尽有。有放电影的、说书的、变魔术的、唱戏的、跳舞的等等，很令我心驰神往。后来参加工作后我专门去了一趟，发现已经破旧的大世界正在搞削价商品展销，心中委实有点失落。其实，我们东台西十字街西边的工人文化宫，就是这样一种类似的娱乐场所，不过是规模比它小罢了。

       工人文化宫最早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时，工农坐天下，党和政府非常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经常开展一些文娱体育活动，一方面是活跃他们的业余生活，另一方面是锻炼他们的身体，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于是，工人文化宫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工人文化宫其实是一个建筑群落，共分三大块。东面是总工会办公所在地，中间是文化宫，最西边是工人影剧院。东面的总工会按下不表，西边的影剧院是放电影和工人宣传队演出的场所，扬州曲艺团的王丽堂（扬州评话大师王少堂的孙女）、李惠堂（王少堂徒弟）曾在此演出。中间一块文化宫最好玩。它里面有桌球室、乒乓球室、棋牌室、图书馆、说书场、舞厅、职工夜校、灯光球场等，后来又引进了游戏机。它的结构有点类似于北方的四合院，但又不全是。现在大门这里是一座四层大楼，原来就是大门，没有大楼。各种娱乐项目分设在两边的厢房，现在的大楼上也设了图书馆、舞厅、职校、录像厅等等，因为上面有空教室，所以也有一些美术、音乐老师在上面租教室办绘画班、钢琴电子琴班。两侧厢房，开了桌球室、乒乓球室、说书室、棋牌室等项目。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娱乐基本都是免费的。


      走到顶头往里一拐，就是文化宫的灯光篮球场。我们东台过去和丹阳市一样是江苏省的篮球之乡，篮球运动相当普及，所以这块篮球场的利用率相当高。每天下午一二点钟，球场上就有三三两两的爱好者在活动了，到了下午四点钟朝后，这里便成了整个文化宫最热闹的所在。打球的、围观的有几十人，助威声、喝彩声不断。打比赛一般是三对三，也就和现在时尚的街头篮球赛差不多，对抗程度要比现在激烈得多，流血的、碰青的稀松平常。十个球定胜负，在场下候场的至少有三、四组。围观的人群大多数是爱好者，但技不如人不能上场，所以只有在场下呐喊助威的份儿了。我那时常在这里厮混，也算一个小小的草根球星，除了因为身高原因不能扣篮，远投、三步上篮、突破分球、胯下运球、转身运球、策应、掩护（现在叫挡拆），样样拿得出手。前几年有一次和女儿一起去出席一个宴会，同桌正好有一当年常看我们打球的老兄，对我的球艺至今称赞有加，并骗我多吃了几杯酒，让我在女儿面前很是得意了几天。那段时间，现盐中校长李志成（那时是轻机厂工人）、体育场的刘亚平、后来中江公司的冯齐军兄弟、现湛江旅游局的付局长陈龙，以及中十字街以西的练摔跤的、练举重的很多年轻人，都曾是这里的主力干将。对抗赛中有时因为动作过大，也会发生争吵甚至动手，但都是三拳两脚，点到为止，第二天仍然和好如初，大有君子古风。不像现在的一些小年青，不计后果，动辄拔刀相向，非死即伤。


      文化宫的晚上是最热闹的。八十年代，电视还没完全进入千家万户，麻将作为赌博工具还躲藏在阴暗的角落里不敢吭气，中十字街以西的人，逛文化宫是当时唯一的休闲。特别是夏天的周六，灯光球场正常有一场正规比赛，晚上纳凉的人都会拥过来看球赛，养鸡的人家会带一个玻璃瓶顺便捉土地狗回去给鸡吃，娱乐生产两不误。比赛场上的球员，看到场边黑压压的观众，神气活现又异常认真，每球必争，甚至不惜受伤。遇到好朋友在场边开玩笑，喊一声“臭球---下去---”，便引得看球的人一阵哄笑。乒乓球室、棋牌室也很热闹。特别是棋牌室，本应“观棋不语真君子”，却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围观的比下棋的激动，有时干脆就越俎代庖，直接动手支招。为一着臭棋大家能争得面红耳赤，到第二天又照玩不误。说书室里，老人们最喜欢的是听扬州评话《武（松）十回》、《宋（江）十回》、《皮五癞子》等传统老书，可惜这门艺术目前已逐渐式微。


      跳舞在当时是一项新潮的娱乐活动，敢进舞厅的年青人是要有一定的勇气的。在很多正统的家长和单位领导眼里，只有不三不四的人才进舞厅，他们是绝对不让自己的小孩到这些地方玩的。文化宫的舞厅好像在四楼，所以，有些年青人便借口说到三楼的图书室借书，然后偷偷溜进舞厅学跳舞。第二天到单位再悄悄地向同事们卖弄。


       三楼图书室和夜校的气氛是最令人肃然起敬的，因为这里聚集的都是一些好学上进的年青人，不是借书，就是补习。八十年代全社会的好学之风我在《我看东台三十年》里曾有专门篇幅记述，不再啰嗦。我记得大院里的郑静波、王锋、周荣生、叶盛顺、周建东等人，当年都曾是这里的常客。学而优则仕，这句古话在他们身上得到较好的演绎。


       这就是那个年代“贫嘴张大民们的幸福生活”。
       随着老城河体育场的拆除，东台唯一的的游泳池填平了，东台唯一的公共足球场没有了，那些伴我们渡过青春岁月的篮球场也没有了。城市越来越漂亮，道路越扩越宽广，学生、市民的身体素质却越来越差。建了那么多的小区，却没有多少开发商愿意配套搞一点体育设施建设.历任领导除了春节后到体育局打回牌、领点纪念品,不知对我市的全民体育有过多少考虑?李瑞环同志曾说过，政府办事要让二老满意，（老干部、老百姓），现在老干局仍然留在原地,他们是满意了.老百姓呢？已升官的Z书记在东台做了不少事，可拆体育场这件事老百姓普遍评价是：不漂亮！


  


我们为什么怀旧----老街的记忆之终结篇


        “老街的记忆”随着“工人文化宫”一篇的完稿就算结束了。本来还想再写几篇，题目都拟好了，如“小街的梧桐”、“寺街.三昧寺”、“三元酒家和皮包水”、“迷宫般的巷子”、“城河往事”等等。由于手上事情较多，我想那点老事儿网友们看多了也会倒胃口的，还是就此打住吧。


       许多跟贴的内容让我看了很感动。我曾在“我看东台三十年”里说过，对已经过去的历史，不是我们记载得精彩，而是历史本身就多姿多彩，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历史的碎片俯拾皆是，只不过大家一路行色匆匆，无暇驻足罢了。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有这样两句：“四十个冬天将要围攻你的眉头，在你美的领土上挖下一道道深沟。”17世纪初的英国，人到了四十岁，就被认为老了。那么，这个年龄的人在现今的中国怎样呢？四十岁原本是很“年富”的，可在许多行当都吃起青春饭的时代，一般职场上、官场上的男女，四十多岁，心理上忽然就有些惶惶然，“迟暮”心态不期而至。就拿自己来说吧，不经意间女儿已经上大学了。我们也已经从青年步入中年，变得越来越怀旧。小时候，四十年、五十年是很大的数字，遥远得无从想象。现在我们也往这个数字奔了。我曾经以为日子是过不完的，未来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我就呆在我自己的未来，我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真正的变化，我的梦想还像小时候一样遥远，唯一不同的是我已经无法实现它了。


        面对就业、面对事业、面对住房、面对婚姻、面对未来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面对种种难以言表的压力，甚至许多80后、90后都开始怀旧了，怀旧已不再是中老年的专利，如今也有低龄化的趋势。一位80后网友说，“怀旧的文字让我仿似又回到了以前，我怕再不去怀念，就真的记不得那些过往了。”“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在当今“唯新主义”氛围中，社会生活细节与城市景观变化太快，弄得小年青开口就“想当年我如何如何……”不知这快，是好,还是坏？


        其实，人们读怀旧文字，看的是过去发生的人和事，根本是要在其中读出自己来。仿佛要在记忆的废墟上找出自己曾经的足迹或者将踩出的脚印，把别个人的人生悲欢作一个参照，唏嘘一番，得到看悲剧的美感满足。人似在现实与虚无间缥缈，寻求的是心灵审美体验，把玩的是一种感同身受。真正超脱的怀旧是没有的，读完文章，还得抹去泪花，收拢心思，像梁实秋说的，“便立刻要面对挤死人的公共汽车”，过柴米油盐的普通生活。




        历史是不该遗忘的，适当怀旧，犹如花看半开、酒饮微醺，能让现实生活过得更有滋味，又如清明祭奠逝者，寻的是生者的慰籍。而过分沉溺于怀旧情绪中不能自拔，是不可取的，甚至于是病态的。因为太阳每天照常升起，怀旧不能填饱我们的肚皮。
   我不喜欢当下的流行歌曲，太吵太矫情。但我很喜欢一个叫朴树的年青人唱的《那些花儿》。每次听到歌中的流水声、像风一样的女孩子的笑声，再加上朴树嘶哑的低吟，我的心里总会有微微的颤痛。它让我想起了我那些过去的朋友们，那些走过我生命里的一些亲爱的人，那条长街，那些日子，那些生活，艰难而感动，幸福且疼痛，那些挡也挡不住的对往事的怀念......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她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有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辩真假/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她们都老了吧  她们在哪里呀/幸运的是我  曾陪她们开放......”  
         常常幻想着某一天的晚上，月亮挂在半空，我搀扶着我年迈的父母，挽着我的妻儿，看完戏从人民剧场出来，一家人走在清凉如水的长街上，说啊，笑啊，争啊，一直就这样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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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找到的一些老照片发上来，有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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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三十年杂忆

作者：长江东逝水

东台三十年杂忆之一

　

         笔者对东台太远的历史不太熟悉，但对近三十年也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情况，我是亲身经历的，也是比较清楚的。对于历史，任何时代都有二种版本，一是官方语言编著的“正史”，一是民间百姓口口相传的野史。正史，一般是奉命修史，只记载大事件，大人物，有可信的地方，但也有粉饰的成分，所以古人一直提倡隔代修史。民间野史，在时间、地点、人物的记录上未必百分百的精确，但是在对史实的是非判断、道德评介上却是接近于本真。对东台的这三十年，我从一个普通小市民的视角观察，可分为三个十年。第一个十年，从1978年到1988年，是“蓬勃向上的十年”，第二个十年，从1988年到1998年，是“前进发展的十年”，到第三个十年，也就是1998到2008，是“急转直下的十年”。
      相比较北三县和盐城，我们东台过去确实有过一段时间的辉煌，文革后期甚至于不比江阴、沙州（现在的张家港）差。但是，在同样的政策背景下，别人进步了或者说是高速发展了，而我们却原地踏步，在有些方面还有些倒退，这是每个清醒的东台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很多年青的网友可能不知道，原来的东台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县，大概是上世纪70年代，和湖北省的天门一起成为全国棉花百万担的县。工业基础也比较好，当时的地方国营企业就有四百多家，且门类齐全，工业有化肥厂、玻璃厂、造纸厂、纺织厂、纺机厂、肉联厂、面粉厂、食品厂等规模较大的工厂，商业有八大商场，物资有几大公司，供应能力也很强。饮食服务行业在全省也很有知名度，东台早餐、早茶不比扬州的差。东台的乡镇企业发展也很好，三仓、唐洋、富安、安丰等都是当时的乡镇企业重镇。溱东哪时是根本不上数的，只是近几年受兴化不锈钢产业群的影响才发展起来的。那时的东台，到省里开会都是坐前排的，更不要说在盐城了。但是，从90年代往后，东台落后了，工、商业体系被完全打破，所谓赶走儿子招女婿，全指望招商引资来增加ＧＤＰ、解决就业问题了。农业现在是无计划、无指导生产，农业水利设施被破坏了，耕地被圈起来做工业区。除了畸形发展的房地产业、污染严重的磊达水泥和峰峰钨钼、受产业政策影响波动很大的马佐里纺机、靠拚命降压工人薪资的富腾公司等几家明星企业外，大多是不成规模的私营小厂。招商引资来的企业不是污染严重化工企业，如东升焦化，就是靠东台银行扶持的附加值很低的小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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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三十年杂忆之二

       1976年ＷＧ结束后，东台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开始拨乱反正。东台虽是一个小县城，但东台人却有着热衷政治的传统，政治热情是比较高的。从立场上看，虽不算极左，但也是偏左。历次政治运动东台人总能弄出点名堂来。ＷＧ中东台有二大造反组织，一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联军”，一是以农民、学生为主体的“二一五”。为了夺权，二大组织之间也舞刀弄枪，爆发过几次规模较大的武斗。龙干河抢枪事件全省震惊。八里的小评论和大演大唱曾经全国闻名。深挖“五一六“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甚至有人在学习班被活活打死。至于说上山下乡，批林批孔，东台更是走在其他地区的前头。这个传统，一直沿袭到后来的企业改制和旧城改造。这是后话。
       从1978年到1988年，全国开始进行四化建设。那时的东台人充满希望，满怀信心，胸怀理想，各行各业都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满腔热忱地工作着。当时有一句口号，叫做“把四人帮损失的时间抢回来”。言论也相对自由。过去在WG中被冲击的老干部被解放，出身不好的“地富反坏右”被平反。官员比较清廉自律。买紧俏商品开后门都会被作为不正之风批评。可以说是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每个企业都成立职校，鼓励年青人带薪学习，冲击高考。顺便说一句，当时老百姓的价值观不像现在，不是比谁家赚钱多，而是比谁家培养的大学生多。与现在精英体育、贵族体育不同的是，那时老百姓的业余文体生活非常丰富多彩。总工会经常组织文艺会演，举办职工运动会，农民运动会。各企业各乡镇都有篮球队、乒乓球队。医疗保障较好，企业职工看病全报，就连子女看病都能报50%的药费，这在今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住房条件没有现在好，但压力没有现在大，邻里关系之好在今天的人看来是无法想像的。年青人之间的交往比WG期间的禁欲主义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还是比较文明含蓄。影院里大量放映过去禁映外国影片和WG前的老电影，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纷纷从阴影里走出来，记得东台放映越剧电影《红楼梦》时有句顺口溜：红楼梦，山芋藤，东台街上踏杀人。堤西的农民坐船、堤东的农民坐拖拉机上街，一时盛况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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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三十年杂忆之三

        从８０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国内出版了许多久闻其名而不得的名著。由于文化封闭太久，很多人狂热地阅读这些书，从中吸取营养，了解世界思想的最新动态。逛新华书店是我们那个年代一件很享受的事情。那时书价也不像现在这么贵，碰到来了好书，还要托人开后门来买。记得有一次东台新华书店来了三十套WG后首次公开发行的《红楼梦》，是李希凡、蓝领作序的那种版本，很紧张。最后我托朋友好不容易弄了一套，如获至宝，一直保存到现在。我家书橱里的那些古今中外名著，都是那个年代一本一本积攒的。
        那是一个读书学习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最活跃的时代。好学上进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之一。社会、单位、家庭，对年青人学习总是持赞许的态度。在我的一生中，这也是读书最多的时光。对知识的渴求，使我们有些饥不择食，什么哲学的、历史的、经济的和文学的来者不拒，照单全收。尽管现在出版的书更多了，但读书的人却不如当年多了。如今现实的实惠代替了没有目的的阅读，功利主义的算计代替了对知识的渴望。即使读书，也是读实用性的应试之作。只有从严冬过来的人才知道春天的温暖，只有渴望求知而没有书读的人才能体会１９８０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的感受。读那些改变我们世界观的书，至今我仍然珍藏着——尽管它们既不是珍本，也不是善本。拿到市场上，这些书也许只是废纸，但在我的心目中，它们的价值无法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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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三十年杂忆之四

         八十年代是中国电影和戏曲最辉煌的时期。几乎每拍摄一部电影，都能引起轰动。戏剧也是百花齐放，现代戏、古装戏都很卖座。台城碰到上演新电影，或者来了大城市的剧团，常常是一票难求。在东台这个小县城，我有幸看到了上海京剧团、上海越剧团、上海淮剧团等全国有名的大剧团的演出，看了那些只有在电影上才能看到的名演员们的精彩表演。印像中童祥林、沈金波、张学津、齐淑芳、王文娟、徐玉兰、筱文艳、马秀英等等，都到我们东台来过。演员是那个时代最让人羡慕的职业，是很多年青人的梦。那时能分到影剧院工作的年青人，都是家庭有背景的或父母很有活动能力的。由于他们手上有好场次、好位置的票，所以不管到那里办事只要说自己是某某影剧院的，便会一路绿灯，很是神气。在电视没有像今天这样垄断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的年代，看戏、看电影是一个家庭很重要的的活动。它是大人的社交活动，孩子们的节日。去影院前，人们都要打扮整齐，就像要外出做客一样。孩子们的零食是必不可少的，爪子、花生、糖果下午大人就买好了。如果知道晚上要去看戏、看电影，孩子们从中午开始就兴奋，下午的课照例是听不进去了。去剧场的路上，孩子们会夸张地说笑、打闹，以引起路人的艳羡。大部分人都是提前进场，好碰到朋友、同事寒喧几句。开演后，剧场里马上鸦雀无声。大人小孩很快就沉浸到剧情里去，与剧中人同悲伤、共欢乐。情到深处，剧院中一片唏嘘。我们那一代人谈恋爱没有现在的年青人开放，一般不敢在大庭广众卿卿我我，所以剧院就成了那个年代年青人谈情说爱的最好场所，不知成就了多少美满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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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三十年杂忆之五

        可是，人不能总是生活在过去。老沉浸在怀旧情绪之中，只能说明自己老了，同时也说明对现实的无奈、对未来没有信心。但是列宁同志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历史是无法切割的，记忆也是无法清空的。作为一个东台人，既要向前看，憧憬家乡的美好未来，也要了解自己的今生前世，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主旨是谈老东台的人和事，做三十年的回顾，手头没有现成的资料，全靠记忆来动笔，所以回忆有点误是不可避免的。
       好了，不啰嗦了，切入正题。再来谈谈八十年代的经济吧。
       八十年代是我国文艺复兴时代，也是我国经济复苏时期。御用经济学家一直宣传这样的观点，说WG后我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建国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一直飞速发展。虽然WG初期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从林彪事件以后，中共中央就意识到不抓经济工作的危险，及时拨乱反正，把大部分精力逐步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受苏联的影响，我国在国民经济发展上采取的是先生产、后生活的发展方针，先后建立了东北工业基地、大三线军工工业基地、东北农业基地、东北华北能源基地、上海江苏轻工业生产基地，为后来的改革开放留下了一大笔厚实的家底。如果说WG后国民经济发展濒临崩溃，那当时九亿多人口岂不要饿死一半？  
       我们东台也是如此，经过建国三十年来的建设和积累，形成了门类齐全、规模适当的工商业格局。前文已说，当时有规模的市属企业就有四百多家，容纳了台城80%的人口就业，并每年向县财政局上缴很多利润。八十年代往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涌现出一大批依托本地资源和劳力优势发展起来的企业。如种扶桑的乡镇办缫丝厂、丝织厂、丝毯厂，种棉花的乡镇办棉花加工厂、棉纺织厂、服装厂，还有很多水产加工厂、食品加工厂，等等。当时的三仓、唐洋、安丰等都是乡镇工业搞得很好的乡镇。这期间也出了一批风云人物，如一仓拖配厂的王世和、三仓木材厂的丁大银、三仓酱菜厂的姜贵庭、富安缫丝厂的卢克松等等，磊达的汤广宏当时是卷着裤脚上班的梁垛砖瓦厂厂长，远没有现在显赫。王子纯的电缆厂那时还打着通信研究所下属厂的招牌在四处乱撞。在当时，正是这些由泥腿子组成的乡镇企业，以其灵活的用人机制、大胆的经营手段、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给当时体制机械的国有企业和大集体企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八十年代前，国有企业负责人的任免由县委组织部考察任命，企业提拔一个小股长都要到县委组织部备案。在企业内部，实行党委负责制，党的书记是企业一把手，什么事都要拿到支委会上去讨论。厂长经理只是业务负责人。行政机关和企业之间的待遇没有区别，企业干部干得好可以到机关任职，而很多机关干部还嫌机关是清水衙门，主动要求到企业任职。现在富腾的王小秋、国贸的缪荣春、水泥制品厂的武阳等人都曾是机关工作人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八十年代初期，由于商粮物供部门掌握物资供应权，有路子的军转干部转业后都是千方百计要往这些部门分，最怕往公检法部门分。结果到了九十年代末企业改制，这部分干部大多下岗，而原来很不情愿分到政法部门的干部却享受到了改革的成果。大概是从1984年开始，国家对企业的领导体制开始进行改革，由原来的党的一元化领导改革为厂长经理负责制。一时，很多企业负责人很难适应自己的新角色，于是，很多厂长经理培训班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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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三十年杂忆之六

       七八年到八八年的十年，是改革开放的的启动阶段和试验阶段。当时国家在深圳搞了特区建设。工业上学习浙江海盐衬衫厂的步鑫生，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全国很多地方出现了下海潮，工农兵学商，全民都经商。在经济发展上，中央推行的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由于存在价格双轨制，因此给很多倒爷提供了施展的空间。在东台，一时间也冒出很多小公司。走在路上，经常会看到路边站住二个人，煞有介事地在讨论钢材、棉纱、彩电的价格。物资部门红极一时，其下属的木、建、化公司，金属机电公司，煤炭公司，石油公司，都是当时效益、福利很好的企业。工厂里一些不安分的年青人开始向往围墙外的生活，有门路的开始动关系向物资和商业部门调，没门路的干脆下海做个体户，或跑到南方城市去谋发展。大概是八六年底吧，国务院发文，在全国开始深化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改革。刚开始的提法是给国有企业松绑放权，政府把企业干部任免权、生产经营权、劳动用工权、分配自主权、产品定价权逐步下放给了企业，国有企业经营体制开始变得灵活起来。


       从88年开始，也就是改革开放第二个十年的开始。在中央的推动下，全国各地开始进行经营承包责任制的试点。我记得东台流通领域第一家试点单位是市人民商场，有四、五组人投标竞争经理一职。地点在糖烟酒公司五楼，竞选的结果是原经理落马，纪小萍、刘增佑的二人组合中标。工业试点单位记不清了。随后，经营承包责任制在全县推广开来。从那时开始，企业才真正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实行承包经营后，国营企业脱离政府的怀抱变成真正的经营实体，生产经营活力被激发出来，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明显提高，职工的工资待遇、奖金福利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从九0开始，农村停止了大寨式记工的分配方式，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开始分给农民自己种植，农民的积极性大大得到提高。八八年到九八年的这个十年，可能是东台农民和职工收入增长幅度最大的十年。由于工人、农民的腰包里有钱，也促进了第三产业的繁荣。当时东台有人民商场、华联大厦、中百一店二店、供销商场、商业大厦、鼓楼大厦、棉麻商厦、金海商城以及星地超市等大中型商场。九五年以后，粮食局搞了个金谷大厦，供销社把商业局的纪小萍调过去创办了集零售、餐饮、宾馆于一体的苏中大厦。现在的国贸大厦的前身，那时是糖烟酒公司下属的一个二百平方米左右的东亭商场。


       在八十年代的中后期，国家做出了一项彻底改变国有和集体企业后来命运的重大决定，那就是财政投资体制拨改贷的改变。许多年青的网友可能只听说国有企业的破产倒闭是因为企业负责人贪污腐败、职工懒惰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国有体制僵化等一些专家学者的说辞。其实，真正致命的原因并不在此。这在后文将作详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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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三十年杂忆之七

       经济学家总是喋喋不休地说改革开放要以牺牲一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我却总是陷入“为什么要牺牲这一代人”的迷思之中。我竭力想把这段历史客观完整地反映出来，并从中找出问题的正确答案，但是总感到力不从心。
       接前文话题，谈谈财政投资体制“拨改贷”带来的变化吧。做生意要本钱，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最简单的常识。国营企业的本钱从哪里来？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国营企业投资资金筹措与使用主要是通过财政统收统支的单一渠道来实现。在这种体制下，收支二条线，企业收入全部上缴国家，企业的资金需求由财政统一划拨。只有少部分补充流动资金由银行贷款。但是，财政投资体制拨改贷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谓拨改贷，就是企业的基建资金、流动资金由原来的财政拨款改为向银行贷款。这样一来，国营企业就逐步陷入重重困难之中。主要表现在：
    1、资金注入不足。由于“拨改贷”等原因，出现了一批无资本注入或很少资本注入的“空壳”国营企业。
    2、企业更新改造资金和自有流动资金不足。当企业设备老化，需要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的更新换代时，自身无力进行，“拨改贷”后，迫使企业向银行贷款从事改造，形成高负债经营。
    3、国营企业社会负担沉重。主要包括三类，一是职工养老负担，二是企业办社会公益事业负担。三是冗员过多。这些负担侵占了相当部分的企业生产资金。
    4、政府部门行政干预造成损失。过去由于政企职责不分，政府部门控制企业的投资决策，直接干预生产经营性企业的借贷行为和专业银行的放款业务，一些政府官员和行业主管部门决策的项目失败或效益低下，造成企业债务负担和银行不良债权比例上升。


       以上种种困难造成国营企业经营困难， 内、外债拖欠严重，到处都是三角债。朱镕基上台后曾下决心要彻底整治三角债问题，结果铩羽而归。这也是朱下台后几件遗憾的事之一。资金，在九十年代后成了扼制东台乃至全国国营企业发展的瓶颈。以政府主导的各种改革试验形式如厂长经理负责制、经营承包责任制、股份制改造、“抓大放小”、破产重组、中外合资，逐一失效，社会上开始出现“下岗工人”和“待业青年”的新名词 。国营企业也改成了国有企业。（政府开始退出经营，只强调所有者的身份了）


       那时的金融部门成为决定企业命运的核心部门。各个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都想方设法和金融部门搞好关系。银行职员的家属成了各企业的香饽饽，哪个单位能调一个银行职员家属到本单位，就等于请回了一座财神菩萨。搞钱，是那一时期企业负责人的首要工作，也是能力的考验。为了能弄到贷款，企业的头头们动足了脑筋，吃饭、送礼、陪旅游、陪钓鱼，（那时泡澡按摩还没有兴起），千方百计要搞好关系。我那时经常到银行贷款，到信贷部门办贷款手续也很搞笑，一落座就要听信贷员们给你上经济活动分析课，个个都特能讲，口若悬河，离题万里，国际国内，天南海北，不讲到口干舌噪他们决不住嘴。这些钱弄回去也不是投入再生产，而是发放退休职工的医药费和退休工资，在职职工工资一般都是拖欠。                 


       大概是九七年吧，金融体制进一步改革，几大国有银行向商业化过渡，贷款权力上收，分管工商企业的东台工商银行贷款权也被盐城工行收上去了。企业原来的资金链条本来就绷得很紧，这样一来，企业的日子就更难过了。资金是企业运行的血液，当财政釜底抽薪，银行见死不救，企业又没有自造血功能时候，就只能失血而亡了。东台工业企业最早关门的好像是玻璃厂，造纸厂，印染分厂等，流通部门最早的是物资系统和纺工局的华联大厦。到九八年以后，关门停业企业逐步增多。根据统计，这一年，全市国营企业全线亏损。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全面暴露。归纳起来，企业资金短缺是表象，经济体制改革不配套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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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三十年杂忆之八

         相约九八后的第三个十年，即我说的“急转直下的十年”，也就是所谓的“矛盾总爆发”的十年。 这十年的主题词是：产权改革、下岗上访、两极分化、旧城改造、招商引资、全民创业。


       在多种改革药方经过临床试验被证明无效之后，企业进入一种“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的胶着状态。随着中央改革思路的转变，所有制改革这一理论禁区被经济学界频频涉足。针对所有制改革问题，理论界动足了一番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营”变为“民营”，使“产权重组”这一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经济体制改革此后进入攻坚阶段。


      大概是从九八年开始吧，东台首先从国有企业开始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提出的口号是“公退民进”。具体实施方法有公开出售、管理层收购、并购重组、破产清算等等。其中，以管理层收购和破产清算运用最多。参照的政策依据就是后来引起很大争议的九号文件。至今我还记得当时分管经济改革的市委付书记王业频，在电视上宣传“资源优化配置、交给能人经营的好处”的激情四射的讲话。对领导的讲话，我们总是虔诚地相信，可接下来的改革实践，就没有宣传的那样美好了。


       对大多数运行良好或尚能运转的企业，主要是采用管理层收购，由内部人购买。一般是由主管部门和评估中价机构对企业资产确定一个价格，然后按九号文件规定的可享受的优惠政策进行打折，再用应付职工的债务来抵算资产，这样七扣八扣，尽量把企业净资产做小或干脆做为零，最后由企业管理层或内部人定向认购。外部民间资本再雄厚，一般是渗透不进去的。这样做的好处是符合“稳定压倒一切”政治要求，企业能够平稳过渡，与职工不解除劳动关系，不会出现大面积下岗失业，暂时缓解社会矛盾。坏处是企业财富以一种不能令人信服的理由，不公平、不公正地急速向少数人手中转移，拉大了贫富差距，留下改革后遗症。东台的一些明星企业如工业上的磊达、马佐里、峰峰钨钼、富腾、东强、富安茧丝绸，流通上的国贸、苏中大厦等企业都是采用的这种方法。这种方法由于底层群众反映太大，后来被中央叫停。


       对部分资不抵债、或已经停业、或矛盾成堆的企业，则采用破产清算来作一次性了断。同样，由ZF和法院抽调人员组成清算组，由主管部门、评估中介机构进行资产评估，一般总是把负债做得大大的，资产做得小小的，破产剩余资产只能支付第一清偿顺序的债务。拖欠税款和银行债务则被一笔勾销。职工全体解除劳动关系，（不解除劳动关系其实也没有了）资产多的企业发个五、六千，少的发个二、三千遣散费，一帐算清，关门走人。这种方法严格的说已经不是改革了，是砸铜卖铁办后事了。采用这种方法的企业，在破产资产处置中问题多多，矛盾比较激化，老职工的退休金、医疗费很多企业都没有妥善解决好，群体性上访事件在那段时间几乎天天发生，ZF分管领导和主管局的头头们那段时间也是焦头烂额、疲于奔命。特别是到了后期，在各产业主管局要撤销的大背景下，各局赶时间、抢进度，操作上愈发不规范。由此留下了很多后遗症，如三十年工龄问题、五到七年问题、军转干问题等等。


        这一改制过程好象持续了三、四年吧，总之我感觉这是东台历史上最振荡的几年。回顾这几年的改革过程，平心而论，应该说是取得了一些成绩。一些企业在改制过程中，由于ZF监管得力，操作规范，职代会和工会组织积极发挥作用，企业负责人尚属正派，改制后企业迅速焕发生命力，生产经营快速走上正常轨道，为地方财政作出了一些贡献，职工的生活水平得到一定的改善和提高。但是，也有部分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激起广大职工群众的义愤。这些企业大致有以下共同特征：


1、大批职工特别是中老年职工被作为企业包袱下岗失业。


2、国有资产被原企业管理层低价或零资产受让后，再以高价转让，私人从中牟利。


3、不通过公平公开拍卖程序，低价、定向处置破产资产，损害了国家和职工的利益。


4、改制过程中弄虚作假、疑似侵吞国有资产。


5、极少数政府官员为企业主出谋策划，保驾护航；有的甚至摇身一变，改任“董事长”，直接攫取国有资产。


6、评估中介机构利欲熏心，放弃原则。工会组织被企业主绑架，形同虚设。


7、改制后企业主通过抽逃资本、高额分红、出卖变现、挪用资金等手法，


迅速将国有资产转入私人帐户，有条件的已经将亲属转移到国外。


8、改制后的企业主成了“朕”，作威作福，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依仗自己是纳税大户，有的甚至连国家法规和地方ZF都不放在眼里。而职工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收入越来越低，各种合法权益收到严重侵害。由于再就业困难，职工敢怒不敢言，生活水平水平每况愈下。


       我有一朋友，和我谈起过他们家近十年的的情况。一九九一年，他平辈的十四对夫妇共二十八个亲戚中，有一个人下了岗，那时这个人是他们全家重点照顾扶持的对象。逢年过节，家里亲戚都要接济一下那个下岗职工。到了二00一年，二十八个亲戚中除一个在邮局送信的，其他人全部下岗，反而那个最先下岗的人摆了几年地摊，生活有了点起色，逢年过节总是由他出面召集大家一起聚聚。吃饭的时候，大家感概万分，感叹人生无常，造化弄人。
       就在改革进入最艰难的阶段时，我们东台又连续搞了多期旧城改造，鼓励了房地产业在东台的过度开发。客观地说，旧城改造确实改善了一部分人的居住条件，生活质量得到提高，市容市貌得到改观。在拆迁过程中方法虽然有点粗放倒也可以理解。但是，也有二点突出的问题。一是正如E老师的观点，旧城改造是在东台企业效益不好、职工收入不高、实际支付能力很差的情况下进行的，有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意味。它提前吸走了东台老百姓后几年的消费基金和创业资金，使东台后几年的发展乏力。要知道，在温州一、二万元钱就能造就一个小老板。后来房地产的过度开发，又吸走了大量本应投入制造业的生产发展资金，生产资金、创业资金被转化为消费基金、投机资金，影响了东台的持续稳定地发展。二是彻底摧毁了老东台的人文特征---盐商文化遗产。老东台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民清徽式建筑、小街老巷，以及见证了老东台几十年政治、经济历史的老陈河广场，没有被有选择的进行保护性开发，统统灰飞烟灭。这种行为，恐怕将来要愧对子孙了。这十年，不管是褒是贬，注定在东台的历史上要留下重重的一笔了。


       招商引资、全民创业是这二年的事，电视、报纸天天在宣传，据说很好，我就不在这里聒噪了。但是，土地财政带来的问题恐怕也不容忽视。


       什么是改革？改革就是变法。中国几千年来有过无数次的变法，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历史证明，凡是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参与的变法，必然会成功。反之，则注定要失败。在当前这场利益关系重新调整、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大变革中，有的人得益了，有的人受伤了。得益不是一代人，它会惠及下一代甚至下几代人。同样，受伤也不是一代人，它同样会殃及一代乃至几代人。得民心者得天下，如何重聚民心、消弥这种社会大裂痕，恐怕是高居庙堂之人今后要静坐沉思、反复参悟的大禅机。否则，即使是铁打的江山、万代的基业，也会如同一江春水向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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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三十年杂忆之九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社会财富也在快速向少数人手中聚集。东台出现了一批先富起来的人群，用官方的称呼就新阶层。从形成的职业来看，大致分为五大类。
        第一类是七八十年代敢吃螃蟹的个体户。那时国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很多人不敢冒风险，怕“秋后算帐”。这时一批头脑活络的人、“蚤子多了不怕咬”的人，有待业青年、部分城镇居民和少数小集体企业境遇不好、收入不高的人，这些城乡生活的边缘群体，形成了第一批“敢吃螃蟹的人”——“个体户”。这些人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鼓舞下，靠自己的勤劳，也利用国家政策的不健全和漏洞，很快挖到资本积累的第一桶金，成为“万元户”、“十万元户”、“百万元户”。再转而买厂办厂，扩大再生产，从而发展壮大。如金丽达的许丽、国美的桑海兵、双龙的赵文龙，玖兴纸业的王喆等人。
        第二类是在企业改制中购买国企和集体企业的民营企业主。这是一批在政策和权力推动下制造的富翁。这些人当中有的原来就是改制前国有企业或乡镇企业的负责人，也称企业内部人，典型的代表是几大明星企业家；也有的原来是机关工作人员。如富腾集团、国贸大厦、饮服公司等单位的负责人，他们原来就是产业主管部门的公务员，对企业情况比较熟悉，九十年代末期看准时机、利用政策下海弄潮，吃到了公有制的最后一顿免费午餐。
       第三类是靠知识吃饭的中介机构和技术设计开发人员、职业经理，他们一半靠知识，一半靠政策支持的垄断资质，在一些专业领域斩获颇丰。如各种中介事务所、建筑设计院、检测站等等。


       第四类是国有垄断企业的负责人。如电信、移动、电力、烟草、盐业、金融保险行业等。不多说了，全国如此。


        第五类是靠权力寻租致富的腐败官员、一夜暴富的房地产开发商和灰色经济的冒险者（靠黄赌毒、制假贩假、非法传销等不法手段致富）。


       这部分人虽然在数量上只占到全市人口的5%--7%，但却掌握或管理着大半部分资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全市二分之一的税收。


       对这个人群，政府和普通老百姓截然不同的态度，颇值得玩味。


       因为GDP，因为税收，政府把这些富人敬如上宾，奉若神明。给官（规模大一点的企业在乡镇可以官拜到乡镇付书记）、给荣誉（五一劳劳动奖章、三八红旗手等）、给待遇（企业绿卡）、给资金（贷款授信）。每年召开的人大政协两会，成为富人嘉年华，两会实际上已成为“富人俱乐部、企业家协会”。


       普通老百姓人们对这个人群的看法却褒贬不一。对确有本事的，靠自己的智慧和辛苦把事业从小做到大的企业主们，人们是佩服的，崇拜的。比如对第一类和第三类的人群的致富，人们是心服口服的。


       对第二类人群，人们的情绪是复杂的，既嫉又恨。因为这部分人的原始积累带有原罪，带有掠夺大众的性质。


       对第五类人群，人们除了鄙视就是咒骂。


       平心而论，相当部分富人还是有素质的，有社会责任感，注重自身形象，也注重企业社会形象，乐善好施，生活上比较自律、检点。富裕以后也喜欢追求一点生活品味。事业上很拚命，有发展的内在动力。


       也有部分改制企业主，由于他们的财富来得太快，对未来始终有种不安全感。于是他们就畸形消费，斗富比阔，呼朋引类，声色犬马，包二奶三奶，开宝马，坐奔驰。有的虽是党员，却拜倒在如来脚下，迷信鬼神，往泰山寺一掷几十万眉头不皱，却舍不得为失学儿童捐点学费。东台未来的发展是指望不上这部分人的。


       更有的暴发户与黑恶势力勾结一起，成为社会毒瘤。黑金结合在一起，必然会养虎成患，危害社会，必须及早铲除。从我们这个论坛的贴子上披露的一些内幕，就可以看出端倪。


       任何时代都是需要榜样的。好的榜样，会引领社会新风，使民风淳朴，积极向上。我曾接触过一些浙江商人，许多人都是千万富翁，也开奔驰宝马，饿了就在路边小摊吃碗面，渴了就买瓶矿泉水，招待客人上馆子剩菜照打包带回家。在投资设备、投身慈善事业上却一掷千金，面不改色，出手大方。实在令人深思。


       再联想我市八九十年代的第一批改革者，有些人今天只拿八、九百元退休金。没有退休的挂在清算组拿三百元生活费。我曾在电视节目上看到，八九十年的改革风云人物，石家庄造纸厂的马胜利至今也只拿七百多元的退休金。这些人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为突破当时旧体制的樊篱，作出了自己的不懈努力，如今却没有像那些富人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不禁让人感慨万端。


       古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意思是说你再有钱，五代以后，你的财产也没有了，人们想一代一代永远延续财产，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虽然有财产是好事情，但是反过来，“自古磨难出英才，从来纨绔少伟男”。贫寒子弟读书成功率总是很高，富人家庭却常常产生纨绔子弟。所以，富人如果想清这个道理以后，就应该意识到，我不过就是这个社会里“看财产”的人，既然这样的话，我何不让我的财产更有益于百姓，更有效于社会？真正能像比尔盖茨做到的那样，大众看富人的眼光，或许会柔和很多......


       看到一篇文章这样写到：“这是一个由富人来定义一切的时代，我们活在一个资本说了算的时候。没有办法。虽然，资本和富人本无定义和命名这个时代的能力及思想深度。看来，我们只有等待了。或许，随着时间的流失，有些事情会发生变化。这同样是一个需要耐心甚至必须忍受屈辱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坚韧不拔的时代。愿那些有心人和有志者能够挺住，不要被粗砺的人世磨平了自己的机敏和棱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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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掌故——东台盐业两千年

        东台地滨黄海，自古盛产盐，历史上曾是全国的重产盐区之一，也曾因老政区内的“淮南中十场”而闻名天下。
        据《史记》载，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吴王刘濞在封国（古扬州），“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海煮海水为盐”（《史记·吴王刘濞列传》）以增加财源，扩张势力。从此，开创了东台境内盐业生产的历史。当时，由于西溪以东尚是海水滔滔的大海，所以境内盐区还在西溪以西一带。汉武帝即位后，为加强中央集权，财经政策方面采纳桑弘羊等人的建议，实行国家垄断铸钱，盐铁官营。在盐铁产制旺地设置盐铁官署，并没收私人煮盐铸铁器具，将盐铁产运销之权统一收归朝廷。其时，在今盐城设盐渎县，专管产盐。元狩四年（前119年）为解决国家财政急难，汉武帝招募民众煮盐。《史记·平淮书》载，“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又称煎盐），官与牢盆（牢，粮食；盆，煮盐器具）”。也就是说，官府提供煮盐器具，雇工煮盐，发给费用。当时盐民煎盐纳官进行的是具有服劳役性的劳动，其地位低下，向来被视为“土民”、“贱民”。尽管如此，煎盐还是开始成为一种正式职业。
      汉时的产盐方式是直接煎炼海水结晶为盐。煎具使用盘又称盘铁，一副盘铁由四角组成，每角又分多块，厚10～13厘米，每块重50余公斤，合则500余公斤，分户保管，彼此牵制，官方监督，以防私煎。使用时拼成一盘，直径3米多，周围边高0.4米，用铁栓合成，底平如盂，缝隙经卤汁结塞不漏。盘铁下为用土垡砌成的圆灶（即盐灶），四周设灶门七八眼用以烧草。一灶配盘铁一副，有盐民数家，轮流共煎，亦称团煎、团煮，灶民之称亦始此。盐灶周围弶芦芭障用以挡风，露天操作，遇雨即停煎。一般在暑天或旱季举火，燃热盘铁，盐民们往灼热的盘铁上泼海水取盐。烧一昼夜谓之一伏火，可煎六盘，每盘200公斤左右。由于盘铁厚而大，难以烧灼，因此，每举火一次，通常连续生产半个月左右。这一时期，由于生产工具较为笨重，而且煎盐费时费燃料，生产技术较为落后。但随着盐丁的增多，规模的扩大，沿海煎盐逐渐兴起。
        到了唐代，由于海水常年累月带来泥沙的沉淀，海岸线逐渐由东冈沙堤（自然形成的堤，即今范公堤基）东移，当时境内新淤陆地土质盐分极高，盐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并在堤岸沿线的南北地带相继建立了虎墩场（元代改称富安场）、小陶场（北宋改称安丰场）、东台场等。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全国产盐区设五国十监管理盐场，东台盐区归属海陵县海陵监（监署设于今泰州）。当时，在海陵、盐城两监，曾以免除徭役为优惠条件，招募无业游民到两淮地区煮盐。但由于沿海生产条件极其艰苦，自愿迁来者仍然很少，劳动力奇缺。刘晏任两淮转运使以后，改革盐法，废官营专卖制为官商专卖制，并在盐场设盐官，监督盐民自行产盐，负责把盐民生产出来的盐全部收购，然后就地卖给盐商，盐税加入盐价之中，盐商交款后，就可以自由运往各地销售。从而使盐民不受存盐莫售之苦，商人亦无积压资本之顾忧，既调动了盐民产盐的积极性，又引来了一批四方游民，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盐业生产的发展，故而，淮南盐异军突起，东台盐业也从此走向兴旺，而成为淮南重产盐区。南唐升元元年（937年），泰州海陵监署移驻东台场（署治今人民大会堂址），管辖境内南北8个盐场，其时的制盐方法已较汉代有很大进步，不再直接煮炼海水成盐，而是先淋卤再煎卤成盐。广大灶民开沟引潮，铺设亭场（亭户之名始此）。创造了“刺土成盐法”，即耕海边咸土，隔宿之后，将土覆盖草上作溜，溜高0.7米左右，方3.5米，底设竹筒，在溜边砌一卤井，用海水浇溜淋卤，经竹筒流入卤井，然后入煎。此法不仅成盐快，而且出盐率高。据唐《元和郡县志》曰：“今海陵县官置盐监一，岁煮盐六十万石。而楚州盐城、浙西嘉兴、临平两监所出次焉。”足见当时东台境内的盐产总数已相当可观。
        宋代的盐业生产承唐、五代旧制，仍实行民制、官收、商销制度。并划分严格的行销区域，越界有禁，出境受罚。当时，扬州设盐转运院，产盐区的管理机构大为监，监管场。北宋开宝七年（974年）海陵监移撤后，在西溪设盐仓监管辖何垛、东台、丁溪、草堰、白驹、刘庄各场。各场煎盐实行催煎制，盐官为每灶丁制定一年的“额盐”，称为“丁额盐或正额盐”。规定灶丁每年煎正盐35石，折合2625公斤（《太平寰宇记》）。各场还设催煎官若干，专门监督、催促、稽查灶民煎盐。天圣六年（1028年）范公堤筑成后，阻挡海潮，遮护民田，屏蔽盐灶，使盐业生产有了保障。此时的灶民利用广大的滩涂草荡资源，大胆实践，择盐份重、土质硬的平地摊晒草灰淋卤，在“刺土成盐”的基础上又创造了“晒灰采卤法”。其煎盐经过碎场、晒灰、淋卤、试莲、煎盐、采花等6道工序后，不仅出盐率更进一成，而且盐质“色白、粒大、干”，时有“淮盐甲天下”之称，境内各场所产之盐自然在内。据史料载，宋时的盐税收入常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当时，两淮共建盐场25座，其中22座为淮南所属，盐课占全国之首，而淮南又以海陵监所辖盐场产盐为最厚。据《宋史·食货志》载：淮南有楚州盐城监（辖7场），年产盐41.7万担；通州丰利监（辖7场），年产盐48.9万担；泰州海陵监（辖8场），年产盐65.6万余担。由此可见，东台宋时已为淮南产盐之冠。
        自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夺淮入海，沿海淤积成陆速度加快，淮南范公堤西盐场相继废置，盐灶东移至堤东近海荡地。乾道七年（1171年）撤西溪盐仓，各场始设场大使（场官）分治。至元代，东台、木并茶、角斜、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丁溪、小海、草堰、白驹等场均已建成，各场沿范公堤设立场公署，其辖地由范公堤逐渐向东直线辐射至10多公里之外的近海海滩。据明《淮南中十场志》和清嘉庆《东台县志》等有关史料记载，明代，境内盐业生产进入黄金时代，当时境内设泰州盐运分司（明洪武元年即1368年设）驻东台场，管辖栟茶、角斜、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丁溪、小海、草堰等10场，史称“淮南中十场”，各场均在东台老政区内，其中东台、何垛、梁垛、安丰、富安5场在今政区内。且由于海岸线的东移，盐区已东播至今南沈灶一线。当时各场仍仿前制，灶民煎盐纳官，官付给工本费。正统六年（1441年），官府将工本费易钞为米，灶民得以勉强糊口。这在当时乃是一种进步，刺激了灶民煎盐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盐业生产的发展。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朝廷进一步改革盐法，废除传统的官盐制，实行商灶制，将原来的官府收盐改为专商（时称垣商，又叫场商）收购，同时，大力倡导改造煎具，广泛建造小盐灶，统一制造直径1米深20厘米的铁锅和直径1米深7厘米的铁钅敝，发至灶户自煎。锅钅敝煎盐不仅轻便易操作，而且煎盐省工省草。东台各场盐灶使用锅丿以后，始建灶房，土墙草盖，以蔽风雨。屋内置盐灶，一座灶一般一锅两钅敝或一锅三钅敝，前钅敝后锅，锅深钅敝浅，锅预热卤水，钅敝煎盐。即盐灶起火后，将卤池中的卤水装锅预热，然后把热卤舀入钅敝中煎熬，直至结晶成盐，如此作业，昼夜不停。当时，24小时为“一伏火”，一座盐灶一伏火可产盐二三百斤。盐产量大幅度提高，盐业市场进一步活跃。东台境内的盐业生产也从此进入鼎盛时期。据有关资料显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仅东台、何垛、安丰、梁垛、富安等5场，多数年份盐产量近200万担，至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达到最高峰，实现年产量225.8万担。盐业的兴旺，吸引了四方游民，纷纷来到各场煎盐为生。一时间，出现了“烟火三百里，灶煎满天星”的壮景。与此同时，淮南盐区，尤其是古扬州（东台县时属扬州府泰州）出现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大盐商，乾隆为之感叹说：“盐商之财伟哉！”其生活也是一掷千金，穷奢极欲。安丰场诗人吴嘉纪曾用诗对盐商的豪华奢侈生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广陵（即扬州）奢尤甚，巨室如王公，食肉被纨素，极意媚微躬，欢乐成  愚，不幸财货丰。”可那些创造财富的广大盐民，其生活则苦不堪言。正如吴嘉纪诗中写到的“早夜煎盐卤井中，形容黧黑发蓬蓬。百年绝少人生乐，万族无如灶户穷。”
        由于东台处于淮河、长江两大径流入海的汇流处，清代中叶新生陆地泥沙含盐量开始减少，而海岸线东移的速度仍然较快，至清嘉庆时海岸线已移至今黄海公路以东二三十里的地带。黄海公路以西的广大灶区，潮汐不至，土卤日淡。加之清王朝的逐渐衰败，整个淮盐都走向衰落。境内从唐至清跨越5个朝代兴旺发达的盐业生产至此也由鼎盛时期跌落下来。据统计，嘉庆七年（1802年）东台、何垛、富安、安丰、梁垛5场产盐225.6万担，道光六年（1826年）产盐69.84万担，年产量以4.77％的速度逐年递减。清末民初，曹钅敝、三仓、唐洋一线以东地区土壤含盐量也日淡，到处是茂密的草荡，盐民私垦者众多。民初，实业家张謇在沿海兴办盐垦公司，大规模开垦植棉。盐业生产的衰落加剧，致使民国政府被迫多次裁场倒灶，但东台沿海的盐业生产直至20世纪50年代，在淮南都占居一定的地位，泰属总场公署及以后的两淮盐务管理局、淮南盐务管理局等均曾设驻东台城。新中国成立后废灶兴垦的步伐加快，至1961年盐民全部转农，仅剩6副盐灶、亭场续煎作为副业，年产盐仅有6000多担，到1987年全部息火停煎。至此结束了东台两千年余的产盐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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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掌故——与烧盐有关的东台地名

        东台古为产盐之地。从唐玄宗时代至清中叶，东台沿海都是全国重点产盐区。如今，偌大的盐区内，虽早已不见当年的亭场盐灶、锅丿仓垛，但由烧盐而留下的地名遍布境内范公堤以东广大地区。
        一、场  盐场是古代所设的一种产盐的专业机构，始设于唐代宗宝应年间（762—763年），东台老政区内曾设有栟茶场、角斜场、富安场、安丰场、梁垛场、东台场、何垛场、丁溪场、小海场、草堰场等10个盐场，即历史上著名的“淮南中十场”。后因场署周围居住的人多了而形成了村庄，场名便成了地名，如当今的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等，所不同的是在原盐场名称后面去掉了“场”字。因当时各盐场是沿范公堤而建的，所以，由“盐场”而得名之地均分布在原范公堤一线，也是东台境内最早设专场烧盐之地。
        二、亭  按《旧唐书·食货志》载：煎盐处为“亭场”。《宋史·食货志》亦称“煮海为盐，其煮盐之地曰亭场”，即取卤制盐的地点为亭场。由于东台为重产盐区，至宋代已亭场林立，故“东台”便又在一些文人的笔下出现了“东亭”这个雅称。
        三、团  自汉代，煎盐工具使用的是官铸官给的巨大“盘铁”，一副盘铁分四角，每角又分数块，分户保管，使用时再用铁栓拼成一盘，彼此牵制严防盐民私煎、私贩。到了唐代，废盘铁，改用又高又大的铁锅，铁锅虽比盘铁改进，但仍比较笨重。所以，这一时期的盐灶都比较大，每灶都有亭户数家，轮流共煎，亦称团煎、团煮。直至明万历年间（1753—1620年），官府改造煎具，制造统一轻便的小型铁锅丿，推行小灶制，从此，传统的“团煎”改为“散煎”。但带“团煎”之意的地名却仍沿用至今。如正团、中心团、杨家团、新团、南垛团、西海团等。由于“团煎”之际，境内盐灶分布在范公堤沿岸及其以东附近，所以带“团”字的地名大都分布在今梁垛、台东、四灶等镇乡。
        四、灶  特指旧时煮海水煎盐所用的盐灶。由土垡砌成，灶台圆型，四周开灶门，用以烧草，上按煎盐的锅丿煎具。北宋开宝七年（974年），西溪设盐仓监管盐场后，各场煎盐均为官盐制，为防盐民私煎，曾规定每场设盐灶10座，每灶有灶民20户，按场造册，划3至5灶为1甲，每甲设1名甲头，专门监视盐灶起火、停火，督催灶民纳盐归仓。于是，每座盐灶便有了各自不同的名称。后来，有些盐灶周围住户多了，发展成村庄，灶名便成了地名。一般以灶户的姓氏、称谓或绰号而命名者居多，如沈灶、包灶、朱灶、陈章灶、张家灶、孟家灶、刘家灶、袁三灶、练七灶、李四灶、野花灶等。另一种是以灶所处的东西南北中的方位命名，如南张家灶、北张家灶、中张家灶、东顾家灶、西柳家灶等。再有一种是以灶排列的顺序号命名，一是单纯顺序号，如头灶、一灶、三灶、六灶，最多编号为十六灶；二是顺序号前加姓氏，如朱家一灶、丁家五灶、何家十灶；三是顺序号前加方位，如东七灶、西八灶。也有以事物命名的，如福兴灶（今属范公镇），相传宋开宝年间（968–976年），虽累遭水灾，该灶却丝毫无损，有福兴旺盛之兆，故得名。安丰原有座盐灶，被海水冲毁后重建，因而取名“新灶”。“货郎灶”则是因邻户是一家挑货郎担做生意的。灶名起用于宋代，至明代，因盐区东播至范公堤以东附近，所以，带“灶”字的地名也随盐区的逐渐东移而由范公堤逐渐东播至今头灶、六灶、南沈灶一带。
        五、丿  是煎盐用的一种敞口的铁丿锅，直径1米，深7厘米。兴用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当时废大灶改小灶，统一推行轻便的锅丿煎具，灶台置前丿后锅，一灶一锅两丿或三丿，锅预热盐卤，然后再将热卤入丿，经猛火直烧，结晶成盐。至清代，盐区再度东播至今黄海公路附近，新增盐灶周围居住的人也日渐增多而形成了村庄，这些村庄便以姓氏后加一个“丿”字命名，以示该姓氏的人曾在此烧过盐。如曹丿、华丿、练丿、潘家丿、孙家丿等等。
        六、仓  指盐区积贮盐民所煎之盐的盐仓。西汉时吴王刘濞在今泰州设置海陵仓，用于积贮如皋蟠溪地区所煮海盐。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扬州设仓，堆存转输通、泰场盐。北宋建隆年间（960–963年），泰州盐区（东台原属泰州）仅设仓一处。至明洪武元年（1368年），泰州盐运分司下辖各盐场均建仓贮盐。凡灶户所煎之盐一律经报数、过秤、登记、捆包、验收后入仓堆存，待转输运销。一时间，东台境内设仓若干。至今仍带有“仓”字的地名有：一仓、三仓、四仓、五仓等等。主要分布在明清时储盐集中的今三仓一带。
        七、总  “荡为草源，草为盐母”，各盐场把沿海草荡划分为与海岸线垂直的若干长条块，高价出租给灶户煎盐，时称长条块为“总”。如头总、五总、八总、十总、十二总、十八总等等。这些地名以当年茂草丛生的今许河、新街、唐洋等地居多。
        八、垛  盐民煎盐烧火用的是柴草，每逢秋冬季节，盐民们将租得的海滩草荡柴草收割，堆成一个个巨大的草堆，又称“草垛”，以便来年煎盐之备用，一些地方便由“垛”而得名，如梁垛、何垛等。
        诸如此类因烧盐而得名的地名象闪烁的繁星，随时空隧道有规律地分布在东台境内范公堤以东的广大地区，巧妙地记述着古人在这块土地上“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烈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的生活经历，拓荒者的姓氏也永远地镶嵌在这片热土上。


（崔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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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城小巷拾趣

　　

　　 程可石

　　
　　 东台城的小巷，窄窄的，不急不缓地伸展着，遍布城区。尤如一个走过多年沧桑的老人，展曦时敞开胸怀，放飞着儿女们离去，黄昏间期盼翘望，守候着儿女们归来。千百年来，小巷们就这样默默地迎来送往，直到有一天，政府一声号令，拆迁改造美化环境，人们既留念又欢欣地陆续搬迁。只剩下小巷们宁静地期待着，随着推土机的轰鸣声，小巷们完结了它们的使命。一年后，还人们一个崭新的居住环境，但它们留给这尘世间的一种精神却永恒不变。小巷虽逝，余居之久矣，数条小巷逸事历历在目不能忘怀，故默记在册，聊以自娱。
　　
　　 华家巷——初始于明代，东北至西南向，北距县市政府旧址数米之遥，实验小学与之为邻，巷尾黄金坝与东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旧址（俗称老电厂，清末状元张謇主办，现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隔河相望，巷内铺设格式青砖，住宅大都为青砖小瓦，串堂几进。华家巷以巷口居住的华氏祖先姓氏命名，取荣华富贵之寓意。数百年来为东台达官显贵、骚人墨客居住地。中国文联主席、当代著名作曲家周魏峙、清代进士张泽厚、杨信茂、周松龄以及新四军老同志刘松恒家族等名门望族，先后居住巷内，走出了一大批在全国各地的社会精英。经数百年变迁，华家巷现已扩展为大华家巷、小华家巷、华家北巷、华家巷后河边等数条巷道。
　　 石头巷——位于旧县府街中段，巷为东北至西南向，以巷内地势较高、铺设石板、过路人雨天行走不湿脚而著称，成形于清乾隆时期。石头巷1号住宅曾是我国著名新闻学家、爱国名记者戈公振的诞生地。石头巷居民善花卉，从政、经商者居多，巷道狭长幽静，似小家碧玉，庭院深深，居民生活悠闲自得。
　　 石榴巷——位于鼓楼路中段南侧，因巷口马恒太杂货店店主手植石榴树而得名。巷道东北至西南向，巷内青砖呈马鞍形铺就。石榴巷1号为清咸丰四年（1854年）安徽盐商顾某所建，民国八年（1920）为东台著名大律师沈斌、沈淦兄弟俩买下，后名沈氏大楼。在中进门楣上方墙内嵌有“西园”篆刻大理石石刻一方，现为盐城市文物保护单位。东台名人文史学者吉诚、清咸丰年间翰林季龙图、教育家马坤生先后在此巷居住过。
　　 魁星楼巷——位于东坝路南侧，西邻百岁巷，因毗邻魁星楼而得名。魁星楼又称文昌阁（现陶园所在地），是一座古代建筑，建于清嘉庆十三年—十六年（1808-1811年）楼分三层，高45米，为当时东台城最高点，高甍飞宇、金碧辉煌，建造费用为六千六百两白银，顶层供奉“魁星”，二层供奉“文昌”，底层为“书馆”。楼顶盆为烽火铜所铸，荷花池上有石桥，名“状元桥”。旧有“站在西溪泰山寺，可见东坝魁星楼”之说，惜在1937年毁于日寇炮火。
　　 中巷——位于鼓楼南街，因东台场盐课司署在西巷有屋五十余间便于区别而得名。巷内在清同治光绪年间，诗人姚子静建有桐华阁，阁内藏名人书画碑帖至富，桐华阁有对联曰：“光阴迅速，纵时刻读书写字，能得几何？恐至老无闲，趁早年埋头用功；世事艰难，即寻常吃饭穿衣，甚非容易？念维勤有益，免他日仰面求人。”语虽俚俗，但可作格言观之。
　　 鼓楼——明崇祯五年（1632）由泰州分司湖广人周际明主持修建。楼址位于当时城区中心，（现鼓楼路与东坝路的交接处，与旧县衙相连）时为更鼓安放之处。鼓楼高约25米，宽8米，上下两层，为砖砌单翅阁楼，有南西北三门，东进口为登楼木梯，翅阁楼顶盆为峰火铜所铸，竖有剑头朝上的宝剑三株，楼前有匾额，上嵌“声闻四达”四个金色大字。东台当时曾有“揽胜必登鼓楼，妙在斯楼”之说。
　　 南庄——位于林家桥河南，明代万历年间东台人周竹墟的别墅，其中藏书甚丰，亭榭楼阁，迂回曲折，绕到最远处可以到城北，进庄门有双鹤守立两旁，沿途地形起伏，河沟交叉，有桥相连，庄内绿竹成荫，假山耸立，荷香浓烈，为当时江淮文人雅士、骚人墨客聚会之所。明代著名画家董其昌为其题榜额，清乾隆年间，兴化人顾于观曾撰《游南庄记》，阅之可想见当日园亭之雅趣。
　　 西溪——位于台城西郊，历史悠久，早在西汉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就建有西溪镇，曾更名晏溪。汉孝子董永为西溪人，遗迹甚多；宋三任宰相吕夷简、晏殊丶范仲淹先后来此任盐官。唐尉迟敬德建有海春轩塔，宋代初创的泰山护国禅寺今日依然晨钟暮鼓，诵经不绝。明洪武年间西溪巡检司、清东台县丞署均设于此。有“先有西溪，后有东台”之说。
　　 听雨巷——位于彩衣街中段南侧、东北至西南向。东距现市百货公司二十米左右。清末民国初，有刘姓人家在巷口开“听雨”茶馆，后人仿效开“仿来”书场，当时常有文人雅士在此呤诗唱和，应酬听书。“仿来书场”多次邀请王少堂、康少华等名艺人来此开讲评书，周围居民、个体手工业者经常集此娱乐解乏。金家墩——位于宁树路东侧、彩衣街南侧，是东台城有名的古文化区及富商聚集地。巷内一律黄麻条石铺砌，住户有金、汪、张、鲍、徐、童等富商，仅汪氏一家就有七个串堂三进，并建有汪氏家祠，从明代延续至今生生不息。各大户住房精雕细作，气势非凡，为东台民宅之精品，堪称“古民居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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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掌故——繁荣的陆陈行

        陆陈行，是中国旧商业的一种行业。据传，汉代官员陆贾、陈平二人曾主管过朝廷的粮食征集、平籴等工作，故经营粮食的商行得名“陆陈行”。后来，由于陆陈行主营稻、麦、玉米、豆、芝麻、杂粮等 ，且多为当年种植次年收获的粮食作物，“陆陈”二字便被讹传为“六陈”。


        陆陈行的经营形式，主要是代客买卖粮食，从中收取佣金。拥有资金多的陆陈行，除代客买卖外，还自购自销，每在夏秋季节，低价大量收进，囤积居奇，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垄断市场，哄抬粮价，高利出售。


        东台的陆陈行兴起较早，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就有湖广和江西运米的商船，经通州等口岸到东台城停泊下坝，投行出卖。那时，关桥口有翁姓、九龙港有吕姓两家陆陈行。到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东台城三昧寺、米市北垎，下坝一带，行房林立，由30多家发展到70多家。民国初期增加到近百家，1932年又发展到158家，最盛时曾达197家，大都集中在关桥、下坝、米市北垎、北关桥、高桥、海河边、老坝、陆家滩一带。时堰、安丰、富安等集镇的陆陈行也比较兴盛。台城最大的陆陈行约有10多家，如公同兴、孙隆泰、张同昌、陆仁和、陈怡泰、杨七房、同丰、孙恒泰等，一般雇工10－20人，有栈房2到3座，日成交量在千担以上。而一般的陆陈行仅有店面1到2间和一些工具，或是父子、夫妻店，或雇用1至2个职员。还有一种是无店铺的，每天带着量器或称，立于闹市口，向农民收购零星粮食，转手买卖。陆陈行开设时，要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领取执照，方可营业，在缴钱领取执照时，有些贫困的行家在执照上填写自己儿子或孙子的名字，这样，可以在几十年内不需要再花钱领取执照。有的孙子还没有出生，就填上孙子的名字，一时传为笑话。


        东台陆陈行的兴起，并能得到较快的发展，是有着特殊的原因的。因为它有那得天独厚的条件，东台堤东产玉米、黄豆、蚕豆和大、小、元麦；堤西盛产水稻和大、小、元麦，收获季节，农民将自给有余的粮食进行出售，据1932年《江苏实业志》记载：全县自产籼、粳稻自销60％，尚有40％外销；大麦自销20％，尚有80％外销。由于东台粮源充足，价格低廉，加之水陆交通便利，每逢夏秋两季，东台形成粮食市场集散中心。粮食一般从东北流向东南，民间谚语：“卖不尽的西北，买不尽的东南。”市场成交量很大，年吞吐量达250万担。上市粮食除东台自产外，部分还来源于东坎、益林、盐城、高邮、阜宁、宝应、洪泽、兴化等地，一般销售于江阴、曲塘、海安、泰州一带，上海、无锡、南通、泰州等地粮号厂商也常年驻东台收购，从而使东台的陆陈行更显繁荣，尤其是1931－1937年达到最盛，各行河边，帆樯林立，首尾相接。码头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热闹非常，处于“陆陈兴、百业旺”的鼎盛时期。


        东台的陆陈行曾几经兴衰，抗日战争期间，陆陈行由盛转衰，各地的陆陈行和米铺，由于日军侵占东台，疯狂掠夺，纷纷关闭。日军在1945年投降后，新四军解放台城，农民们纷纷进城，用粮食换取工业品，给陆陈行带来了生机，许多家闭歇的陆陈行重新开业。解放战争期间，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粮食市场又日趋萎缩，陆陈业萧条。新中国成立初期，粮食仍然自由买卖。1950年台城有大小陆陈行228家，每日成交粮食25－30吨。安丰、富安、时堰、一仓等集镇的粮食市场也比较活跃。1950年4月，建立中国粮食公司东台办事处，办理粮食购销业务，稳定物价，调剂供应。同年11月，台城建立粮食交易所，加强粮食市场管理。至此，曾经兴旺发达的陆陈行被新崛起的粮食交易所所取代。但是，它对推动东台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容抹煞的。


（尹邦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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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东台城的园林瑰宝——周氏南庄

　　 周氏南庄，在东台城林家桥南（今鼓楼路步行街林城花园处），明代万历年间东台名士周竹墟的别墅。其中亭榭楼阁，迂回曲折，绕到最远处几乎到城北。庄门里有双鹤守立两旁。沿途地形起仗，河沟交叉，桥廊相连，庄内建筑宽敞明亮，绿竹成荫，假山耸立，荷花的香气馥郁浓烈。书房檐柱的木刻对联一副：舍为善读书别无安乐，即莳花种竹亦有经纶。抒发主人胸臆。室内数十架书籍为之增辉。当时的文人雅士、骚人墨客，到海边来都赶到这里雅聚。明著名画家董其昌为其题“南庄”二字榜额。


　　 董其昌（1555-1638）字元宰、守思，别号香光居士，明代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明万历十七年进士，曾任明神宗皇长子朱常洛讲师，天启年间任礼部尚书，后诏加太子太保、卒后赐封太子太傅，谥文敏公。


　　 周竹墟，名希贤，万历年间贡生。其德高望重，谨慎忠厚，一心读书、耕种。曾筑园亭城之南，董文敏题曰“南庄”，至今榜额仍在。其长子周士奇，字瑶圃，博学多才，好读异书。到老手不释卷，多著述。次子周士哲，字鲲溟，磊落多奇节，士林敬惮之，咸推为师表云。孙周逊之，名泰谦，明崇祯诸生，落落有大志，当时，烽烟四起，明朝抗清节节败退，周逊之曾研究过孙吴兵法，虽有治国良策，但无施展之处。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清兵逼近扬州，史可法主办“礼贤馆”，广招四方人才，积极抗清，周逊之应聘入幕，每进一策皆被采用。后扬州城破，史可法殉国，周逊之百死余生，返回东台。入清后弃官，隐居南庄，种田读书。惟与明才子冒辟疆、李映碧、吴嘉纪、沈聃开等，唱和诗文书画，交往甚密。康熙二十二年（1684）周逊之七十岁，众多文人雅士为其贺寿，以诗、画相赠，谦相翰墨，手迹灿然。周氏子孙世代收藏，虽因年久大部散失，但保存下来的仍然很多，如名书画家李清、冒辟疆、李沂、黄云、徐燮等人的字画，诗文浑朴庄雅，书法亦幽逸绝俗。吴嘉纪所写长歌，惜被雅贼窃去，还有一些因忌讳而自毁了，故原存百余幅，后仅存30余幅了。迨至乾隆初，周逊之之子象先，字繁露，与兴化人顾繁，号于观，字懈陆，东台缪南洲友善，时以诗词文章相携，纪游南庄，顾于观所著《游南庄记》（载清嘉庆《东台县志》），读之可见南庄当日之乐趣。


　　 而乾嘉年间象先之玄孙周楷，字矜式，号北堂。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9）经魁，历任大挑县知县，湖北乡试同考官，后任湖北黄冈、安陆、江陵；浙江嘉善、平湖、松阳、象山、临海知县，因廉能跃升东塘海防同知，海宁知州，后任湖南藩库大使，直隶同知等职。在任时，讼狱疑难，片言以折，所至有声，爱士如命。用东台人袁承福，号啸竹为幕宾，诗文唱和。告老还乡时，官囊无余资，仅琴书自娱，南庄别墅半旧荒芜，即整顿园林，园内建家祠一幢。


　　 周楷次子，周丕烈，字西侯，号小堂，生性豪爽，读书一目十行，早年随宦湘鄂浙诸省，后曾任河南府经历、武安知县，告老归里后，以鼓琴作画余生，对地方上恤孤救灾之事，唯恐落于人后。在“南庄”室之东筑小花圃，莳花种竹，养鹤一对在内，取名“琴鹤山馆”，以画会友，一时名流咸集。泰州盐运分司朱沆（驻东台），河北沧州人，著名画家张百绿、扬州郑板桥的老师、著名画家李育等皆与其友善，《中国美术家大辞典》称周丕烈的画“师法汪士祯，逼近石涛、新罗”等画坛大家，其一生游历山水甚众，嵩华衡岱，皆足迹所经。故胸有奇气，所画不凡。时人如得一幅，视如珍宝。周丕烈生子七人，皆以书画其家。


　　 1920年，周丕烈子周应谷、周应芹、周应昌、周应铨就家藏书画及散见于各书的事迹，编篡《南庄辑略》三卷，延请上海《时报》主政，丹徒人狄楚青题写书名，《东台日报》创办人陈祺寿作序，戈公振大伯父、诗人戈伯鸿作跋（有《慎园诗抄》行于世）。周应芹手绘《南庄图》、《赠鹤报砚图》。


　　 周应谷，字子嘉，生性颖达，倜傥不群，嗜勘经史百家，有卓识。西溪书院院长翟登云惊叹其才，收为门下，同治庚午（1870年）举人，与仪征人刘寿曾、清翰林院检讨、东台人陈宝、东台书画家鲍振玉等人为道义交，42岁卒。


　　 周应芹，字子香，号水英，清贡生，专攻绘事，画室名曰“玩香庐”。与父兄齐名，其画时在东台遍布城乡各户，清末素笔走四方，是以名满大江南北。


　　 周应昌，字效期，清进士，出任河南委川县篆，清鼎革后，退隐乡里，以诗词自娱，有《霞栖诗词三钞》传于世。以上诸君，均见诸于《淮南中十场志》、《东台县志》等籍。


　　 周应芹之孙周光熙，著名翻译家、教育家。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与姚依林同学），曾被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任为该校教授，与著名作家沈从文是同事。后在上海创办光实中学并任校长，抗战时上海沦陷，转至家乡东台创办私立光实中学，并开办过乐群补习学社。戈宝权曾谈起周光熙说，我小时候就很尊崇他，他的英文功底很高。周光熙翻译过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改革开放后，不顾年逾古稀，重新潜心翻译出版了《悲惨世界》、《驻外间谍》等著作。其长子周天（五绂）著名文艺评论家，五十年代从事《西厢记》、《创业史》、“左联”作家作品的研究。编写过小说《虹南作战史》，编写的科教片《蜜蜂王国》获国家电影百花奖。曾任上海《新民晚报》社记者，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其《皇帝读书考》一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周氏族人，自明末周竹墟之下，代有闻人，率皆工诗文或精书画，历明清、民国至今，累世清芬，相继三百年中，沿绵不绝，实不虚传。周氏南庄，自明周竹墟始建，虽非巨筑，亦颇具古典园林之胜。历三百余年之久，为明清两代江淮文人词客，书画名流荟萃之所，往来过客，诗酒流连，文言书画，酬唱赠答，名篇佳话不可胜数。今《南庄辑略》保存益多。


　　 有识之士认为，东台旅游观光景点甚少，有关部门能对南庄余韵加以重视。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辟南庄旅游景点，复建南庄古园，恢复董其昌榜额于南庄中，制作明清时江淮名士诗词碑林，以供旅游观光者凭吊、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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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海丰灯笼地史话

       新兴的海丰，建立在古老的海堰乡土地上。这片苍桑的热土，曾与历史上许多名人结缘。


范仲淹命名“海堰”


        九百年前的北宋年间，海堰一带是沿海的滩涂。当时，海潮退时这里虽已成陆，但海潮一到，仍是茫茫大海一片。北宋仁宗天圣元年，曾经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的作者、后来入朝升任宰相的范仲淹，接吕夷简（北宋另一宰相）任西溪盐仓监。范仲淹看到西溪以西的地区虽成陆已久，但也经常受到海潮侵袭，便上书朝廷，呈请修筑挡海潮的大堤，以增加西溪一带民众的生产、生活用地，得到了朝廷批准。因当时尚无水准仪一类的测量仪器，为了准确勘定堤址，范仲淹等只能靠水位的相对平衡来观察地形地貌，于是他们便趁海潮大涨之时，驾舟行驶于潮头地区进行观察。一次，范仲淹带领从人趁潮驾舟行驶到今海丰镇海堰村殷家屯之地，看到这里任再大的海潮也漫它不了，范大人便脱口而出：“真乃海中之堰也。”（堰，一义为挡水的堤坝，一义为水中的高地）从此，这里就有了海堰之名，并沿用了九百多年。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这里建立民主政权区政府，组织人民群众抗击日本侵略者，取海堰之“海”与南面的丰盈关之“丰”，合并命名为海丰区。1981年，海堰地区从四灶乡划出建乡，仍定名为海堰乡。1995年海堰撤乡建镇时，适逢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为缅怀抗日先烈的功勋，根据海堰地区大多数民众的意愿，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海堰乡更名为海丰镇。


张士诚逃命撂灯笼


        几百年来，海堰地区兴兴衰衰，衰衰兴兴，这里的人们常说这一现象与元末豪杰张士诚在这里撂下了一个灯笼有关。600多年前的一支元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张士诚，为东台白驹（今大丰市白驹镇）人。其率领17名私盐贩子反抗元朝官府压迫而起义称为“十八支扁担”。这“十八支扁担”起义后竞打下数省江山，由张士诚在苏州称王，与元朝统治者割据多年。直至朱元璋建立明朝，这数省江山才被洪武皇帝收入版图。起义前，张士诚等私盐贩子们常受元朝官府的通缉。一天夜里，张士诚率领兄弟们挑着私盐走过海堰地区，正碰上元朝官府的揖私队，张士诚忙把照路的灯笼一撂，惶惶逃走。说来也怪，自从张士诚在这里撂下一个灯笼后，这里就常常兴了衰，衰了兴。就说近现代吧。清末民初，这里商贾云集，百业兴旺，曾被官府设市，名为海堰市。直至抗日战争前夕，这里都是一派十分兴旺的景象。但日寇侵占东台后，为了攫取这里的财富，在向潘钅敝据点修建公路时，专门拐弯从海堰经过。经几次烧杀抢掠，海堰地区的集市日渐消散，直至成为一片荒芜。全国解放后，这里才又办起供销合作社、农具厂等。人们把这里兴了衰，衰了兴的现象，称为犹如灯笼般的亮亮熄熄，又与张士诚撂下的灯笼联系在一起，加以猜度、附会、衍演。地下有知的张士诚也该对当初撂灯笼的行为懊悔不巳吧。


戚继光抗倭建民团


        明朝中叶，来自海上的倭寇经常在江浙一带抢掠。人民深受其害，中国军民为保护自己生命财产的安全，进行了十分壮烈的抗倭行动。朝廷也为了国泰民安，多次选派良将围剿倭寇。良将中最有谋略、战功最大的要数戚继光。戚继光的军队多次在江浙一带对倭寇进行作战。当时东台地区人烟已经逐步稠密，常受倭寇侵扰。戚继光专门派出一支两千人的军队驻在海堰之南的丰盈关。戚大人不仅派出正规军围剿倭寇，还以自然村落为基本单位，建立民团，发动民众参加抗倭。参加民团的大部分是青壮年农民。他们平时边生产边训练军事素质，一旦遇到倭寇骚扰，立即进入战时状态，参加剿倭行动。这些民团的组织单位一般称团。为了有所区别，一般以地形特征、或一方大姓，或传统名称取之。如大一团（今团北村一带）、卞团、许团（今卞团一带）、洋角团、天星团（今天洋村一带）等。这些地名不少沿用至今，充分说明了海丰镇人民历史上就有反抗侵略的光荣传统。


张謇移民种棉花


        海丰镇是远近闻名的植棉高产镇。至今还有一个万亩纯作棉区。这块万亩棉区曾被江苏省定为植棉样板片。海丰棉农娴熟的植棉技术源远流长，早在清末民初，就已打下了深厚的根基。这一点与清末状元张謇有密切关系。


        清朝末期的状元公、南通海门人张謇既有满腹诗书，又信奉实业救国。他中举后不愿在朝中做官，毅然回家乡南通办纱厂、兴实业。张謇发给棉种、盘川、安家费等，动员了大量的海门人向苏北移民，来苏北种棉花，为纱厂提供原料。仅海丰一地就来了100多户海门人。据年纪较长的海门人讲，张謇因了解海堰一带熟田多、荒田少，土地权属相当复杂的情况，所以对前来海堰一带的移民加倍关心，曾二次亲自前来与海堰一带的地方绅董进行会谈，协调各种矛盾，并谆谆嘱托移来的海门人与本地民众处好关系。这些海门人来到苏北不但自己种棉花，也带动本地人种棉花，并与本地人一起不断提高植棉技术水平，从此打下了植棉的技术基础。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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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神趣的到唐观

文：程可石

        在西溪中学校园中，有一处古道观遗址，原名叫“逃唐过”，后称“到唐观”。该观因在早年与唐王李世民有一段情缘，因而远近闻名，好奇、谒拜者大有人在。


        相传，唐朝初年的一天，唐王李世民微服简从，到西溪视察军情，不料被敌军发觉，立即出动重兵进行追杀。


        李世民想调援兵已来不及，只得左右奋力与敌拼杀，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敌军团团围住。眼看包围圈越缩越小，唐王一提马缰，双脚用力一蹬，只见坐骑一声嘶鸣，跃上半空，冲出敌群，急驰而去。敌军紧追不舍，人困马乏的李世民忽见前面烟尘四起，远远望去，遥见一片敌方军旗，不禁叹道：“天亡我乎？”情急中，唐王斜插上一条小路，一阵狂奔后，来到了一座建筑前，抬头一看，是一座破败不堪的荒庙，狭小的庙门几乎被蜘蛛网封死。他顾不得考虑，一头冲破蜘蛛网，闯进了破庙。庙里散落着几尊东倒西歪的神像，香案上的供品残缺不全，地上满地杂物灰尘，走投无路的李世民不得已躲在一个比较完好的神像后面。


       李世民刚躲好，追兵就到了庙前。眼看就要束手就擒，极其紧张的李世民屏住呼吸，连心脏仿佛都停止跳动。


       追兵很快到了门外，只听一个声音大声喝道：“快过来，包围破庙!”


       又听见几个声音七嘴八舌说：“这门上的蜘蛛网完好无缺，怎么会有人进去，那厮肯定不在里面，不要浪费时间了，我们还是到那边追去吧!”


       门外士兵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李世民喘了口气，从神像后跳了出来。他疑惑地跑到庙门口，看到刚才被自己碰破的蜘蛛网，果然重新结得好好的，象多年未动过的一样。唐王仰天连呼：“天助我也，天助我也!”


        后来，李世民当上皇帝后，并没有忘记这一段经历，专门派人到此修缮扩建庙舍，重塑神像。西溪镇上的百姓为了纪念这件事，把这座庙称为“逃唐过”，后因庙宇改为道观，故俗称“到唐观”。


        到唐观的建筑规模在西溪诸庙宇中并不算大，但由于有唐王李世民逢凶化吉的一段佳话，能为游人增添不少乐趣，加之其庄严肃穆、古朴清幽的特色，所以香客较多，慕名来访的游客也络绎不绝，真可谓“庙小神趣大”，可惜在历次战火中多受损坏，最后在“文革”中毁于一旦。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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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历史人物简介一览

（按时间顺序）

周建生 编辑

1、晏殊（991~1055），字同叔，北宋临川人（今江西抚州），景德初年（1004年）出任西溪盐官。北宋前期著名词人。十四岁以神童入试，赐进士出身，命为秘书省正字，迁太常寺奉礼郎、光禄寺丞、尚书户部员外郎、太子舍人、翰林学士、左庶子，仁宗即位迁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加给事中，进礼部侍郎，拜枢密使、参知政事加尚书左丞，庆历中拜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礼部刑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兵部尚书，封临淄公，谥号元献，世称晏元献。晏殊历任要职，更兼提拔后进，如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皆出其门。他以词著于文坛，尤擅小令，有《珠玉词》一百三十余首，风格含蓄宛丽。其代表作为《浣溪沙》、《蝶恋花》、《踏莎行》、《破阵子》、《鹊踏枝》等，其中《浣溪沙》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为千古传诵的名句。他亦工诗善文，原有诗文二百四十卷，现存不多，大都以典雅华丽见长。
2、吕夷简（978～1043年），字坦夫，祖籍莱州(今属山东)；宋代著名政治家。景德四年（1007年）出任西溪盐官。真宗年间以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仁宗立，任宰相。他辅佐年幼的仁宗，在太后临朝听政的情况下，正确处理北宋国内国外诸多矛盾，保证了北宋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为宋代名相之一。　　
3、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北宋吴县人（今苏州），真宗18年（1015年）考中进士，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任西溪盐官。北宋名臣，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谥号“文正”，汉族，吴县（今江苏苏州望亭）人。少年时家贫但好学，当秀才时就常以天下为己任，有敢言之名。曾多次上书批评当时的宰相，因而三次被贬。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元昊造反，以龙图阁直学士与夏竦经略陕西，号令严明，夏人不敢犯，羌人称为龙图老子，夏人称为小范老子。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对当时的朝政的弊病极为痛心，提出“十事疏”，主张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注意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减轻傜役。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陆续推行，史称“庆历新政”。可惜不久因为保守派的反对而不能实现，因而被贬至陜西四路宣抚使，后来在赴颍州途中病死，有《范文正公集》传世。
4、张士诚（1321～1367）元末泰州白驹场人，清乾隆元年（1736年）并入草埝场，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泰州分治后属东台县。乳名九四，于至正十三年（1353年）正月起兵反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八月，率部降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自称吴王。
5、高谷（1391～1460年），东台丁溪场人，明永乐年（1414年）进士，选翰林庶吉士，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
6、徐蕃、徐逵、徐嵩（1463～1530）
徐蕃(1463—1530)，字宜之，号北屏。明代东台周卜庄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乞养归家，后选为南京礼科给事中。明武宗嗣位，恢复孝宗时所裁汰的各种冗费，徐蕃等人力争不可，未被采纳。又上疏抨弹刘瑾，被逮捕械系至京，几乎受廷杖而死，削籍为民放还。刘瑾伏诛后，起用为江西参议，跟从都御史陈金讨平东乡寇乱。后又任浙江提学副使、都御史等职。任都御史时巡抚郧、襄，清查得流民20万户，使一方安定，百姓为他立去思碑。嘉靖时以工部右侍郎提督易州厂，因病乞休。嘉靖九年去世，后葬于泰州鲍家坝。其父徐逵，字宗达，后晋谒选官，授任单县丞、鄞县丞，被诏赠通议大夫、副都御史。其子徐嵩，号小石，由明代进士授户部主事，因参与讨论兴办献礼违背了圣旨遭受廷杖。不多时复还原职，升为郎中适考选漕运军职甄别选用得当，出任保定河间知府，提升湖广副使，分任巡守江防。其时，牛首山矿工闹事，十分猖獗。湖南省辰州、衡州二府人民惊惶不安，抚按（按察使）命徐嵩调集官兵督战，歼灭了魁首，凡有心怀反意不循正道的都平定了。捷报上告，升迁山西参政，提升为布政使。不久，去安抚河北省顺天。其时，朵颜三卫连结新疆哈密卫。诡称入朝进贡，将图谋不轨。徐嵩全力策划处理，地方得以安宁。
7、王艮(1483～1541)： 字汝止，号心斋．明泰州安丰场(今属江苏省东台市)人。明代哲学家、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襞（1511～1587），字宗顺，号东厓，王艮之次子。
8、葛天明（明万历年间），字田纯，庠生，曾任福建福清县丞、山东经历等职，解职回乡后，讲学于泰东书院。明万历年间（1574～1615年），倭寇犯境，他率领群众智歼倭寇，保卫地方，功绩卓著，为明代抗倭英雄。其父葛雷，字应龙，号禹川，东台场人，庠生，主讲泰东书院，著有《问心集》，曾建议筑东台城。
9、缪昌期，字当时，栟茶场人，万历年间（1573～1619）进士，授检讨（主修国史的官）。
10、柳敬亭（1587～约1670），本姓曹，名永昌，字葵宇，祖居南通余西场，其父应登，迁本县鹤埨的曹家庄。十五岁，避仇只身逃至安徽盱眙(属安徽)。息在柳树下，故改姓柳，取名逢春，号敬亭。十八岁时：学习说书，后曾在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献艺。评说《水浒》《隋唐》《西汉》等演义。由于口才伶俐、表演出色，深受欢迎。为了进一步提高技艺，特拜对说书理论确有深湛研究的莫后光为师。莫教他以“养气”、“定词”、“审音”、“辩物”等说书的基本原理，还要他熟悉各阶层的生活和各地的方言、风俗、习惯等。至南京秦淮河“长吟阁”说书，声名甚高。清吴伟业《柳敬亭传》说：“一座倾靡，诸公以此重之”。王士禛《分甘余语》说：”所至逄迎恐后”。明末，柳敬亭即与主张改良政治，以谋挽救明王朝统治复社中人相往来，颇且正义撼。清兵入关南下时，明将左良玉正率兵讨伐马士英，不顾抗清。柳敬亭特奋不顾身前去左营，劝左以抗清为重。左良玉以为柳敬亭善辩，“欲以观其能，帐下用长刀遮容，引就席。坐客咸振慴失次。(柳)索酒，诙啁谐笑，旁若无人，左大惊。自以为相见恨晚”。左良玉要他做官，他一笑置之。他在左营中以说《水浒》《三国》、《隋唐》最拿手，绘声绘色，十分传神。左军抗清有功，柳说书鼓舞了军心，不能说没有一定关系。左良玉病死九江舟中后，柳敬亭回到江南，  “酒酣时向人说宁南(左良玉)事，闻者皆涕下”。他不但对左良玉有知己之感，还表达了家国之痛．清兵占据江南后，柳敬亭“入都时邀致接踵，名嗓一时”。不久南回，在安徽庐江说书。后游松江马仍以说书为业。八十岁后，仍至南京等地演出。晚景穷愁潦倒，十分凄凉，死后葬于苏州。遗有说书底本《柳下说书》八册百篇，原藏武昌刘禺生家。后归黄侃。黄殁，书遂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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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历史人物简介一览

  

11、袁承福（），字成之，号啸竹，安丰人，善书画，精于石竹花卉。曾参与编修《嘉庆东台县志》。著有《啸竹诗抄》。
12、吴嘉纪(1618～1684) ，字宾贤，号野人。明末清初泰州安丰场(今属江苏省东台市)人。少年时应科举，州试第一。明清之际社会大变革中家庭破败，又目睹江淮人民遭受清兵屠杀的惨状，从此绝意仕进，闭门苦吟，以寄托怀抱。吴嘉纪长期僻处海滨，也至泰州小住，间或至南京、扬州。除结交遗民、隐逸，以诗会友外，很少与人往来。40岁后得到汪楫、孙枝蔚，周亮工，王士禛等人揄扬，为他刊刻诗集，才稍稍为人注意．吴嘉纪家境十分贫困，又生活在灶户之中，对灶户的苦难深有体会。他的反映灶户生活与描述战乱、水灾的诗篇，内容真实感人。清末张謇年青时读了“白头灶户低草房”一诗，对灶户极为同情，触发他日后决心废灶兴垦。吴嘉纪的诗因事而作，即事写情，不尚藻绘，劲健。有《陋轩诗》、《陋轩诗续》传世。妻王睿是王艮后裔，精通音律，为清初女词人，作品入选《众香词》中。
13、徐述夔（1703~1764），字赓雅，栟茶人，生前著有《一柱楼诗》等12种著作，死后其子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刊刻其诗，广为流传。同乡蔡嘉树跟徐述夔家在田产等问题上久有仇隙，就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摘引《一柱楼诗》中“违碍”诗句，向县署告发。乾隆得知谕令查办，徐述夔及其子被开棺戮尸，枭首示众，著作全部为清朝廷列为禁书。
14、冯道立（1782年8月13日—1860年12月24日），字务堂，号西园，男，汉族江苏省东台市时堰镇人，清代杰出水利学家。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经史诸子、天文历象、舆地河渠、九章谶纬、医药兵器尽皆研究，尤其于水利研究造诣很深。1821年曾入国子监，为恩科贡生，候选直隶州州判。1851年制科选举孝廉方正，授援承德郎。其目睹淮扬人民遭受洪水灾难，无意功名利禄，立志为民解除水患。曾多次雇船至海滨、长江、黄河、淮河、洪泽湖、白马湖、高邮诸湖实地考察，跑遍苏北各地，访问耆宿、渔民、樵夫、农人，查阅水文方志史料，了解淮扬水路的来龙去脉，测绘了数以百计的水图，概括出“疏”、“畅”、“浚”、“束”的治水四法，设想了西水排江入海的路径。多次参加治理圩堤决口、疏浚运盐河、疏通入海口等大中型水利工程。在参阅大量历代水利著作、总结前贤治水得失经验、结合自己亲身实践的基础上，先后撰写《淮扬治水论》、《淮扬治水图说》、《测海蠡言》、《束水刍言》、《勘海日记》等水利专著40多部，为我国水利研究作出了不朽贡献。此外，还著有《禁鸦片烟说》、《炮说》、《捕蝗各法》、《众星名数位置考》等。其生平业绩《中国名人名胜大辞典》、《江苏古代科学家》、《中国水利》、《中国水利电力报》、《新华日报》等多种书刊均有登载。
15、魏  源（1794～1857），字默源，（亦说名远达，字良图，号默深）。湖南邵阳人。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自幼从母读书，15岁补县学生员。19岁时曾就读于湖南岳麓书院。1822年，中顺天乡试举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进士，任东台知县。撰有《默觚》、《老子本义》、《孙子集注》、《庸易通义》、《筹漕篇》、《筹河篇》、《军储篇》、《筹鹾篇》等著作。是我国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人中最优秀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改革吏治、开通言路、吸收外资、振兴工业、提拔人才、开启民智、严禁鸦片和增强国防等一系列救世治国之道，后人评他“生前有学名、有政绩”、“死后遗泽人间，博大精深”。魏源对于如何抵抗外国的侵略,有力地打击侵略者,如何睁眼看世界,他写出的名著——《海国图志》，提出了一句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6、怿安（1796～1851年）字明谦，东台人。清代僧。幼年苦行，持律精严。常佐华山戒事。出山参知识。仪征资福铭公印证。遂传衣钵。潜心佛理。毕命为期。每年正月起，闭关四十九日，不坐不卧，不偏不倚，翘勤念佛以为常。缙绅士庶，倾心归仰者甚众。接后学，慈善过人，退席参方，咸丰元年微疾而逝，火焚获舍利数粒。
17、体成（1810~1875年），字妙果，东台人。清代僧。幼年出家，方直有戒行，能开化愚蒙，拔邪归正。屠宰感化，偕同志数人，设念佛堂，力修净业者四年。人有缺乏，推己及人，劳苦艰难，逆境当前，无忧色。操持日不怠，于光绪元年微疾而逝。时年66岁。
18、蒋春霖（1818～1868年），字鹿谭，江苏江阴人，1852～1857年任富安场大使，清代词坛大家。其《水云楼词》驰名中外。
19、至善（1819.7.24—1898.6.27），清代名僧。江苏东台人。俗姓唐，法号海印、字至善，江苏东台人，曾任庐山山南五大丛林之首的海会寺住持。幼剃度皈依佛门，慕庐山远公遗风，遁楼黄岩洞6年。清同治乙丑年（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与徒弟惺吾来到海会寺,诛茅聚石为舍，居士魏新林等施舍资财，再建海会寺。至光绪年间，有殿堂僧房数百间，殿宇宏敞，云房清雅，学匾横额，金碧辉煌。旋结茅海会寺古址，刻苦修行，40余年足不履尘市，十方从学佛法者前后共5000余人，剃徒36人。1889年，康有为游海会寺，题诗相赠，清光绪戊戌年六月二十七日酉时，至善端坐而逝。1918年康有为二次来海会寺，又书：“五老排云待我回，似曾相识客重来，莲社远公园塔出，祇园须达化城开，山色湖光尚清净，竹林松径再徘徊，追思三十年前事，旧黑笼纱只自哀”。后人在藏经楼上堂中间建有石塔（即至善塔），堂几上供磁绘相，题曰：此中系海会寺大师至善和尚像，以作纪念。至善重建并住持庐山海会寺，使一度毁于战火的海会寺中兴鼎盛，声名远播，被信众传为释迦牟尼应生。
20、丁绍周（1826-1873），字濂甫，号亦溪、召南，祖籍镇江丹徒，咸丰三年（1853）时举家从镇江迁居东台城。道光二十年举人，出任内阁中书；道光三十年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任詹事府右中允、左中允，国史馆协修、实录館纂修、功臣馆纂修，广西乡试副考官，顺天乡试同考官，湖广道、京畿道监察御史，内阁侍读学士，福建乡试正考官，太仆寺少卿，四川乡试正考官，浙江学政、杭州城陛，光祿寺正卿等职。（可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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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朱雨秋（18？？～19？？年），号润，江苏东台人，祖居台城西夏家巷。东台山水画家、武举人。朱少年聪慧过人，书画皆精，道光30年（时年16岁），著名人物、花鸟画家，时任两淮通判分司（正四品）朱沆岳（朱洛）对雨秋画作赏识，并给予极高评价。因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咸丰科考暂停，朱复于同治6年33岁时（1867年）中乡试丁卯科武举第一名，为两江总督马新贻属下候任千总（正七品）；马新贻为张汶祥所刺，朱雨秋正在任上；因果断参予处理善后，受继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嘉奖，晋升为从四品守卫（类似清文官知府）。曾国藩病死，朱未能赴任，居家闲赋，专攻书画，享誉海内，上海博物馆等公私藏家均有其收藏，与东台画家陈白石同绘山水，时人并称“朱陈”，并有较高评价。
22、陈宝（1835-1879），东台安丰场人，字百生、白森，著名学者。同治六年举人，授知州分发湖北；同治十年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著有《陈百生遗集》、《小迦陵馆文集》存世。
23、丁立瀛（1844-1907），东台城人（祖籍丹徒），字丽生，丁绍周长子。同治十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任礼部掌印给事中、顺天府府丞，光绪二十二年在镇江开设商务局，二十四年参与“戊戌变法”，二十五年以足疾开缺回东台居“东园”寓所，二十八年其弟丁立钧去世后继任“南菁高等学堂”总教习，三十三年病逝于东台。
24、陈汝玉（1844—1911）字白石（伯石），东台台城人，清贡生，清宣统年间东台中学堂兼师范学堂经学、美术教员。著名学者、书画家，有“扬州小八怪”之称，著有《说文注笺》、《汉书疏笺》、《毛郑诗通释》、《庄子补注》、《孝经古文学》等作。
25、张  詧（1851—1939）号退庵，江苏南通人，系晚清状元、民国实业家张謇的三兄，曾协助张謇在南通兴办大申纱厂。1915—1922年，他亲自在东台兴办大赉、遂济、通济等盐垦公司，废灶兴垦植棉。1919—1926年，任东台母里师范校长。母里师范系张謇为恢复东台师范教育而兴办的学校，校址先在“两堂”原址台城魁星楼，后迁城郊王家舍，1928年停办后又成为东台县立中学的师范部（乡师科）。母里师范既是东台县中学堂兼师范学堂的后续，又是东台县立中学师范部（乡师科）的前身。
26、张謇(1853年5月25日——1926年7月17日)，江苏海门人,字季直，号啬庵，出生于当时江苏省海门直隶厅常乐镇，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时曾说：“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其母东台人。张謇为感戴母恩在东台创办母里师范，办苏北第一个电厂、贫民工场等，在盐城开办轮船公司、盐垦公司等。
27、丁立钧（1854-1902），东台城人（祖籍丹徒），字叔衡，号恒斋，丁绍周三子，著名学者、书画家（晚年时用左手写字作画）。光绪六年进士、翰林院编修，二十一年北京“强学会”总董，二十三年山东沂州府知府，二十四年因病辞官回东台居“南园”寓所，二十五年出任江苏南菁书院山长、二十七年改为南菁高等学堂任总教习，二十八年病逝于东台，著有《历代大礼辨误》等作。
28、余紫廷（1865～1948年），祖居东台，曾任清政府驻日公使馆高级官员，归国后历任广西南宁海关总监督、及柳州道尹，梧州、龙州边防督办。爱国禁烟志士。
29、夏寅官（1866-1943），东台城人，字虎臣，又字浒岑，著名学者。光绪十四年举人，十六年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九年东台“能群书会”成员，三十一年十月创办“东台县中学堂暨师范学堂”，清末江西知府，民国初年国会议员，著有《清儒学案》等作。
30、徐谦（1871-1939），东台城人（祖籍安徽歙县），字季龙，著名学者、法学家。光绪二十八年举人、二十九年进士、三十三年翰林院编修。清末发起组织共进会，辛亥革命后与同盟会联合组成国民党。民国元年（1912）任司法部次长，六年（1917）任孙中山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八年（1919）任天津《益世报》主编，十二年（1923）任岭南大学文学系主任，同年应冯玉祥之聘进京担任中俄庚款委员会主席并与李大钊结为战友，十六年（1927）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常委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后受汪、蒋两派排挤辞职而寓居香港，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回内地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39年病逝，著有《民约总论》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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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杨冰（1871—1913年），字冷仙，东台安丰场仇湖乡人，十六岁到古贲乡马舍村庞氏家教书，开始了边教边学的生涯。先后在成都住馆教书，赴日本考察讲学，在“江南高等学堂”、“山东济南高等学堂”等校任教，著有《植树九行图》一书，上、下两卷，将一道几何题解绘成219图，向世人公布。其学术思想与近代发展的组合数学，有若干暗合之处，是20世纪初我国很有造诣的数学家、教育家。1911年，以数学家、教育家的身份当选为江苏省首届议员，并推选为国会众议员候选人。
32、应慈(1873～1965年8月31日) ，俗姓余，名锋，号振卿，出家後法名显亲，字应慈，自号华严座主，晚年号拈花老人。祖籍安徽歙县，上代侨寓江苏，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出生於江苏省东台县。应慈一心精研佛学,弘扬华严,还多次开讲《般若》、《椤伽》、《圆觉》、《法华》、《维摩》诸经，足迹遍于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河北等地，皈依及得戒弟子数以万计,造就了不少僧材及佛学研究人才。1951年任上海抗美援朝分会佛教支会委员,1954年，当选上海市第一届人代会代表，并以後各届连任。同年被推选为上海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7年，以85岁的高龄，在上海玉佛寺讲《华严经》全部。同年，又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1962年，在中国佛协的第三届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中国佛协名誉会长，并兼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1965年8月31日，病逝於上海慈云寺。
33、戈公振（1890年11月27日—1935年10月22日），名绍发，字春霆，号公振。男，汉族，江苏省东台市人。我国著名爱国记者、新闻史学家，近代新闻学奠基人。从1912年起，开始走进新闻界，先后任有正书局出版部主任、《时报》校对、助理编辑、编辑、总编等，勤奋工作了15年。同时他潜心研究新闻学和中国新闻史，著有《中国报学史》，编译《新闻学撮要》，《新闻学大纲》等书，他开创的《图画时报》在中国画报史上揭开新的一页。发起组织和主持“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和“上海报学社”。1925年以后，先后在上海复旦等几个大学新闻系任教，多次举办新闻讲习班，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新闻人才。1929年初应聘在《申报》馆，与陶行知、黄炎培并称为“史量才智囊团”，1932年4月以记者身份参加中国代表团随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在上海、东北等地调查日军侵华暴行，文章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发表。同年9月又前往日内瓦参加国联讨论有关日本侵略中国问题的特别会议。先后两次至欧、美、日、苏等国考察新闻事业，并受国际联盟邀请出席了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新闻专家会议和其他一些国际性会议。1933年3月随中国首任驻苏大使颜惠庆去莫斯科访问，后留在苏联，研究和报道社会主义的苏联，对国内产生了一定影响。1935年10月15日从苏联回国参加抗战，一周后逝世，临终前留下“我是中国人”不朽名言。
34、徐一朋(1892年～1972年)，原名鹏，又名云生。东台县栟茶镇（今如东县）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于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毕业于法国国立里尔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在美国学习期间，兼任中国国民党纽约分部机关报《民气日报》编辑。1925年，在纽约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赴广东投身革命。东江之役失败后回江苏，曾任栟茶党支部书记.，。
35、朱华（1892——1954），字实秋，男，汉族，江苏东台富安镇人，民国时期爱国人士。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早年响应孙中山号召投身革命。历任参谋部参军、参谋部警卫军参谋长、广东东江善后督办公署参谋长、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指挥部副官长兼管理处长，广州卫戍总司令部副官长。1927年11月28日任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军务处处长。后任第二路军司令部副官长、第四集团军兵站总监兼平汉铁路运输主任，平奉铁路管理局局长。1932年4月任正太铁路管理局副局长兼总务处处长，国民党购料委员会监察委员。1939年任第三战区长官部办公室主任。1949年当选江苏省参议会副议长、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参事、华东水利部参事等职。
朱华在正太铁路任职期间，与局长王懋功一起，积极支持铁路员工开展收回法帝攫取30多年的铁路路权的斗争，为因“二七”罢工被开除的工人安排复业，支持工人恢复工会组织，建立工人俱乐部、子弟小学、职工学校、职工医院，创立职工消费合作社，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深受工人拥护。1935年，正太铁路员工自发募款在石家庄修建了一座“懋华亭”，以纪念王懋功、朱华二人的功绩。
36、陈邦怀（ 1897 — 1986 ）字保之，室名嗣朴斋。中共党员，古文学和考古学家。祖籍江苏丹徒，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今东台市）。曾在东台达德学校、南通女子师范学校、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执教。 1931 年在天津中国银行任文书职。 1952 年离任。 1954 年受聘为天津市文史馆馆员，后任副馆长。 1979 年任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顾问，同时兼任天津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生前任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甲骨文合集》编委会委员、天津市文物保管委员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席、天津口岸文物出口鉴定组顾问。其潜心研究《说文解字》，著述不辍.。
37、邰爽秋 （ 1897—1976）中国近现教育家。江苏东台人。1923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24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教育硕士学位，1927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博士学位。1931年，同教育界人士共同发起规定每年6月6日为教师节。倡议利用庙产兴办学校，任南京中学校长，中央大学、中山大、河南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暨南大学教育系主任，大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中国民生建设实验院院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战时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多年致力于民生教育，为民生教育思潮代表人物，主张民生教育“以发展人民生计的经济活动为脊干，来改进民众生活，扶植社会生存，保障群众生命而达到民族复兴的教育”。著有《民生教育》、《教育经费问题》、《教师节与教师幸福问题》、《地方教育行政之理论与实际》、《普及教育问题》、《教育行政测量法》（英文）等。
38、马仲殊(1900．9．16--1958．1．26)，又名鸿轩、广才、笔名马二先生、老秀等，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小说家、教育家。江苏省灌云县伊山镇人。1925年于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系毕业，曾先后任江苏第八师范图书馆主任、广州培道女中语文教师、广州岭南大学附中做语文教师、《前线日报》社社长、江苏第一临时师范语文教师、东台县立中学校长兼语文教师等。积极投身新文学运动，致力于新文学创作。创作小说30多部（篇），大多选入当时的“选集”和“丛书”，《三太爷》和鲁迅、茅盾等人的作品同选入《中国现代小说选》，《李星》和郁达夫等人的作品同选入新中华丛书《瓢儿和尚》，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也选有其作品。译著有美国赛珍珠的《大地》、《儿子们》以及《小说作法大纲》等，并写有文学理论专著《文学概论》(1937年)、《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和《中学生文学》、《中学生小说作法》等。代表作长篇小说《太平洋的暖流》，曾风行全国，先后再版7次。《解放日报》曾报道过他的语文教学情况。赵景深所编《中国新文学史》和鲁迅、郭沫若都曾对其作过评价，享有“海属泰戈尔”、“名小说家”称誉。
39、卢秉枢（1902—1942年4月17日），又名玉衡，男，汉族，江苏东台梁垛镇人。外交抗日九烈士之一。1934年夏随邓中营总领事一行去菲律宾驻马尼拉总领事馆任主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中国驻菲领事馆官员三年内组织旅菲华侨向国内捐款1200万菲币支持抗日。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菲律宾遭受严重威胁。卢秉枢等誓死坚守岗位，与各侨团领袖及华侨抗敌会共同组织“战时服务队”，安排华侨疏散，焚毁重要文件及一批在美国印制待运回国内的整船中国钞票，使国家免遭了重大损失。1942年1月4日，卢秉枢和中国领事馆总领事及其他馆员先后被日寇逮捕，施加酷刑。他们临危不惧，英勇斗争。4月17日卢秉枢等8人集体惨遭秘密枪杀。
40、吴作民（1905年2月13日—1984年2月4日），原名吴振汉，男，汉族，江苏省东台市富安镇人。大学毕业。1923年任富安高等小学校长，1931年任正太铁路局职员，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晋冀豫省委秘书、中共晋冀豫区党委秘书长、中共太行区党委秘书长、经济部部长兼晋冀豫边区工商处处长、太行区行署副主任、中共太原市委常委、副市长等职。建国后，历任云南省财委副主任兼财政厅厅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兼计委主任、团办主任、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省检察院代理检察长、省革委会副主任、云南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4年2月4日逝世。逝世前留下遗嘱，丧事从简，不举行任何仪式，遗体献给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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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默如(1905—1991年)  现代僧。江苏东台人，俗姓吴，度名能识，名印识，字默如。10岁，随蕴谷老人至东台如来庵出家：20岁于句容宝华山隆昌寺受具足戒。历参扬州、镇江、上海、杭州诸大名寺后，返东台如来庵常住。22岁入常熟法界学院。闽南佛学院肄业后为助教三载，至浙江奉化雪窦寺阅藏经，又在金陵佛学院及镇江竹林佛学院讲学。1937年)，于常州天宁佛学院任教，兼历知客、库司、常住十载，受证莲、钦峰和尚教诲甚多。1946年，常熟兴福寺潭月密明禅师授于记莂，为临济四十四世。继常熟宝岩寺法席，住持三载。1949年春，主台湾基隆灵泉寺、新竹灵隐寺讲学。1952年任基隆佛教讲堂导师，此后任台湾中国佛教会弘法委员、《中国佛教》编撰委员：1960年应马来西亚佛教总会邀清，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讲经演说、同年当选为台湾中国佛教会理事，此后去屏东、高雄、台中等地讲经弘法。1968年设计改建法云精舍，更名为法云寺。1977年协助创建高雄复古寺。1985年前往印度参瞻佛陀八大胜地：1990年返回天宁寺参加三坛大戒法会，亲撰《常州天宁禅寺同戒录》序。1991年6月21日，圆寂于台北。一生从事佛学研究和讲经教学、造寺弘法。主讲经文有《金刚经辑要》、《华严普贤行愿品论》、《地藏本愿经》、《占察善恶业报经论》、《大乘三系通论》等。师一生著述甚富，可谓著述等身，其主要著述均汇入《默如丛书》经．律．论、著五册。
42、苇宗（1906年～1943年6月），俗姓吴，名荣昌，字印沧，是江苏东台人。1924年，赴南京宝华山隆昌律寺受具足戒，1925年年，入南京“支那内学院”法相大学特科学习，1929年入北京柏林寺“柏林教理院”学习。1933年到光孝寺协助事务。受常惺法师传法授记，後苇随常惺法师到厦门入闽南佛学院受学。1936年任光孝寺监院，1942年任光孝寺住持，兼光孝佛学院院长。　。
43、黄逸峰（1906年7月22日—1988年11月27日），原名黄承镜，曾用名黄世雄、曹国材、张文彩、林敏等。男，汉族，江苏省东台市人，我国著名社会活动家。1925年8月加入共青团，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起先后担任中共南京地委书记、南通特委书记、全国铁路总工会秘书长等职。1932年11月，出国赴南洋在暹罗任华侨中学、南洋中学校长。1934年6月回国在上海京沪、沪杭通甬铁路局铁路青年社任社长、《铁路青年》主编，1937年，先后在上海、广西等地大学任教授。1939年4月，任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设计委员、鲁苏战区党政分会中将委员。1940年6月起，历任新四军“联抗”部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共兴东泰地委书记，苏北临时参政会议长、苏中军分区司令员、国共和谈北平军调处中共代表团交通处少将处长、“安平事件”中共小组组长，为中共党史上第一批授衔的将军之一。1947年初，任东北铁路总局副局长兼东北铁路学院院长、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司令员兼党委书记。1949年5月，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铁道处处长。建国后，历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名誉院长等。1984年5月离休，1988年11月病逝。
44、心岩（1907年——1971年），俗姓王，法名心岩，号仰山。江苏东台人。真禅之胞兄。生于1907年丁未年十月十三日，12岁于东台三元宫出家，18岁受具足戒，安居三载。随应慈闻法五年，复亲近南亭法师，受聘为副讲。1931年讲经、传戒于芜湖禹王宫。1933年桌锡富安大圣寺，任住持。创立佛学研究社，并于大圣寺、圣感寺屡举讲经法会。1933年春代座讲《楞严》于扬州宝轮寺，。1939年，于故乡组织僧侣抗战救国会。1946年，亦随侍应慈大师在上海玉佛寺弘法，聘任为首席，协助维护道场。继至苏州东禅寺。1954年，出任苏州佛教协会筹备会主任。
45、孙仲明：（1908～1956年），原名孙二富，又名孙二虎。江苏省东1941年月，孙二富被陶勇委任为海防团团长。队经长沙港、环本港到达何家灶，孙二富1943年任苏四区渔民自卫总队总队长。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春，海防纵队成立，陶勇、吉洛分别兼任司令、政委，吴福海任副司令，孙二富任副参谋长兼海防二团团长。孙二富率部驱日寇、打海匪，在海上进行了大小数十次战斗，多次缴获日军运输船、击退日军汽艇、击沉敌船，歼灭日军官兵，威震黄海。日本东京的《朝日新闻》曾惊呼：“华东沿海从连云港起到上海止，有游移不定的新四军水兵，神出鬼没，难以侦察”。在战争最残酷最艰难的时期，新四军的兵工厂、后方医院、军需被服等物资，就是靠了海防团的大海船，在茫茫黄海上隐蔽坚持下来的，孙二富率领海防团的干部战士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解放初期，孙二富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苏北军区海防团团长，经常在黄海上巡逻作战，歼灭了不少海匪，确保了渔民出海捕鱼和海上交通航道的安全。1953年，孙二富经组织批准到泰州休养，1956年1月病故。
46、瑞祥（1912年11月～1992年6月），俗姓陈，名小飞，号无我。现代名僧。男，汉族，江苏省东台市人，佛教大专，出生贫农， 1920年在本县出家，三昧寺在学，镇江玉线佛学院，1935年厦门闽南佛学院武昌世界佛学研究院深造，1935-1936年湖州白雀佛学院任教半年，北京发源佛学院一期，1937-1969 年在广惠寺住监院，住持，北京佛协会长等职，1969-1979年文革下放回东台农村，1980-1986年调南京灵谷寺任监院，省佛协常务理事，1987年2月12日，从南京调任扬州大明寺担任住持，中佛协理事。
47、戈宝权（1913—2000）东台台城人，我国著名的外国文学研究家和翻译家。1928年毕业于东台母里师范， 15岁考入上海大夏大学，学习英、法、日、俄语和世界语，1935年赴苏联莫斯科任天津《大公报》驻苏记者，1938年回国后任《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编辑，1949年7月又赴苏任新华社驻苏记者，建国初负责接受国民党驻苏大使馆，首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1957年起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达30余年，先后出访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译作有《高尔基传》、《普希金诗选》等,翻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海燕》早已收入我国中小学课本，译著印成单行本的有50多种，在世界文坛产生很大影响。现东台市特设戈宝权图书馆。
48、周法高（1915年11月6日—1994年6月25日），字子范，号汉堂。男，汉族，江苏省东台市安丰镇人。1929年毕业于安丰镇小学，就读于南京中学附设实验小学，一学期后考取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春季班。1939年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1941年获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硕士学位，任中研院史语所二组助理研究员，1945年任南京史语所副研究员，1948年去台湾，兼任台湾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64年任中央研究院院士。1956年—1985年30年间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耶鲁大学、日本京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任访问学者、客座教授、讲座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77年退休回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被聘为东海大学中文研究所讲座教授。1989年被中国声韵学会聘为荣誉会员，1990年被中国文字学会授予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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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历史人物简介一览

  

49、妙云(1919—2000年)  现代僧，江苏东台王氏子。俗名爱民，度名果证，名大证，号妙云，又作妙筠。年十二出家：年十九，往句容宝华山隆昌寺，依妙柔和尚受具足戒，年二十，至常州天宁寺佛学院，厦门闽南佛学院就读，年二十四，毕业后于常州天宁寺参学，任维那、知客。年二十五，谒常州清凉寺果根印茎禅师。明年(1944年)，果根为师和纯如、灵光同授记别，嗣法为临济四十五世，磬山十六世，并命为监院。出世住持常州弥陀寺。辛酉(1981年)，返常州天宁寺任知客。戊辰(1988年)命为监院。己巳(1989年)被推为常州市佛教协会副会长。丙子(1996年)调任常州清凉寺修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全面负责清凉禅寺修复和寺务工作：曾先后赴香港．台湾．日本等地参访，进行佛教法务交流，开展对外友好交往和联谊活动。师誓愿宏深，为人憨直，忠于职守，爱国爱教，诲人不倦，特别是晚年，为恢复清凉寺祖庭，而殚尽心机。历任常州市第十一、十二届人大代表。2000年5月14日安详示寂，世寿八十二岁，遗体存于念佛堂，历时九昼夜，栩栩如生，面不改容。火化，获骨舍利花供奉于清凉寺内。
50、达禅（1920年7月～2001年2月），俗名戴云飞，男，汉族，1920年7月生，江苏东台人。1933年入东台泰山寺依志坚老和尚剃度出家。1940年于南京古林寺受戒，1943年毕业于南京佛学院，后任古林寺知客师，江宁县真如寺、海潮寺住持。1949年起先后任乡财粮委员、中小学代课教师、大队会计辅导员，1980年退休，1985年任东台泰山寺住持。历任江苏省佛教协会常务理事、盐城市及东台市佛教协会会长，东台市人大代表，盐城市第二、三、四届政协委员、东台市第七届政协委员、江苏省诗协会员、东台市诗画社社员。
51、智清（1923～2003.11）江苏东台人。现代僧。1923年生。原为句容宝华山隆昌寺知客师。土地改革后，在溧阳随实恒法师养猪、种菜、种田，历经磨难，始终皈依佛祖，从未脱离佛门。参加农业劳动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后，溧阳市人民政府落实宗教政策，报恩寺前任住持实恒法师圆寂后继任住持。收徒数十名。曾任溧阳市佛教协会会长，艰苦化缘、悉心经营天目湖区及溧城镇黄家村两处报恩寺，使之具相当规模，功劳卓著。
52、丁荣锦（1944年1—2005年1月26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少将。男，汉族，江苏省东台市南沈灶镇西刘村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三等乙级伤残军人；1944年1月出生；1964年7月从东台安丰中学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83年3月被选调担任刚组建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后勤部政治部团职干事，1988年3月任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副师职），1992年任政治部主任（正师职），1998年6月任武警指挥学院副院长（副军职），少将军衔，后兼任中国军事教育学会副会长。2005年1月26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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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西溪抗倭壮士乔南楼

      明永乐年间，日本正处在分裂混战时代，一些在内战中因失败而丧失军职的武士，流亡海上，成为无业的“浪人”。他们勾结日本的奸商流氓，结成海盗集团，成帮结伙地窜入我国沿海地区烧杀抢掠，历史上称这些人为倭寇。由于当时社会比较安定，整饬海防，倭寇入侵还未酿成大患。到了明嘉靖年代，朝廷政治日渐腐败，海防虚弱，倭患已越来越严重。为了保家卫国，我沿海民众纷纷自行组织起来，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正义斗争，乔南楼就是在这一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民间抗倭壮士。
      乔南楼，又名银，字国珍，是东台西溪的一个普通盐民。他生性豪爽，乐于助人，深受西溪民众的爱戴。当时盐民生活非常贫苦，虽然整年在盐滩上没日没夜地干，但大部分劳动成果都被官府侵吞了。为了维持生活养家糊口，乔南楼和西溪一些穷弟兄干起了海上贩私盐的生活，这是一条有着很大风险的谋生之道，既要躲避官府的稽查，还要防备海盗的抢劫和海上风暴的袭击，在与艰苦和危险的搏斗中，乔南楼练就了一身好武艺，刀、枪、剑、棍无一不精，还有一手驾船航海的高超本领。
       公元1566年（明嘉靖四十五年），倭寇又一次入侵东台，乔南楼耳闻目睹这些凶暴残忍、贪得无厌的倭寇给家乡人民带来的灾难，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激起了他对倭寇的满腔怒火。“大丈夫报国在今朝，临可玉碎不为瓦全，岂能容倭贼如此逞凶。”乔南楼怀着民族雪耻和为民众除害的坚定信念，拿起他最爱使的大刀，组织起抗倭的“民兵”，奔向海滩三里湾。
       那一天，宽阔的海面波浪滚滚，海面上杀声震天，倭寇十数艘船只开进三里湾，抢我商船、杀我渔民，并叫嚣要血洗东台，乔南楼依仗平时练就的驾船本领，乘着木船一马当先，率先冲入敌阵，当木船靠近敌船的瞬间，乔南楼猛然举起大刀，纵身一跳登上敌船，飞快将掌舵的倭寇砍入水中，随即以敏捷的动作将敌船上的铁锚抛入水中，使敌船进退不能，成了瓮中之鳖。在他的英勇精神激励下，抗倭民众勇气倍增，挺枪舞刀，齐声呐喊，纷纷跳上敌船跟倭寇展开肉搏，先时横行嚣张的倭寇被吓坏了，变得被动挨打，死伤无数。
       这时，乔南楼又叫人在敌船上放起火来，在熊熊燃烧的大火中，一名正在指挥作战的倭寇首领被乔南楼的大勇大智吓得目瞪口呆，乔南楼一个箭步，挥刀冲上敌阵指挥船，锐不可挡，将倭首斩落水中，敌军无头不行乱成一团，这一仗倭寇兵败如山倒，丢盔弃甲，四散溃逃，逃不脱的跪地求饶，乔南楼率众乘胜追剿，倭寇被斩杀、溺死者甚众。
      三里湾抗倭歼敌取得了重大胜利，乔南楼受到军门嘉奖，给予义勇冠带，此后他多次率兵与倭寇交战，屡建奇功，升为泰州守御千户，世袭百户。西溪百姓赞誉乔南楼为“乔大刀”，还流传着“乔大刀是英豪，杀倭寇有功劳，敌见他逃之夭”的民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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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历史上的三位翰林

程 可 石

       东台历史上人才辈出，在清代考中进士的就有20多人，其中有三位翰林。他们分别是同治十年的陈宝、光绪六年的丁立钧和十六年的夏寅官。

文武双全的翰林——陈宝

       陈宝（1835—1879），字百生、白森，其先祖于明初由苏州迁东台后，世居东台安丰场。陈宝出生于书香世家，曾祖父、祖父都是太学生，父亲陈智开是廪膳生。陈宝青少年时读书勤奋，志向远大。中秀才后，曾随泰州兵备道徐晓峰办理里下河团防，因功补赣榆县儒学训导，协助教谕训导学员。陈宝任训导期间能循循善诱，深受学员尊敬，他自己也教学相长，学问日进。
      清同治六年（1867），陈宝中丁卯科举人，经翰林院侍读袁保恒推荐，入李鸿章幕府帮办军事，协理政务。因其办事干练，才华出众，深受李鸿章器重。同治七年（1868），李鸿章因剿捻有功升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陈宝因此得益，以军功赏戴花翎，授知州分发湖北。
      同治十年（1871）陈宝辞去知州职务，以举人身份参加辛未科会试，中三甲104名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三年，因成绩优异，散馆后被授翰林院检讨。时年39岁，正是才华横溢之时。泰兴人朱铭盘《翰林院检讨陈君墓表》中言，他“天情开朗，风神夷远”。翰林院是培养、储备政府高官的摇篮，按常理论，陈宝文武双全、飞黄腾达应指日可期。然而，天不假年，病魔夺去了陈宝的生命，时龄44岁，令人惋惜。
       陈宝的著作颇丰，但生前未能成书。宣统二年（1910）时，他的女婿袁长春整理付梓，书名《小迦陵馆文集》。书中共收陈宝遗著37篇，其中有关注地方水利建设的《治运河论》、《东台防水议》，其文卓识远见；有悼念亲人的《祭令生弟文》、《亡妻王夫人誺》，其文凄楚哀伤，催人泪下；还有记述同治五年（1855）东台知县欧阳锴事迹的《衍织之碑碑文》（碑文拓片现藏于东台市志办），其文颂扬了欧阳锴指导东台农民种棉织布，改善人民生活的业绩。陈宝的《小迦陵馆文集》为后世留下了很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尚有  编辑的《陈百生遗集》存世。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陈宝生前藏书亦丰，并有在家乡创办私人图书馆的计划，以启迪民智。这种开放的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惜其英年早逝，计划亦未能实施。辛亥革命后，陈宝的外孙武曾清、鲍龙典终于在东台安丰创办了“百生图书馆”，实现了陈宝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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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强学的翰林——丁立钧

       丁立钧（1854—1902），字叔衡，号恒斋。清代咸丰三年（1853），他父亲一家由镇江丹徒迁居东台，家住台城南园（今明清街南丁公馆巷），时隔一年后，丁立钧出生于东台城。丁立钧家学渊源，少年时饱读诗书，16岁中举。后入词馆，潜心于经济世用之学，以其独到心得著作《大礼仪》一卷。
       光绪六年（1880），丁立钧26岁时参加会试，中二甲十四名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时授翰林院编修。十五年（1889）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十七年（1891）为湖南乡试副考官。尔后，历任武英殿协修、纂修、总纂、提调，国史馆协修，会典馆绘图处提调等职，其间曾奉旨参典顺天。二十年（1894）联名35位翰林上书参劾李鸿章，二十一年（1895）与康有为等组建北京强学会，被推为总董。
       二十二年（1896）出任山东沂州府知府，适逢会典馆议叙，擢升为道员，诰授中宪大夫，晋封资政大夫。丁立钧到沂州府上任后，致力于地方治安和建设，尤重教育，集资兴办了“沂州书院”，并遥聘东台著名学者吉城担任书院阅卷之职。丁立钧在山东时染上了风疾，右手不能执笔，遂以左手握笔写字作画，其左笔墨宝深受当代收藏界青睐。丁立钧因病乞归，开缺回东台后又被聘为江苏南菁书院院长，不定期赴江阴讲学。这期间，他还出资在其家南园到寺街的河面上建造了一座木桥，这就是台城有名的“丁公桥”（现为顾家巷与新桥小区之间的桥）。二十八年（1902），年仅48岁的丁立钧病逝于东台家中。
       丁立钧逝世后，其恩师翁同龢所撰挽联曰：“有大礼仪，有朝鲜编，忧国孤忠常耿耿；是好长官，是真名士，过江一别太匆匆。”其好友清状元、南通人张謇所撰挽联曰：“寿以域志，官以限才，是有数也，抑非关一人之故；退不遣志，病不怠学，凡知公者，相与赋三良而哀。”这些挽联中所说的内容，正是丁立钧一生的写照。
       纵观丁立钧的一生，最为闪光的当数甲午战争前，他洞察到日本有侵略我国的野心，撰《历代边事辑要》十卷，并将其中陈述日本侵朝事件的章节《东藩事略》（亦称朝鲜篇）进呈朝廷，光绪帝阅后，盛赞其爱国之举，督促清军严训水师，加强防备，以防倭寇侵扰。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主和派首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避战求和，招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陆军战事连连失利，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召集千余士子“公车上书”，联名抨击李鸿章，在清廷犹豫未决之时，丁立均在其师翁同龢带领下，领衔联名三十五位翰林上书《请罪李鸿章公折》、《参昏庸骄蹇丧心误国疏》，历数李鸿章误国罪行。清廷迫于朝野压力，不得不给李鸿章以“拔去三眼花翎，褪去黄马褂”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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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教办学的翰林——夏寅官

       夏寅官（1866-1943），字虎臣，号犀舫、一字建庵、浒岑，东台城人，世居何垛场彩衣街（今东台市区启平小学西侧），家道清贫，父亲夏旭斋为廪生，靠设塾教读为生，夏寅官幼秉家学，师承古锦、字濯波、程畹、字兰畦等地方先贤。刻苦勤勉，攻读诗书经史，致力于周秦诸子和“经世有用”之学，光绪十四年（1888）以秀才身份应江南乡试中举，十六年（1890）赴京应试，深得考官侍郎李文田的赏识。中庚寅科进士，经殿试以二甲第六十三名，朝考第一等第六名，钦点入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任翰林院编修，在京任官数年，戍戌变法、同情康梁，赞成维新，光绪帝诏设咨议局，资政院，其均被推为议员。变法失败后，转而拥护袁世凯，曾奉诏代表宣统帝祭天，李文田任广东总督时，招其作幕宾，以母老辞谢，回归东台后长期家居，未出任外官，因拥有权势，成为本地最大绅董，历任县官遇有大事常请教于他。
       在维新思想影响下，夏寅官对改良教育、兴办学堂较为热心，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台城创办中学堂和初级师范学堂。他首任两堂堂长，三十三年（1907）任东台教育会会长、江苏省教育总会会员和评议员。宣统二年（1910），他到江西任知府，两堂经费被人卷逃而停办。民国元年（1912），他创办了新立淮南法政专门学校，为建筑高等小学校舍，他捐款2300余银元，任高等小学堂监督、中学和师范堂长三年多，先后应支未领薪2700余银元，为此，民国初年，教育部表彰捐资兴学人士，他获一等金色褒章奖，亦任民国第十二届众议院肃政厅肃政使。
       夏寅官重视人才的推荐，戈公振经他介绍到上海《时报》馆工作，因被馆主狄楚青赏识而蜚声新闻界。
       民国二十九年（1940）十月，新四军东进，台城解放、东台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台城红兰别墅（今江苏磊达东台宾馆）举行各界人士欢迎陈毅总指挥大会，夏与张星槎、朱明熙等地方士绅参加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抗战形势讲话，夏等相继作了发言。
       夏寅官对地方水利亦为关心，曾致力于王港、竹港和海口的疏浚，因是地方士绅之头面人物，遇有关地方安危的事，他亦出面过问，但也有左右地方治案于幕后时。
       夏寅官先后娶国学生周善庆之女周氏和赏戴蓝翎、国子监典籍衔、海门厅学训导汪永镬之女汪清为妻，生一子名曾葆、二女名连珠、和珠。他一生好学，潜心著述，有《清儒学案》、《求志居诗文集》、《师友汇略》、《科学丛谈》、《悔庵笔记》等。惜均未成印出书，遗稿亦散佚无存，其妻汪清有《求福居诗钞》二卷存世。
       民国三十二年（1943）冬，夏寅官病逝于台城家中，退居故里东台梁垛的国民政府立法院秘书胡涤有挽联云：“德清论荐，京邑侍从，乃至里闾伏处，最伤心文献难征，载笔谁知先太史；翰苑飞声，鸟台著迹，更复议席回翔，叹转眼繁华如梦，盖棺仍是老书生。”概括了他早年清高、晚年没落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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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西溪

       西溪，系东台古镇，现分为泰山寺社区、晏溪河社区，隶属于东台市西溪旅游文化景区，位于台城之西，与市区相距1.5公里，南有泰东河与梁垛镇隔河相望，西有辞郎河、北有梓辛河与五烈镇毗邻，东有串场河以驾于其上的海道桥与市区相通。
       早在汉武帝（公元前140-87年）时，西溪设镇。晋安帝（397-418年）建立建陵县（后为临海县），西溪即为县治所在地。北宋开宝元年（968年）设西溪盐仓。明洪武元年（1368年）西溪设巡检司。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10月前，西溪镇隶属于国民党行政区划东台第一区。1940年10月，东台首次解放，西溪镇为东台城区区署第十一镇。1945年8月，东台第二次解放，西溪隶属于东台城区区政府。1957年城区改为东台镇，西溪镇建制撤销。
      西溪名胜古迹甚多，人文荟萃，冠盖云集，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说。海春轩塔建于唐贞观年间（627-649年），由尉迟敬德监造，故称“尉迟塔”，因此塔能为航海船舶回归导航而取名“定海针”。捍海堰筑成后，认为宝塔是镇海之物，又有“镇海塔”之称。塔为砖塔，高20米，七级八面，无台基，塔刹由铁复盆相轮，铜葫芦组成，约重200公斤，负荷一定重量，可抵御强大风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多次拨款维修，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西溪泰山寺，又名泰山护国禅寺，名闻遐迩，建于宋嘉定年间（1208-1224年），前临晏溪河，山门朝北，寺中有庙，故有一寺五庙之称。门外有一对石狮镇卫山门，琳宫巍然，中奉碧霞元君，为东岳泰山大帝之女，故名泰山寺。该寺毁于战乱。1987年重建大雄宝殿、天王殿、四大名山堂、念佛堂，装塑了全堂佛像20多尊，并建有爱阳楼、集贤馆、碧霞素菜馆、僧寮等附属用房40余间。泰山古寺逐步走向丛林化、正规化，每日晨钟暮鼓，经声佛号，再现昔日“西溪塔影寒山月，东海钟声古寺风”的佛门景象。
      西溪的临海三桥（风升桥、广济桥、通济桥）历史悠久，名闻乡里。风升桥又名通圣桥，建于宋嘉定年间（1208-1244），结构为砖拱桥，桥南为泰山寺，桥面以砖为礓擦，建筑精细，景观较佳。八字桥是西溪梨木街的集市中心，其桥由两座桥（广济桥、通济桥）组成，两桥相联为八字型，素有“一步两座桥”美称，建筑艺术精湛。“三桥齐卧”，颇为壮观。
      西溪文化发达较早，名人辈出。宋吕夷简、晏殊、范仲俺，先后在西溪任盐官。吕夷简，宋仁宗时官至太尉，死后谥封为文靖公。晏殊，官至太尉。范仲淹，政治家、诗人，官至右司谏宰相。他们任职西溪时，为地方做过不少有益的事，人们感令其恩泽，在西溪曾建“思贤亭”、“迎宾亭”、“晏溪书院”、“三贤祠”，予以纪念。
       西溪古墓中有汉董永墓。据《晏溪志》、《东台县志》载：“汉董永，西溪镇人，父亡，贫无以葬，从人贷钱一万，以身作佣。葬毕，道遇一妇女，求为永妻。永与俱谒，钱主令织绢三百尺以偿。甫一月毕，辞永去，曰：我天上织女也，缘君至孝，上帝命我代织绢。言讫，凌空去。”今西溪永与父墓俱在，与七仙女传说相连的“缫丝井”、“辞郎河”、“摹云庄”、“舍子头”、“金钗井”至今犹存。为纪念董永卖身葬父，在西溪建有忠孝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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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洋文庙”——“新四军枪械所（上）

作者祁坤阳      韩祝平    丁小强

       座落在东台市三仓镇万行村的“万洋文庙”——“新四军枪械所”旧址。始建于清咸丰十年（1861年），原名“存恤堂”。清同治元年（1862年）改名“崇文昌善宫”，俗称“文庙”。
       现内存清咸丰十一年（历史无咸丰十一年，应为同治元年之误）及同治十二年（1873年）石刻碑文各一块，分别记载了建造“存恤堂”、“崇文昌善宫”的事由、建造经过、捐资人员等情况。现存原址的10多米高的古银杏树，仍然郁郁葱葱。据村里长者介绍，抗日战争期间，粟裕将军率部在三仓一带战斗时，经常拴马于此树下。万洋文庙曾一度成为新四军的枪械修造之地，保证了前线将士们的战斗之需。我们根据新四军老战士的回忆，整理出三仓新四军枪械所鲜为人知的有关资料，以飨读者。
      一九四四年的早春，苏中大地上瑞雪初融，阳光灿烂。田野里，麦苗青青；沟河旁，柳丝吐翠。虽经抗日烽火的洗礼，万物仍然充满生机。此时，快要过新年了。苏中腹地的一仓河畔和新四军军工厂所在地殷家灶的广大军民，完全沉浸在多次取得反“清乡”胜利的欢乐之中。许多老百姓家里忙着蒸年糕、蒸馒头、扎花灯、宰猪羊，准备和驻扎在吴家桥的苏中军区司令部、驻小吴家墩的二分区司令部的指挥员及亲人子弟兵一起，欢欢喜喜过个胜利年。
       座落在一仓镇西北角殷家灶的新四军军工厂里，干部、战士和工人们回想起一九四三年苏中主力在反“清乡”、反“扫荡”战斗中一连取得三次重大胜利，再联想到军工厂在战斗中及时修补枪支、及时向前线输送武器弹药，圆满完成了战斗任务，更加群情激荡，斗志昂扬。
       在抗日战争中，随着新四军铁流东进，直属华东军区军工部领导的新四军军工厂，也冒着战争的硝烟辗转迁移到苏中二分区沿海地带，在生产、战斗过程中，面对着严峻的形势，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完成了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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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洋文庙”——“新四军枪械所（中）

      在苏中抗日战场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我抗日武装力量也不断发展壮大，日伪惶惶不安，阴谋实行重兵“清剿”。不久，我新四军情报人员通过“内线”搞到了敌伪的“清乡”计划：第一步，搞沿江沿海的通如启海地区；第二步，扩展到我苏中军区三分区的沿江沿海地区；第三步，全面推进到整个苏中和苏北地区。敌人妄图通过全面“清剿”，一口吃掉我苏中苏北的新四军主力，以便北控“两淮”，南扼长江。
      一时间，日伪气势汹汹，气焰嚣张，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面对严峻的形势，苏中军区司令部要求二师副师长罗炳辉和二分区司令员管文蔚密切协同，抢在日伪军发动大规模“清乡”之前，抓好军工厂武器弹药的生产。
       军区下达的军工生产任务十万火急，而军工厂的每个干部、战士和工人更是心急如焚。原因是：1942年，军工厂秘密建立在草卡（现东台市新曹镇新洋村）时，因手榴弹试验爆炸，厂房被烧毁，军工生产无法正常进行，而现在形势严峻，任务紧急，军工厂必须迅速重建，刻不容缓。
      1943年春，军工厂迅即搬迁到距苏中军区司令部不远的殷家灶（现三仓镇万洋村二组），夜以继日，抓紧生产。殷家灶是一个有70多户人家的大庄子，新四军东进后，这里是大后方，经济条件比较好，基本群众觉悟高，老百姓积极支持，拥护抗日。庄子的前身是一个大盐包场，外围有护庄河。庄子有东大门和西大门。军工厂迁来后，东大门驻的是技术科、后勤科，西大门驻的是军工科、保卫科、政治科。有一个特务营（保卫军工厂），一个通信排，连同技术兵和工匠计有400多人。
      整个厂又分迫击炮制造组、手榴弹制造组、枪弹制造组、地雷制造组、炸药制造组，还有一个修枪所。刺刀打造是由军工科通过地方把任务落实到一仓镇及附近的铁匠店，限期完成。
      因为当时日伪军对新四军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物质条件非常困难，兵工厂的生产只能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土法上马。如制造手榴弹的弹柄，缺乏质地坚硬、细腻的木料，就将殷家灶南面一座文庙（又称文昌庙）前的两棵大白果树砍下利用。制造炸药缺乏原料，就分派庄内老百姓和一家地主种洛麻，秸子卖给军工厂，烧成灰配料造炸药。造炸药没有地方，就动员群众支持木料、竹子、柴草，在庄子东北角搭起草棚当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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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洋文庙”——“新四军枪械所（下）

      在制造武器弹药及试验过程中，有时也有很大的危险，但军工厂的干部、战士（技术兵）不怕困难、不畏艰险，表现了对民族解放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和牺牲精神。一九四四年秋，有一次军工厂在殷家灶东南面的草田里进行迫击炮射击试验时，炮膛突然爆炸，立时一名战士膀子被炸断，有几名轻伤员，继续坚持参加试验。
      庄子北边的河里经常停靠船只，由后勤科负责，安排装运军工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如前方打仗，就装运武器弹药，由特务营派兵警戒和押运。如遇敌情严重，军工厂就找政治上可靠的民工配合将武器弹药秘密转移到距殷家灶二里许的“北大荒”（长满蒿草的乱坟地）打埋伏。
      一九四五年春，因情况变化，军工厂转移到一仓东北20余里的姜家墩子（现新曹镇姜墩村），其中，手榴弹、地雷制造厂设在北姜墩一带，炮弹厂设在黄宝如家一带，修造枪炮厂设在黄大春家一带。另在黄大春门口还建了百十间草房，内置5个筹铁车间和20余台车床。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艰苦的八年抗战终于胜利结束了，军工厂全体人员欣喜若狂，在姜墩召开了庆祝大会。
      一九四六年秋，蒋军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攻，因敌情严重，军工厂奉命转移到笆斗西边的匡东一带（现新曹农场一分场），为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提起战斗在苏中的新四军军工厂，至今东台地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都这样认为：在“两战”期间，军工厂随大军南征北战，每个胜仗都有它的一份贡献，确实功不可没。由于敌人对我军实行全面封锁，当时部队有钱也购不到武器弹药，加之人民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单靠缴获装备部队有困难，军工厂每一个生产环节都为武装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值得军民永远怀念。
      “万洋文庙”——“新四军枪械所”旧址已于1996年由东台市、三仓镇两级人民政府拨款重建，占地面积约三百平方米，主房三间，并被东台市人民政府批准列为“东台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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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的地名与盐的关系（上）

     东台古为产盐之地。从唐玄宗时代至清中叶，东台沿海都是全国重点产盐区。如今，偌大的盐区内，虽早已不见当年的亭场盐灶、锅丿仓垛，但由烧盐而留下的地名遍布境内范公堤以东广大地区。
    一、场  盐场是古代所设的一种产盐的专业机构，始设于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西溪盐场），东台老政区内曾设有木并茶场、角斜场、富安场、安丰场、梁垛场、东台场、何垛场、丁溪场、小海场、草堰场等10个盐场，即历史上著名的“淮南中十场”。后因场署周围居住的人多了而形成了村庄，场名便成了地名，如当今的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等，所不同的是在原盐场名称后面去掉了“场”字。因当时各盐场是沿范公堤而建的，所以，由“盐场”而得名之地均分布在原范公堤一线，也是东台境内最早设专场烧盐之地。
    二、亭  按《旧唐书·食货志》载：煎盐处为“亭场”。《宋史·食货志》亦称“煮海为盐，其煮盐之地曰亭场”，即取卤制盐的地点为亭场。由于东台为重产盐区，至宋代已亭场林立，故“东台”便又在一些文人的笔下出现了“东亭”这个名称。
    三、团  自汉代，煎盐工具使用的是官铸官给的巨大“盘铁”，一副盘铁分四角，每角又分数块，分户保管，使用时再用铁栓拼成一盘，彼此牵制严防盐民私煎、私贩。到了唐代，废盘铁，改用又高又大的铁锅，铁锅虽比盘铁改进，但仍比较笨重。所以，这一时期的盐灶都比较大，每灶都有亭户数家，轮流共煎，亦称团煎、团煮。直至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官府改造煎具，制造统一轻便的小型铁锅丿，推行小灶制，从此，传统的“团煎”改为“散煎”。但带“团煎”之意的地名却仍沿用至今。如正团、中心团、杨家团、新团、南垛团、西海团等。由于“团煎”之际，境内盐灶分布在范公堤沿岸及其以东附近，所以带“团”字的地名大都分布在今梁垛、台东、四灶等镇乡。
    四、灶  特指旧时煮海水煎盐所用的盐灶，由土垡砌成，灶台圆型，四周开灶门，用以烧草，上按煎盐的锅丿煎具。北宋开宝七年（974年），西溪设盐仓监管盐场后，各场煎盐均为官盐制，为防盐民私煎，曾规定每场设盐灶10座，每灶有灶民20户，按场造册，划3至5灶为1甲，每甲设1名甲头，专门监视盐灶起火、停火，督催灶民纳盐归仓。于是，每座盐灶便有了各自不同的名称。后来，有些盐灶周围住房多了，发展成村庄，灶名便成了地名。一般以灶户的姓氏、称谓或绰号而命名者居多，如沈灶、包灶、朱灶、陈章灶、张家灶、孟家灶、刘家灶、袁三灶、练七灶、李四灶、野花灶等。另一种是以灶所处的东西南北中的方位命名，如南张家灶、北张家灶、中张家灶、东顾家灶、西柳家灶等。再有一种是以灶排列的顺序号命名，一是单纯顺序号，如头灶、一灶、三灶、六灶，最多编号为十六灶；二是顺序号前加姓氏，如朱家一灶、丁家五灶、何家十灶；三是顺序号前加方位，如东七灶、西八灶。也有以事物命名的，如福兴灶（今属范公镇），相传宋开宝年间（968—976年），虽累遭水灾，该灶却丝毫无损，有福兴旺盛之兆，故得名。安丰原有座盐灶，被海水冲毁后重建，因而取名“新灶”。“货郎灶”则是因邻户是一家挑货郎担做生意的。灶名起用于宋代，至明代，因盐区东播至范公堤以东附近，所以，带“灶”字的地名也随盐区的逐渐东移而由范公堤逐渐东播至今头灶、六灶、南沈灶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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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台的地名与盐的关系（下）

    五、丿  是煎盐用的一种敞口的铁丿锅，直径1米，深7厘米。兴用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当时废大灶改小灶，统一推行轻便的锅丿煎具，灶台置前丿后锅，一灶一锅两丿或三丿，锅预热盐卤，然后再将热卤入丿，经猛火直烧，结晶成盐。至清代，盐区再度东播至今黄海公路附近，新增盐灶周围居住的人也日渐增多而形成了村庄，这些村庄便以姓氏后加一个“丿”字命名，以示该姓氏的人曾在此烧过盐。如曹丿、华丿、练丿、潘家丿、孙家丿等等。

    六、仓  指盐区积贮盐民所煎之盐的盐仓。西没时吴王刘濞在今泰州设置海陵仓，用于积贮如皋蟋溪地区所煮海盐。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扬州设仓，堆存转输通、泰场盐。北宁建隆年间（960—963年），泰州盐区（东台原属泰州）仅设仓一处。至明洪武元年（1368年），泰州盐运分司下辖各盐场均建仓贮盐。凡灶户所煎之盐一律经报数、过秤、登记、捆包、验收后入仓堆存，待转输运销。一时间，东台境内设仓若干。至今仍带有“仓”字的地名有：一仓、三仓、四仓、五仓、东仓、西仓等等。主要分布在明清时储盐集中的今三仓一带。
    七、总  “荡为草源，草为盐母”，各盐场把沿海草荡划分为与海岸线垂直的若干长条块，高价出租给灶户煎盐，时称长条块为“总”。如头总、五总、八总、十总、十二总、十八总等等。这些地名以当年茂草丛生的今许河、新街、唐洋等地居多。
    八、垛  盐民煎盐烧火用的是柴草，每逢秋冬季节，盐民们将租得的海滩草荡柴草收割，堆成一个个巨大的草堆，又称“草垛”，以便来年煎盐之备用，一些地方便由“垛”而得名，如梁垛、何垛等。
    诸如此类因烧盐而得名的地名象闪烁的繁星，随时空隧道有规律地分布在东台境内范公堤以东的广大地区，巧妙地记述着古人在这块土地上“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烈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的生活经历，拓荒者的姓氏也永远地镶嵌在这片热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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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公堤沧桑史 （上）

       204国道，犹如一条卧龙由南至北，在东台的富安、安丰、梁垛、东台市区、廉贻地区穿行。南来北往的车辆日夜奔驰，往返忙碌的人群川流如梭。从这繁忙紧张的气氛中，人们就会察觉到这条卧龙在拼博，在腾飞……
其实，这条卧龙，原名称通榆公路，沿路两侧，绿树成荫，沃野千里，工厂林立，年丰岁登，而它最初的名字却叫——范公堤。
      提起范公堤，人们不禁要想到范仲淹，他是修筑范公堤的倡议和奠基者，历经千辛万苦，呕心沥血，带领和组织民众，筑堤修堤，使沿海百姓免遭海潮之患。人们为了纪念他，将堤用他的姓氏来命名，并吟诗词讴歌其功德：“范公劳苦海堤修，张公（张纶）胡公（胡令仪）同运筹，管住潮水民得救，三贤功德传千秋。”
      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范仲淹奉命监西溪盐仓，管辖富安、安丰、梁垛、何垛、东台、丁溪、草堰等盐场事务。范仲淹怀经国之才，抱济世之志，虽初入仕途，任以小吏。有些“好心人”劝他不要就职。但范仲淹认为做官不在大小，而在于是否为百姓办事，所以一到西溪，就写了《至西溪感赋》的五言诗：“谁道西溪小，西溪出大才，参知两丞相，曾向此间来。”
      范仲淹素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上任后他四处察访民情，尤对海潮肆虐，民不聊生的现实，深感痛心。通过调查了解，原来，在西溪镇及沿海一带，早在唐大历二年（767年）时，黜陟使李承就任淮南节度判官时，为捍御海潮，沿东冈沙堤由楚州庙湾（今阜宁县城）至海陵县境（即东台境，当时东台属海陵县），修筑了一条百余里长的海堰，名常丰堰。因该堤是由泥沙和浅海贝壳堆积而成的，故又名贝壳沙堤。堤筑成后，民田受益。到北宋开宝年间（968-976年）时，泰州知州王文佑又增修过一次，但因堤身建造不固，早为海潮冲刷而破缺不堪，多处溃决，逐渐失去御潮作用。大潮来时，“远听若天崩，横来如斧戕”，所以宋乾德二三年间，海潮漫溢，冲毁村庄数百处；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潮水再次侵入农田，沿海一带到处汪洋，哀鸣遍野，禾沉水底，人为鱼鳖……
      范仲淹获悉此情后，食不甘味，寐不安席，就具情呈摺给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请求修筑捍海堰工程。张纶本是范仲淹在南都学舍时的同窗好友，他不仅报请朝廷批准修堤，而且向上推荐范仲淹为治海能人。天圣二年（1024年）经宋仁宗批准，委派范仲淹任兴化县令，主持筑堰。范仲淹一上任，即遇到难题，因唐堤已塌，海岸线几经变迁，海堤如何修筑亟需重新勘测。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宋代，要在沿海普遍勘测，实是不易。为解决此难题，范仲淹多次亲临海边察看研究，后在老渔民的指点下，趁着大潮讯期，发动沿海百姓，把一担担稻壳倒在海滩上，海潮上涨后，稻壳随着潮水涌到岸边。落潮后，稻壳都留在海岸边上，形成了一条沿海岸边弯弯曲曲的稻壳线，范仲淹即令民夫沿稻壳线打上树桩，堤址按此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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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公堤沧桑史 （下）

        当年秋，范仲淹发布号令，开始了兴建捍海堰的工程，广大百姓闻讯无不奔走相告，情绪高涨，流离者纷纷返归故里，踊跃参加筑堰，很快就征集到通、泰、楚、海四州民夫四万余人。开工筑堤，南起虎墩（今东台富安镇），北至刘庄（今大市境内）进行施工。施工中，常遇大风大雨，越朝下挖，流沙越多，工程越艰巨。范仲淹顶风冒雨亲临督工，深入民夫中间，力劝善始善终，并捐出自己的官俸，助筑堤经费之用。在他的精神感召下，民夫们不畏艰辛，工程进展很快。
         在施工中碰到困难，范仲淹注意倾听民夫的意见，共同设法解决。当时在东台场九龙港一带筑堤，确实为无法实现的难题。海浪似重重山峰向平地压来，势如万马奔腾，一浪高过一浪，筑成的海堤不断下塌，全部卷入潮水之中。正如民谣所说：“九龙港，港连港，潮夕多变不寻常，无风也起三丈浪，早上夯基晚上光。”范仲淹督阵在这里，根据朱宏儒所著的《治海方略》，又与民夫们商量，将九条港子由外向内逐步填塞，利用冬季干涸时段，用柳篓、蒲包、草包装土夯基，终于按标准修好这段险堤。可是，天公不作美，正当范仲淹带领民夫热火朝天筑堤修堰时，又遇连旬雨雪，潮势且猛，有些堤段被潮冲决，民夫冻饿劳累病死者二百余人，亦有民夫不时
        逃散，一些本来就反对筑堤的保守势力亦乘机上报朝廷，要求废止工程。宋仁宗乃委派两淮都转运使胡令仪前来察看。胡令仪到东台后详细勘查了海堤沿线，很赞同范仲淹的修堤主张，上疏仁宗，未果，不得已，工程缓建。天圣四年（1026年）范仲淹因母丧丁忧回籍，留书张纶，建议续筑海堤，恢复海堤之利。张纶和胡令仪再次列陈情况上疏朝廷，终于获准在天圣五年（1027年）秋，任命张纶兼任泰州知州，督率民夫继续兴筑，次年春，海堤筑成，北起庙湾场（现阜宁县庙湾），南至      茶场（今如东县），底宽9.2米，顶宽 3.1米，高4.6米，全长 181华里。海堤南北相连，青砖护坡，成为当时各盐场挡潮的重要屏障。
        堤的筑成，使沿海一带免遭海潮之患，堤成一月后，即有1600多户农民和盐民恢复生产，3000余户逃亡的农民返回家园。据《江苏省两千年洪涝旱潮灾害年表》载：从北宋天圣七年（1029年）至宣和元年（1119年）的91年中，东台境内很少受海潮倒灌之害，农事、盐课两得其利。后人为缅怀范仲淹的功绩，将堤尊称范公堤，同时为报修堤恩泽，境内先后有6处修建了“三贤祠”和三公塑像，以纪念范仲淹、胡令仪、张纶三公。
       到元朝时，詹士龙任兴化县令，复修范公堤时，得二石，一石刻有“逢詹再修”，一石刻有“景祐二年八月仲淹记”。明代神宗万历年间（1573-1619年）范公堤得以复修。清末民初东台人蔡映辰曾作《登范公堤》。诗一首，道出范公堤当日情景，诗曰：“虾子堆红海气腥，春潮一片荡空冥。登临莫怪东风冷，三月堤南草未青”。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东台人民兴建黑色路面工程，范公堤又以超二级标准兴建了水泥路面。如今历史的车轮正沿着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轨道在这里飞速地运转……
      范仲淹的历史功绩永垂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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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茶馆文化  （上）  

      

    早在明清时期，东台城就是水陆交通、商贾云集的苏北经济重镇。建县之前区划为淮南“中十场”（盐场），由于海盐的输出，带来了经济富庶、城市繁荣，形成了十一街、六铺、三坊的城市格局，有名目的街巷205条，遍及城内的大茶馆、零零星星散落着一些小茶馆、荒茶馆，满足东台城各色人等的生活习俗：“早晨皮包水（喝茶），晚上水包皮（沐浴）。”


    酒馆、茶馆分不清


    东台的酒馆、茶馆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区别。朋友间相邀：“明朝上茶馆……”明白地告诉你：明天早晨请你喝茶、吃早点；如果三两知己或某人请客，约定“上茶馆”，如果没有明确表示时间，就包含许多不确定因素。东道主在中午或下午当堂邀约，即刻成行，那肯定是“酒宴”，而不是“茶会”。这种口语上的模糊表述，大概与数百年历史商城的东台，商人为了不想让外界人看破玄机，在交易过程中惯用隐语吐“舌子”（行话）、打手势不无关系。


    东台城内真正意义上的茶馆实际上是“荒茶馆”。除了早上卖茶，主要功能实际上是为附近邻居、街坊、商家、店铺提供茶水，俗称“茶水炉”。解放之初有上百家之多，如今东台城内的“茶水炉”已经寥寥无几，早已不再卖茶，仅仅为所在社区居民提供热水。


    茶水炉店铺内开设的“荒茶馆”，大一点的大致为三开间的门脸，靠山墙的一角砌一茶水炉，屋内摆放三四张八仙桌，围放几张条凳，桌上摆放若干小瓷把壶，历史久的茶水炉正常使用清末民窑出产的瓷茶瓮子泡茶。东台城尚无自来水之前，茶馆“取水”十分讲究，用“甜河的水”，或者是取“一里墩”附近的“塘水”。“甜河”是指流经苏中地区的泰东河，在范公堤以西。范公堤以东濒临黄海，流过来的河水“苦咸”，不适宜“泡茶”。像“听雨”、“俞复兴”等大茶馆都用许多陶缸贮藏“天落水”（雨水），从来不用河水、塘水泡茶。


    “茶水炉”附设的“荒茶馆”，早晨也供应一般性的早点，大致为草炉烧饼、米饼、麻团、粽子、茶叶蛋等。中午偶尔卖一两样荤菜：春季炒蚬子，夏秋两季红辣椒烧河鳗（以关桥口张五茶水炉店铺烧的河鳗最佳），冬季白菜烩肉圆。服务对象多为黄包车夫、搬运工人以及进城卖粮、装草木灰、装粪回乡的农民。这种卖茶兼卖饭菜、早点的“荒茶馆”，规模建制小，小本钱生意，而上世纪三十年代规模较大的“荒茶馆”当推寺街丁公桥畔的“向阳居”了。


    “向阳居”主人姓李，家庭作坊式的经营模式，除了雇一名厨师，一两名帮工外，店里店外均为家庭成员。三开间的河房店面，正对着丁公桥河边敞开着，店堂迎面是人来人往的寺街。一溜边六张两排八仙桌被一张张条凳所包围，桌子上整齐地摆放着一把把粉彩小瓷茶壶与一只只瓷茶杯。所卖米饼、麻团、粽子这样的早点，满足西窑出砖上夜班的窑工，清晨送菜进城的南园菜农，以及前往关桥口一带陆陈行卖粮的农民的需求。对于前往“三昧寺”烧香礼佛的信徒居士、学校上学的学生、小商店的职员，还有现蒸现卖的各式面点外加“生姜干丝”。生意兴隆，着实不赖，“向阳居”可算是当时“荒茶馆”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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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茶馆文化  （中）

    东台茶馆“吃茶”习俗


    旧时东台茶馆老板不惜功本经营每天的“早茶”，企图有个“人气”、“利市”，为中、晚餐酒席订餐“造势”，展示其实力，他们不遗余力推出本店的特色面点：张复盛的肉包由新鲜的荷叶铺在蒸笼上蒸出，充满荷叶香气、红兰别墅的水晶烧卖半似透明吸引眼球、三元酒家的五丁包子、经济茶馆的虾仁烫面饺以及新东桥口方小云饺面店不同凡响的蟹黄包子，以及占春茶馆汤浓味鲜的鱼汤面，听雨楼与众不同的熬鱼汤方式：鱼汤浓、胶质重，面汤滴在桌上即刻凝固，令人赞叹。


    喝茶的小菜“生姜干丝”，堪称东台一绝：四寸碟盘冬春时节衬底是蒜白，夏季是药芹、莴笋，秋季是韮薹、毛豆米；中层大体一律用豆腐作坊特制的“大干”（区别于“茶干”，不加酱油蒸煮），切丝加鸡汤煮软，然后堆放在盘中成馒头状；上层为刀功极佳、细如毛发的生姜丝，讲究的厨师还会在生姜丝上刻意地摆放少许鲜嫩的红胡椒丝配色；摆放完毕后再放上绵白糖，浇上镇江香醋、东台白抽酱油、小磨麻油。茶客们不仅喝茶，也有早晨吃酒的习惯，还要外加四个“热炒”（炒鳝丝、炒虾仁、炒文蛤、炒香菇）或四个“冷盘”，这些仅仅是东台茶馆必备的基本功课。


    令人叫绝的是茶馆“跑堂”，亦称“走堂”（服务员旧称）泡茶、端面的方式。且不说一桌茶客刚刚坐定，放好茶叶的盖碗即刻就摆在你的面前，虽不是“凤凰三点头”，但也可算是“关公巡城”，顷刻间冒着热气的茶水就给你泡好了。不用托盘，而是将面碗一层层叠在手臂上。为了稳妥、安全起见，右臂上搭一条白毛巾，并排放上两碗鱼汤面，面碗上分别垫上15cm×30cm木板，木板上再放两碗面，就这样叠上三四层面碗，有的跑堂甚至在左臂上还托上两碗面，一面吆喝，一面在茶馆店堂中逡巡前行。茶客们在喝茶聊天之余，欣赏着跑堂们端面的精湛技艺。上世纪三十年代“听雨茶楼”跑堂钱寿，待人谦和，技艺也高。八九只面碗托在手掌中，神情自若地巡回于茶楼上各个包厢，什么样的茶客都能应付，得到的“小费”也多。这种端面碗的“绝活”，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的东台茶馆里还依稀可见，随着掌握这些技艺的老人们相继退休，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仅仅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历史上的东台茶馆服务项目品种繁多：顾客进门，跑堂笑脸相迎，邀客入座，递上香喷喷的热毛巾擦面，泡上香茶，然后询问需要；离席之客亦有热毛巾擦脸，笑脸相送。供应“生姜干丝”喝茶之外，还有以下的小吃碟子佐茶：瓜子、花生、兰花瓣（油爆蚕豆瓣）、酥虾、糟鱼、火腿等。茶馆迎合食客喜新厌旧的心理，花样翻新，不断推出各色盖浇面：春天风鸡盖浇面、火腿盖浇面；夏天扎蹄盖浇面；秋天蟹黄面（蟹黄配鸡腿盖浇）；冬天火腿、鸡片、鸡丁、鸡丝盖浇面、野鸭盖浇面，还有茶笋、熟笋、麻油素面。大茶馆还为客户提供提盒（手拎）、担盒（肩担）送鱼汤面、点心、小菜上门服务的项目。


    各家茶馆还在茶具使用上下足功夫：普通茶馆为青花瓷福、禄、寿三仙人物画意盖碗，大茶馆用高白釉景德镇刻瓷山水画或“和合二仙”人物盖碗，极少数讲究的茶馆还会根据四时八节变换茶具色彩，春节期间摆放出一色的祭红茶具，雍荣华贵。茶客可以自选“龙井”、“碧螺春”等名茶，大多数茶馆喜欢用珠兰或茉莉、代代花“香片”泡茶，少数小茶馆也有用茶庄的瓶底（茶末）打发普通茶客的。


    凡是去茶馆吃茶的人，除少数生人、过路客当堂付给现钱外，大部分是欠账或隔日由茶馆派人陆续收取。大茶馆印有精致的大红请帖，专门派“走司”（即跑堂）捧着“拜盒”代为请客，吃后一并结账付给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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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茶馆文化  （下）

    东台茶馆特色文化


    上世纪三十年代，东台城基本上形成“东贵西富”的城市格局：政府、机关、学校设立在马公桥以东，聚东门以西几乎聚集周边省市的大小商号，茶馆也显得特别的多。部分茶馆沿袭扬州习俗，早晨卖茶，供应早点，午后或晚上就成为书场。“宜春”、“丹桂”、“徐金”等这样的书场茶馆大都设在后街后巷，请扬州评话艺人说“评话”，听书费用包含在茶钱中，大约十几文不等；书目不外乎《清风闸》（皮五辣子）、《三侠五义》、《济公传》之类，“丹桂”茶馆请康仲华先生说《三国演义》，王少堂先生说《水浒．武十回》，十分叫座，这种在茶馆里听书的风气一直到文革之前还流行，满足了中下层人民群众文化娱乐生活的需要。


    后街后巷的茶馆开书场，繁华大街上的茶馆也因其地段不同和各式人等的需求、档次的不同，显示不同的功能。彩衣街集中各大商号，吃茶谈交易，“俞复兴”、“听雨茶楼”是最佳聚会场所；中小商号则选择“兴汉馆”、“张复盛”、“怡园”等茶馆，既经济又实惠；政府官员、律师、教师、报馆同仁喜欢在格局别致的红兰别墅聚会；海归学子、新派人物自然而然奔向类似扬州“冶春园”的茶馆“桐花小筑”内，这里环境幽雅，回廊抄手下摆放着一张张藤条桌椅，正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好去处。


    坐落在中巷旧“法院”对面的“占春”茶馆，特殊的地理位置彰显了它的特殊功能。四乡八镇的农民因闹“田界”、“水口”、“宅地”纠纷到县里告状，都要请旧“法院”的法警、书记员“吃茶”；也有官司打得不分上下，双方当事人请出当地士绅在“占春”茶馆“吃茶”评理的，实质上是通过民间仲裁，请出双方认可的调解人，根据事理和社会公德居间调停。事后，理亏的一方付茶钱，调解后不得再纠缠对方，一时间，占春茶馆热闹非凡。


    金家庙巷附近的“许园”，因其有亭台楼阁为人们称道，游人们品茗休憩之余，往往喜欢在“许园”中的照相馆留影，这种多元服务方式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东台，实属新鲜。同样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许园”旧址附近，新开张的茶馆——“三元酒家”，园门曲径、玻璃大窗、鱼池花坛、四合厢建筑十分精巧，很聚人才。连全国著名的“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毛泽东主席最为欣赏的京剧名演员宋宝罗，来东台唱戏都喜欢在“三元酒家”喝茶。宋宝罗不仅戏唱得好，而且还能画一手好画，演“朱耷卖画”时他当场挥毫绘画，笔者亲见其为“三元酒家”画过一幅“雄鸡图”，悬挂在茶馆大厅壁板上，现在不知到哪里去了。


    茶馆因城市的繁荣生生不息，城市也因为数众多的茶馆而显得格外地张扬、喧嚣。茶馆习俗、茶馆文化、茶馆故事，历史性地积淀在家乡土地上，印象在聚族而居的东台人头脑里，世世代代流传下来……
                                                     作者：周启汶（盐城政协特聘文史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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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灶古铁镬

      东台三灶有一古铁镬，通高90厘米，直径158厘米，深80厘米，壁厚10厘米，底小于面。边阔15厘米，在边的四周，附有6个分布对称、宽5厘米、长10厘米突出的小边，铁镬约重3000公斤。由于年代久远，通体锈蚀斑驳，呈暗红色。
      清嘉庆《东台县志》记载：“东台南三灶等地有铁镬，……相传为汉煮盐牢盆，或曰镇水物也，如邵伯铁犀之类，未知孰是。”
      三灶铁镬，是牢盆？是镇水物？《东台县志》没有肯定，我们从名物、形制方面加以考订。
     《史记·平淮书》“……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这是史书最早的记载，确定了牢盆是煎盐的工具，但未说明形状。
      明代进步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作咸》中，为我们留下了牢盆的详细记载和插图：“凡煎盐锅，古谓之牢盆，其盆周阔数丈，径亦丈许，以铁打成叶片，铁钉拴合，其底平如盂，其四周高尺二寸，其缝合处，一经卤汁结塞，永无隙缝，其下列灶燃薪，多者十二三眼，少者七八眼，共煎此盘。”
       我国古代煎盐工具，汉曰牢盆，唐宋曰盘铁。盘铁由八九角合并，中曰主铁，旁曰月铁，余曰群铁，灶户家执一角，须合并方能煎盐，盖以杜绝私煎之弊。据此，则牢盆、盘铁，名称不同，形制相似，实为一物。明代后期，才有盐丿的记载，盐丿，则是不分角的盘铁。无论牢盆、盘铁、盐丿，它们的形状，都是似釜而浅，三灶铁镬，似釜而深，很明显不是牢盆。用这样的铁镬煎盐，无论从蒸发、结晶，还是从支承、煎烧等方面考虑，都是不合适的，也是不科学的。至于传说为薛仁贵的行军锅，更属不经之谈。古代的行军锅，名曰刁斗，刁斗铜质，轻巧灵便，朝可炊（烧饭），夜可击（巡更），携带几千公斤的铁镬，怎么行军？
       三灶铁镬，经过多少世纪的海潮，洪水冲刷，风霜雨雪侵蚀，又经历大炼钢铁、红卫兵破四旧，刀斫斧吹，烈火燃烧，依旧“顽固不化”岿然独立，幸存下来，确非易事。在考证成陆、水文等方面，留下了一件实物资料。
        东台濒临黄海，海潮是威胁人民生命财产的一大灾害，在科学不发达的封建社会，劳动人民用祈祷、压胜作为消灾降福的心理安慰，所以用铁镬来填海，使之波涛不兴，田禾茂盛，是可以理解的。此铁镬我省盐城、扬州等地，都有实物，经考证，也认为是镇水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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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楼村的“节孝坊”  

       1905年春，清朝皇帝光绪传圣旨，由扬州知府监造，在现东台市梁垛镇牌楼村一组南官河北岸建造“节孝坊”，旌表周氏雪梅一生守节操，行孝悌义举，以此勉励地方后人长期效法。
       杨士恺，系里下河地区大兴圩里上数的富户，家有良田48顷，房屋百间。独子长茂取妻周氏雪梅，生子应昌。长茂中年病故，其子应昌亦相继夭亡，剩下鳏居的公公和孀居的媳妇，孤独无靠。其媳在近侄争嗣十分激烈、多次打官司的情况下，克守妇道，劝公娶妾，勤俭持家，节孝有佳，邻里称颂，名扬四方，感动知县和江宁制台府，遂制表上奏朝廷，光绪皇帝颁旨，划拨千两白银敕建“节孝坊”旌表周氏，并由知县主持，知府宣读圣旨，主持落成庆典。（有杨氏家谱和无果花书刊为证）
       牌坊屹立在苍松翠柏之中，正面朝南，三丈宽，二丈多高，四柱、三门、三檐、三横梁，最高处双龙盘拱“圣旨”，中门坊额刻着“节孝”二个红漆大字，下面横梁刻着“旌表长茂之妻周氏孺人之坊”一排小字，正中两根石柱上镶刻一副楹联“三十年冰霜历志，百千世珉石垂若”，背面还有荣恩和记事的文字。节孝坊建后，凡官船经过，官员必须上岸朝拜。可惜，此坊于文革期间被毁。而牌楼村早已因此而得名。
       牌坊建造百年以来，使杨家后来的六、七代人不仅能够以此效法节孝，而且能够勉励耕读，为社会和群众助资解难，成为方园百里的名族。据不完全统计，在杨家舍做教师的有76人，读大学的有81人，出国留学并工作的有3人，百岁老人2名。
       根据“特色文化”和“民间艺术资源”普查的要求，我们深入群众走访了解，在不少同志的积极支持下，我们找到了“节孝坊”被毁后的大部分石料。如有楹联的四根竖柱和刻有“圣旨”的石板等，广大群众都希望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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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城小巷拾趣  

    东台城的小巷，窄窄的，不急不缓地伸展着，遍布城区。尤如一个走过多年沧桑的老人，展曦时敞开胸怀，放飞着儿女们离去，黄昏间期盼翘望，守候着儿女们归来。千百年来，小巷们就这样默默地迎来送往，直到有一天，政府一声号令，拆迁改造美化环境，人们既留念又欢欣地陆续搬迁。只剩下小巷们宁静地期待着，随着推土机的轰鸣声，小巷们完结了它们的使命。一年后，还人们一个崭新的居住环境，但它们留给这尘世间的一种精神却永恒不变。小巷虽逝，余居之久矣，数条小巷逸事历历在目不能忘怀，故默记在册，聊以自娱。
    华家巷——初始于明代，东北至西南向，北距县市政府旧址数米之遥，实验小学与之为邻，巷尾黄金坝与东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旧址（俗称老电厂，清末状元张謇主办，现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隔河相望，巷内铺设格式青砖，住宅大都为青砖小瓦，串堂几进。华家巷以巷口居住的华氏祖先姓氏命名，取荣华富贵之寓意。数百年来为东台达官显贵、骚人墨客居住地。中国文联主席、当代著名作曲家周魏峙、清代进士张泽厚、杨信茂、周松龄以及新四军老同志刘松恒家族等名门望族，先后居住巷内，走出了一大批在全国各地的社会精英。经数百年变迁，华家巷现已扩展为大华家巷、小华家巷、华家北巷、华家巷后河边等数条巷道。
    石头巷——位于旧县府街中段，巷为东北至西南向，以巷内地势较高、铺设石板、过路人雨天行走不湿脚而著称，成形于清乾隆时期。石头巷1号住宅曾是我国著名新闻学家、爱国名记者戈公振的诞生地。石头巷居民善花卉，从政、经商者居多，巷道狭长幽静，似小家碧玉，庭院深深，居民生活悠闲自得。
    石榴巷——位于鼓楼路中段南侧，因巷口马恒太杂货店店主手植石榴树而得名。巷道东北至西南向，巷内青砖呈马鞍形铺就。石榴巷1号为清咸丰四年（1854年）安徽盐商顾某所建，民国八年（1920）为东台著名大律师沈斌、沈淦兄弟俩买下，后名沈氏大楼。在中进门楣上方墙内嵌有“西园”篆刻大理石石刻一方，现为盐城市文物保护单位。东台名人文史学者吉诚、清咸丰年间翰林季龙图、教育家马坤生先后在此巷居住过。
    魁星楼巷——位于东坝路南侧，西邻百岁巷，因毗邻魁星楼而得名。魁星楼又称文昌阁（现陶园所在地），是一座古代建筑，建于清嘉庆十三年—十六年（1808-1811年）楼分三层，高45米，为当时东台城最高点，高甍飞宇、金碧辉煌，建造费用为六千六百两白银，顶层供奉“魁星”，二层供奉“文昌”，底层为“书馆”。楼顶盆为烽火铜所铸，荷花池上有石桥，名“状元桥”。旧有“站在西溪泰山寺，可见东坝魁星楼”之说，惜在1937年毁于日寇炮火。
    中巷——位于鼓楼南街，因东台场盐课司署在西巷有屋五十余间便于区别而得名。巷内在清同治光绪年间，诗人姚子静建有桐华阁，阁内藏名人书画碑帖至富，桐华阁有对联曰：“光阴迅速，纵时刻读书写字，能得几何？恐至老无闲，趁早年埋头用功；世事艰难，即寻常吃饭穿衣，甚非容易？念维勤有益，免他日仰面求人。”语虽俚俗，但可作格言观之。
    鼓楼——明崇祯五年（1632）由泰州分司湖广人周际明主持修建。楼址位于当时城区中心，（现鼓楼路与东坝路的交接处，与旧县衙相连）时为更鼓安放之处。鼓楼高约25米，宽8米，上下两层，为砖砌单翅阁楼，有南西北三门，东进口为登楼木梯，翅阁楼顶盆为峰火铜所铸，竖有剑头朝上的宝剑三株，楼前有匾额，上嵌“声闻四达”四个金色大字。东台当时曾有“揽胜必登鼓楼，妙在斯楼”之说。
    南庄——位于林家桥河南，明代万历年间东台人周竹墟的别墅，其中藏书甚丰，亭榭楼阁，迂回曲折，绕到最远处可以到城北，进庄门有双鹤守立两旁，沿途地形起伏，河沟交叉，有桥相连，庄内绿竹成荫，假山耸立，荷香浓烈，为当时江淮文人雅士、骚人墨客聚会之所。明代著名画家董其昌为其题榜额，清乾隆年间，兴化人顾于观曾撰《游南庄记》，阅之可想见当日园亭之雅趣。
    西溪——位于台城西郊，历史悠久，早在西汉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就建有西溪镇，曾更名晏溪。汉孝子董永为西溪人，遗迹甚多；宋三任宰相晏殊、吕夷简、范仲淹先后来此任盐官。唐尉迟敬德建有海春轩塔，宋代初创的泰山护国禅寺今日依然晨钟暮鼓，诵经不绝。明洪武年间西溪巡检司、清东台县丞署均设于此。有“先有西溪，后有东台”之说。
    听雨巷——位于彩衣街中段南侧、东北至西南向。东距现市百货公司二十米左右。清末民国初，有刘姓人家在巷口开“听雨”茶馆，后人仿效开“仿来”书场，当时常有文人雅士在此呤诗唱和，应酬听书。“仿来书场”多次邀请王少堂、康少华等名艺人来此开讲评书，周围居民、个体手工业者经常集此娱乐解乏。
    金家墩——位于宁树路东侧、彩衣街南侧，是东台城有名的古文化区及富商聚集地。巷内一律黄麻条石铺砌，住户有金、汪、张、鲍、徐、童等富商，仅汪氏一家就有七个串堂三进，并建有汪氏家祠，从明代延续至今生生不息。各大户住房精雕细作，气势非凡，为东台民宅之精品，堪称“古民居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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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蕴丰厚的东台佛教文化（上）

周建生

    地处黄海之畔的古城东台，佛教文化，历史悠久，底蕴丰厚，影响深广。
佛教在东台的传播,可追溯到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8年）、章帝（公元76－87年）年代。据清康熙《东台县志》记载，东台西溪的东、西广福寺和宝相寺就建于斯时，这是佛教传入江苏乃至我国的最早时期。它早于佛教三国吴赤乌年间238～25１年在上海的传播，建寺时间比龙华寺和静安寺创建时间亦早近４００年之久。此后,东台场的大圣寺等也于唐代相继创建。随着东台地区盐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增加，历代统治者对东台佛教的扶持，东台佛教文化不断发展,在中国佛教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东台佛教与建筑相结合，写下了东台建筑文化的历史光辉篇章。东台寺庙建筑，有史可查的早在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前88年）的承福院(后又名永安寺,圣寿寺,东广福寺),汉章帝年间（公元76－87年）的西广福寺(后又名奉孝寺)，其寺院建设比日本有关学者所说的中国佛教史上留名后世的笮融所建造的最古的寺院还古老。南唐时东台场的大圣寺，宋嘉定年间的西溪护国禅寺(又名泰山寺)，茅山的景德寺（现属兴化），元代至正年间（1341－1367）建筑的丁溪场东义阡寺（现属大丰）。,明魏国公徐宏基建的镇海寺,万历年间建的万寿寺,以及清代顺治初年建筑的勒赐慈济寺（又名三昧寺），都是当时苏北一带规模较大也很有影响的寺庙。历史上,东台境内可谓是寺庙林立.据民国18年（江苏省鉴）调查统计，东台全县有僧尼3105人，有大小庙宇800多座，仅富安、安丰镇就各有庙宇72座。而称之为丛林的大庙就有14座，其中，规模较大的富安大圣律寺有庙产200多间，佛像120座。西溪泰山寺有房100多间，熟田586亩。泰山护国禅寺，大圣律寺，勒赐慈济寺，都举行过传戒大典。这些寺院，彰显了我国自从汉唐以来的历史建筑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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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蕴丰厚的东台佛教文化（中）

      东台佛教与建筑文化，还有将佛教与中华传统文化融为一体的牌坊建筑。东台三昧寺的牌坊，东台泰山寺的牌坊，原有二处。一处在原泰山碧霞宫前，一处在寺前。
    宝塔，又称栖灵塔。东台最早的塔建筑，据史书记载，是西溪至今留存的海春轩塔，已成为东台文明历史的象征。
    东台佛教与刺绣工艺相结合，成就了东台天下一绝的发绣文化艺术。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发绣艺术，不仅说明了东台佛教的悠久历史，而且充分鄣显了佛教文化艺术。清康熙年间出版的《绣考》就有“唐海陵西溪镇发绣阿弥陀佛……”记载。当时，海陵为全国最大的盐场之一，其盐税在朝廷税银征收中所占比重很大。盐业的发达促进了市场的繁荣，也带来了佛教的兴盛和文化艺术的百花齐放与融合。当地仅海陵西溪镇（即今东台西溪）就有200多座庙宇庵堂。庵堂的僧女为了表示对佛的虔诚，以落发青丝一缕在丝绢上绣成观音、如来等佛像，朝夕焚香敬供。民间少女受其影响，也以发丝绣成鸳鸯蝴蝶等作信物赠送情人，以示对爱情的忠贞不渝。继而，西溪市面上才渐现出发绣小商品。清光绪年间，盐署幕僚宣瘦梅在《夜雨秋灯录》一书中也曾对东台城北郊晾网寺的发绣《如来佛像》作过详实的描述和记载。相传明嘉靖年间，御使叶大镛之女叶频香受奸臣严嵩迫害逃离京城，飘零躲入晾网寺，受东台发绣的影响，以自幼随母学得的刺绣手艺，剪下一头青丝精心绣制了一幅如来佛像。早期发现的发绣还有，日本正仓院所藏《弥勒佛》像，出自明代韩希孟之手：年绣成的发绣《金刚经》长1265cm、宽38cm、全文4787个字，为台湾收藏家收藏。上海玉佛寺真禅法师像。发绣《般若波罗密经》长卷，2003年3月在大连第37届全国工艺品旅游品交易会上荣获一等奖，。中国工艺美术总公司特聘专家评委、湘绣研究所所长郝淑萍在观看发绣作品《释迦牟尼像》时评价说，用人发绣制的佛像如此神韵，很了不起。
    东台佛教与历史相结合，留下了东台许多美丽的传说。许多历史名人更为东台佛教文化留下了美丽的篇章。
北宋范仲淹任西溪盐仓监，曾游三昧 寺赋诗：“千年人已化，三昧语空传。唐世碑犹在，高丽鼓半穿。”记述了唐太宗李世民征东到东台因避其难，遂建庙还愿，赐匾额“圣果院”， 以及南唐李璟保大年间(943---957 年)高丽国(即今朝鲜）高僧性空，号三昧大圣(俗名郑氏)出使我国．在海上遇险，随木制皮鼓漂至东台．园寂后“真身”  (肉身装金），与术制皮鼓供奉于圣果院内的故事。
    明代进士、刑部主事王之采，曾写下《东台八景。圣果晨钟》诗：“晓宿山寺忽闻钟，响落闲云过远峰。化作虚无天籁去，烟销日出数株松”。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为安丰吴家桥西的樨香庵书写过匾额。
清康熙帝曾册封三昧寺（原名圣果院）为“敕赐慈济寺”，并手书“孤云自往心同远，皓月当空性 本园”楹联，同时还在一幅黄绫上书唐人诗：“西溪塔影寒山月，东海钟声古寺风”，后被刻于两边石柱子上，供人观瞻。  
    光绪年间，僧晦霞法师续请北藏明永乐年间在北京刻印的《大藏经》六千四百零二卷，包括藏经、律经、论藏，贮存在重建的藏经楼中，慈禧太后为三味寺续请藏经大典，亲笔题写了“钦赐龙藏”四个大字!
清道光年间，善书水墨人物的两淮泰州分司厅通判朱沆，曾为三味寺留作壁画。
此外，还有 清 代诗人方一煌《游三昧寺》诗：“秋最宜高阁，登之倍爽神。疏钟清众虑，一两静诸尘。答尽集无意，人俱幽可亲。云低檐欲接，虚胸自能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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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蕴丰厚的东台佛教文化（下）

    清乾隆年间，“扬州八怪”代表人物之一的著名书画家郑板桥（1693－1765年），曾流寓东台安丰梁垛等地多时，与寺僧结交颇多。他在位于台城繁华闹市区南门的水月庵吃茶，写下了《过水月庵》诗：“户外喧阗院宇闲，不图人境有禅关。夜寒水映香台月，春远梅舒老客颜。自是高僧多净业，却余古貌似深山。海边斥卤吾尤渴，日铸天泉供未悭”，表达了他来到海边斥卤产盐之地虽觉格外口渴，却能在闹中有静的水月庵中喝上好水好茶的心境。他在安丰鲁家桥河西大悲庵中数年，在厢屋大门木板上手书对联一副：“一帘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笔锋刚劲有力，入木三分，体现了他寓居寺中的清苦生活和乐观的人生。民国年间，庙内和尚因生活贫困，将门板出售，被有识之士购得，雇巧匠依样深镌，朱墨两色拓印运往外地，售得高价。他性情狂放、诗书画皆绝。在梁垛大庙设馆教读时，庙里一位和尚久慕其字画，请他作画。他问和尚要画些什么？和尚请赐得意之作。他数日后作成一幅老和尚扬眉怒目，高卷衣袖，持刀杀猪，并备有铁锅、柴草以烹食之画。且在画上狂草数行题字。和尚见状，虽啼笑皆非，也只好合十谢之，藏不示人。隔若干年，后代和尚将此画售于市，岂料竟得高价。
　　清代诗人吴嘉纪曾赋《西溪送客》诗“溪光浮佛舍，塔影压渔船”、赋《东寺磬》诗“我来吊高僧，古寺深蒿艾。人间留一磬，身后觉群昧。晖晖日堕渊，淅淅风生桧，清音送出林，适与幽人会”。清刘懋贽《秋杪同张湛游水庵》诗“零落吾侪只短蓑，故山风雨奈愁何。斜阳细雨浮钟磬，幽寺无人黯薜萝。双泪老垂蓠菊尽，一身兴傍酒杯多。诸君不厌招提寂，佛火禅林足啸歌。”
　　清代,富安大圣律寺高僧觉存与留日归来的董侪俗等在寺内成立“佛隐诗画社”。中国混凝土雕塑第一人陆星斋在杭州美术专科分别学习花鸟、人物，后又到日本游学混凝土雕塑，回国后成为苏、浙、皖、沪一带书画名人，他隐居富安大圣律寺专心雕塑，吟诗作对。不少外地诗人也纷纷旅居富安。乾隆年间，浙江臧墨祷、安徽吴吟秋两位诗人慕名来富安大圣律寺，与该寺方丈共同把他们唱和的诗篇，刻碑安于大圣律寺走廊上，供人观赏。乾隆年间，富安场大使靳光宸在离任赴贵州龙里任知县前，还亲临大圣寺“佛隐诗社”与吟友唱和，留下了《由富安场大使升任赴贵州龙里县于重阳日五佛楼登高留别吴吟秋诸子》“莫嫌萧坟斜阳暮，霜叶如花晚更红”等诗作。两位诗人作古后便安葬在富安，人们为他们建造了诗人墓。
    此外，还有诗人徐发英《东寺磬》“高僧在昔年，泠泠传清香。松涛迭有无，梵音齐下上。僧贫古寺荒，遗物谁能赏。风吹落叶多，虚堂自开朗。”戴胜征咏《海藏庵》、徐枢电咏《燕集樨香庵》、仲鹤庆《过大悲庵赠僧禹平》、闵王秀《坐福慧庵圃中》、黄云《同人集千佛楼》等优秀诗篇。
    东台佛教与教育相结合，推进了东台教育文化的普及提高。清代,东台逐步成为我国苏北地区经济、文化的重镇，东西部经济文化交流的集散地，因而东台佛教出现了带有明显时代特点的新景象。当时卓锡东台的著名高僧经常讲经说法，三昧寺创办的启慧佛学院，采用近代教育方式培育僧才，桃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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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苏北水灾

1.淮河片段

淮河是中国第七大天然河流，成河于一亿七千多万年前的洪荒时代，是中国南北方的分界线，亿万年间淮河每年定期涨潮，浇灌了两岸肥沃的土地，古人说：“跑千跑万，不如淮河两岸”，可见在古代淮河两岸是多么富庶。今天贫脊落后的苏北、皖北地区，在古代却是商旅交通的枢纽、大动脉，淮阴、扬州的繁华有如今天的上海、香港，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学者、僧侣、艺人；唐朝时苏北（以淮、扬为主）的税务收入占全国的二分之一，为了搞好征收，唐政府专门在泰州设立了税务衙门，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税务总局驻外分局，至今泰州仍有税务桥、税务街等历史遗迹。

正是由于苏北在全国首屈一指的富庶经济，孕育了丰厚的文化积淀，在古代，这里催生了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以及《儒林外史》等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成为全国八大菜系之首淮扬菜的诞生地；成为晋商、徽商的发祥地；成为帝王、将相看风水、择祖坟的藏龙宝地；成为康熙、乾隆南巡讲话的必经之地；成为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

然而这样的富庶在激荡的历史长河中延绵至清朝中晚期，便一下子衰落了！

公元1194年，黄河在河南阳武决堤，占据那里的金军希望以水代兵，用黄河洪水侵扰南宋，暴虐的黄河在无遮无挡的淮北平原一泻千里，夺了淮河入海的水道，开始了长达七百多年的夺淮历史，挟带一万多亿吨泥沙的黄水，使淮阴以下入海河道被夷为平地，逼迫淮河从洪泽湖南边决堤冲入长江，成为一条遗害无穷的“恶河”，史称“黄河夺淮”。

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堤后向北泛滥，在距原淮河入河入海口以北一千多里的山东莱州湾北部注入渤海，从而结束了黄河夺淮的局面，而留下了从兰考，经徐州、淮阴到云梯关入海口的一条绵延千里、高出地面十数米的黄河故道，史称“废黄”。

“废黄”废掉了淮阴，而没有废了两淮文明，文明从分处淮扬两城变成集中扬州一城，到明朝末年，扬州城里已居住了一百万人！清军入关，关起扬州城门屠城十日，杀死八十万手无寸铁的“良民”，比日本人在南京城里杀死三十万人要威风几倍，事后还将十多万年轻、漂亮、壮实的扬州人的尸体开膛破肚，用盐腌了作为军饷堆在马车上随大军南下攻克江南！

慈禧太后老佛爷与八国联军签下了丧权辱国的赔款条约，转嫁在扬州（包括苏北）人头上，严刑酷史摧逼捐税，一堆堆银子在扬州城外的码头连绵数里，等着运往外国……

一次次的磨难，扬州陨落了，苏北、皖北陨落了，晚清的时候苏皖北部的经济已经一片潇条，大多数人民赤贫如洗。

2. 民国片段

清朝灭亡后，民国政府一度定都南京，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江苏南部得天独厚，南京是国都、苏州是省会、上海是外国租界和驻华领事区，苏南的重要作用凸现出来，作为全国心脏衍生之地的苏北得到了民国政府的重视，对苏北的经济、战略作用都十分重视，一再要求发展实业、治理水患、兴修交通；一再派遣专家深入苏皖北部调研，制定长远发展规划；一再向美国、英国申清国际贷款投资苏皖北部的建设，但是国家内忧外患，一方面国内天灾人祸连年不断。

3.聚焦1931

1931年即民国20年，这年夏季中我国大部分地区出现长时间阴雨天气，造成南起珠江，北至关外，东抵苏北海岸，西达四川盆地的大范围水患灾难。全国受灾区域达16省672县，其中江淮流域灾民5127万，死亡约40万。大水居然把整个汉口，半个武昌及一部分汉阳浸在水中，积水最深处达15米多，武汉被淹长达133天之久。

1931年的江淮大水是上20世纪受灾范围最广、灾情最重的一次大水灾，最难忘的莫过于从这年开始的苏北灾情，由于没有拦洪蓄水的控制工程，放荡不羁的洪水冲垮了里运河堤防，使里下河地区尽成泽国，毁灭性的水灾使7.7万人丧生，千万亩农田绝收，大批灾民流离失所，洪泽湖、高宝湖涨满，里运河决口27处，里下河十余县一片汪洋泽国。泰州城淹水4米，曲塘、海安、如皋淹水2米，吴窑、石庄淹水1米；泰州城里半年才退尽了洪水，曲塘、海安、如皋三个月才退尽了洪水；吴窑、石庄半个月才退尽了洪水，而里下河地区到第二年春天才退尽了洪水，哪知第二年夏天又来了洪水，给里下河地区造成了彻底的毁灭性破坏。

1931年8月10日上海《申报》报道： 5月至8月，苏皖鲁豫诸省发生特大洪灾，江苏16县受灾面积17424平方公里，受灾户数410750户，受灾人口1035551人，迁移人口38200人，死之908人，财产损失24871118元。”

1932年4月12日《申报》：麻城县以北之黄土岗发生强烈地震，4月6日大雷雨，气候骤降20余度，午后4时许，汉口略飘雪花，5时10分地震颇烈，地震自北而南，历16小时，黄土岗一带房屋倒十分之七。此次地震为6级，震中烈度8度，震源深度13公里。主震几分钟，余震20余次，有感范围东到江苏南京，西到武汉市以西，南到江西南昌，北到河南新县以北，全省报灾19县市，灾民230余万，死亡人口14万余人。

1932年4月23日《申报》载：“江淮云汉诸区，经洪水浩劫后，孑遗之民，无以为生，入春以来，又遭久旱，蔓青不发，即高阜之地，潦退较早，种麦者，亦必待至6月方能收获；种稻者至9、10月，始有收割，在此数月间饥馑殆不可免。安徽、江苏、湖北等省荒情共同，地方元气既伤，人民生机几绝，迩值春荒，于是饿殍遍野。因去岁禾谷被水漂没，无粟可食，乃剥取树皮，磨成粗粉，掺以水藻、草根、树叶等物，蒸而食之，虽难下咽，聊胜枵腹。各河溪沼，凡生产水藻之处，均有主管者昼夜看守，不许他人偷采。水藻上市，每斤售至二百文之多。暮春之时，以树皮、水藻采食殆尽，灾民乃联群结队，纷往田间，剥取大麦苗，回家煮食，因缺乏滋养性，食后面皮无不浮肿。尸骸遍野，无人掩埋，加以天气亢旱不雨，以至时疫流行。穷乡僻壤之所，卫生毫不设备，一旦染疫，速于瓜蔓，一人得病，传染一家，死者无棺盛殓，往往弃尸田野，种种惨情，目不忍睹。棺木出售—空，大小木店概改制棺木。”

1932年6月2日《大公报》报道：蝗患，则更形剧烈。至霍乱症传播更广，据国民政府卫生署公布之材料及其他有关报导，被疫者多达30余县，占全国各省疫区之首者计：上海、南京、昆山、嘉定、南翔(镇)、武进、江阴、泰县、东台、淮阴、淮安、阜宁、盐城、南通、吴县、高邮、邵伯、泰兴、宿迁、铜山、镇江、东海、萧县、松江、邳县、常熟、无锡、崇明、如皋、沐阳、奉贤等。上年水灾最重之高邮、邵伯两县，被疫亦最惨烈。江苏水灾以江北为最惨，延至次年(指本年)春间，水犹未退，农民均栖息于水中，寒暑侵凌，湿气内蕴，加以水中尸骸积久腐坏，一经烈日之薰蒸，疫疠随之发生。高邮、邵伯、泰县、东台、泰兴等处，霍乱流行，传染甚速，尤以高邮、邵伯为最惨，救治稍一俄延，甚至全家毙命。南京下关、徐州(铜山)亦发生虎疫，患之者数小时即行毙命。他如无锡，7月半月中染虎疫者一千八百余人，死者约六七百人。

1932年10月20《申报》报道：由于1928年至1930年的酷旱，1931年的大水，饿殍盈途，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以霍乱症为主的大瘟疫，这是本年灾情的重要特点。上海、南京皆甚猖獗，江西尤烈。陇海线沿路俱有疫，潼关最重，蔓延东西，西安一带同受传染，豫西近亦波及。天津扰攘月余，今仍未退，而平绥路之包头、绥远，皆成疫区焉。然此仅著名都会有人注意之地而已，一般内地城乡，虽有疫亦不闻于全国。即概累计算，今夏全国死于虎疫之人民，已将以数十万计。据国民政府卫生署公布至7月底止，山西之霍乱疫区达25县；据该省当局统计，最严重者有16县，仅次于江苏，占全国各省之第二位。

5月淮阴、淮安一带，忽发现一类害虫，长约一英寸，体软，有腹足多对，色分青褐，昼伏土中，夜出啮食秋禾及麦叶麦穗，农田秋禾及二麦遭虫伤害者，日益扩大，江苏继上年大水之后，本年转为亢旱，徐海10余县及苏南无锡、常州一带，数月不雨，农田干裂，禾苗枯萎；苏北害虫丛生；霍乱更形猖獗，全境被疫之县镇居全国首位，灾民多达210余万人。

江苏系上年被水最重的省分之一，至本年春间，苏北大批灾民仍露宿山岗，无家可归。迨水退之后，又复亢旱不雨，灾祸连结。山东南部江苏北部8月间发生蝗蝻，遍野皆是。秋禾树苗均为食尽，农产物已无收望。津浦列车行经苏鲁，竟为蝗飞满所阻，其灾情之凶猛就可想见了，死者达千人。徐海十二县，亢旱成灾，豆类枯萎，江北不雨，已届三月，刻下江北淮阴、淮安、涟水、泗阳、沐阳、宿迁各县，天晴亢旱，晚麦仍未播种，乡农极盼霓。江北运河逐渐干涸，水运益形不便，而火警频传，日必数起。江南一带，如无锡亦两月不雨，天时亢旱，农田龟裂，常州、南通等属同被干旱。因水旱相继，天时不正，致使虫害丛生。

4.1931年特大水灾的形成

A  三个重要名词

里下河：里下河不是一条河，而是指长江与淮河两大水系间一大片低凹地，位于江苏中部淮河故道以南、里运河以东、串场河以西、通扬运河以北地区，因里运河简称里河，串场河俗称下河，介于这两条河道之间，称里下河平原。包括高邮、兴化、宝应、东台、泰县、江都、盐城等八县市，14000平方公里，上千万人口。属江苏沿海江滩湖洼平原的一部分。

高邮湖：位于江苏中部，总面积780平方公里，是江苏省第三大淡水湖，全国第六大淡水湖。高邮湖在淮河改道后一直是淮河水入江水道，当上游来水过急，湖水涨至真高8米以上，或者遇上8级台风时，高邮湖水随时可能冲破堤坝，给里下河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归海坝：明清两代政府在运河东堤设置5座归海减水坝，即南关坝、新坝、中坝、车逻坝、昭关坝。清代末年，昭关坝、中坝被废除，剩下3坝，史称“归海三坝”。这三坝的开启对里下河是个灾难。清政府订有开启标准，但往往不敢轻启。每遇开坝，里下河农民往往露宿堤下保坝，甚至与官兵格斗。

B  1931年特大水灾的成因

    （1）淮河流域连续降雨，高邮湖水暴涨。六七月间遭遇三次大暴雨：6月17-23日，在淮河上游，雨量200毫米以上；7月3-12日，在淮南及高邮湖一带，雨量400毫米以上；7月18-25日，仍在淮南及高邮湖一带，雨量300毫米以上。致使高邮湖、大运河水位暴涨，据运河高邮御码头水位：7月25日8.3米，8月1日9.06米，8月15日9.46米（正常年份为5-6米）。

    （2）大风，水借风势，风助水力。8月2日开坝前及26日破堤前，都突然刮起西南风或西北风，26日凌晨高邮湖面西北风达6.3级，发生湖啸，推波助澜，湖水扑打运堤，运堤不堪承受。

（3）运堤失修，春修夏防严重疏忽。治运经费按规定年计40万元（当时货币，下同），而层层截留，上缴很少，虽几经整顿，到大水前的1930年仅收到8.1万元，而且不少并未用在水利上。

5.1931年特大水灾的过程

1931年特大水灾的主要过程及惨重后果主要过程为两个阶段：

一为开坝。六、七月间连降暴雨，湖水、运河水猛涨，运堤岌岌可危。高邮人请求开归海坝，以缓水情。下河各县反对开坝，兴化及相关县陆续派代表来高邮保坝。7月28日江苏省政府第420次会议做出决议：“水位至一丈七尺三寸时车逻坝开启，分两次开放，先开一半，如水仍涨，再开一半。”但会议之后，上下河民众争执日趋严重，几次开坝未成。8月2日，御码头水位9.15米，忽然起了西南风，运堤危急万分，官员带领军警，下午四时强行开启车逻坝。8月4日晚上续开新坝。南关坝被水冲破。至此归海三坝齐开。开坝后，高邮湖水下跌，御码头水位由15日的9.46米降到23日的9.30米，善良的人们庆幸灾难过去了，也产生了麻痹侥幸。

二为决堤。8月25日下午3时突起西风，下起暴雨，日降雨量102.3毫米；26日凌晨转为西北风，达6.3级，高邮湖发生湖啸，湖水由西向运堤直冲过来，以至全堤漫水，凌晨5时城北挡军楼、庙巷口、御码头、七公殿等地方的堤坝先后溃决，其中挡军楼决口最大，约550米。顿时洪水直扑城北、城东，声音似山崩地裂，高邮城瞬间一片汪洋。
    决口造成惨重后果。当天御码头水位9.27米，一天后陡降至8.27米。据《运河专刊》记载，里下河地区有1320万亩农田颗粒无收，倒塌房屋213万间，物产损失达2亿元以上，受灾民众约58万户350万人，有140多万人逃难外流，其中不少人逃难上海，后定居上海，成为上海移民；7.7万多人死亡，其中被淹死的有1.93万多人。

6.1931年特大水灾后的赈济

特大水灾发生后，举国震惊，蒋介石号令全国赈济，苏皖两省各级政府立即成立赈济机构，各县纷纷打开粮仓救济灾民，确保逃难出来的灾民每到一处都有饭吃、有衣穿、有地方住，不至落浪街头乞讨，许多人民团体，如演艺界、教育界、宗教界纷纷出钱、出粮、出衣、出房、出药救济灾民，各地学校、寺庙开门迎接难民居住，学校还开设义教班免费供给灾民子女上学，工商界还给予做工、学徒、开店的方便，便灾民虽然遭灾却不遭冷落，虽然背井离乡却处处温暖如家。

美国基督教会在世界各地募捐了大量钱物、药品、帐棚，在上海、高邮、邵伯三县设立救助站和灾区医院。

如皋灵威观开设“粥厂”每天从早到晚对外免费放粥，有一百多个市民义务来烧饭、淘米，每天供应1.2万人吃粥，淮阴、高邮、泰州、兴化一带灾民日夜往如皋赶，本城官商士民主动前来捐米烧粥者不计其数，其中以北大街上董家炭行最为出众，曾经派伙计下乡高价收回大米捐给灵威观放粥，成为当时佳话；时人评价灵威观时写了一幅对联：“灵接天地，威震东南；福照雉水，赈泽江淮”。

大水过后，南通、如皋两县对愿意回乡的灾民每人发一床棉被、一套棉衣、三十块钱安家费。由于里下河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这此灾民回去后的生活远远不及在避难地安宁，于是许多人宁肯不要赈济也要留下来自食其力，据不完全统计，大水后常住上海的灾民有1.5万人，南京1.1万人，苏州1.2万人，无锡6千人，南通2千人，如皋3千人；总计离开苏北里下河地区而常住在外的人数近8万人，这些人在此后的十多年间，都凭自己的努力和社会的包容、照顾，融合到当地环境中，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中期，新的政府一度不充许这些人在城市里生存，用多种方法强硬地说这些人是社会上的流氓、是国民党的特务、是日伪汉奸，而且禁止宣传1931年大水后的赈济事情，使得他们中大多数生活境遇不好，而新社会基本上不知道1931年大水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几十年后，这场惊天动地的大水竟然成了一个不解之迷。

远古外星人

东 台 古 树 木

一、古银杏  管理编号92002，位于东台市富安镇汽车站旁（204国道路中），树龄约800年，胸径1.1米，地径1.5米，高7米，冠径6米，生长状况差，系一级保护，由东台市园林管理局管理。

二、古银杏  管理编号92007，位于东台市富安镇农具厂内，树龄约700年，胸径0.92米，地径1.2米，高14米，冠径13米，生长状况优，系一级保护，由东台市园林管理局管理。

三、古银杏  管理编号92003，位于东台市安丰镇下灶北极殿，树龄约600年，胸径0.92米，地径1.2米，高16米，冠径8.5米，生长状况优，系一级保护，由东台市园林管理局管理。该树年年结果，果无心。古时留有“北极殿前争奇艳，剥开果皮独无心”的赞美诗词。

四、古五谷树  管理编号92010，位于东台市安丰镇红旗桥东30米，树龄约500年，胸径0.16/0.13/0.10米，地径0.45米，高5米，冠径5.5米，生长状况良，系一级保护，由东台市园林管理局管理。

五、古瓜子黄杨  管理编号04014，位于东台市安丰镇东新坝巷4号，树龄约500年，胸径0.27米，地径0.35米，高6米，冠径6.5米，生长状况优，系一级保护，由东台市园林管理局管理。

远古外星人

　东台市民族人口

       全市居民以汉族为主，其他少数民族人数较少。据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在东台居住的人口中有11个少数民族，计94人。此后境内少数民族人数有所增加，至2005年少数民族增加到35个，总人口达3314人。其中苗族995人、土家族506人、布依族431人、侗族337人、壮族219人、回族266人、彝族179人、傣族52人、白族41人、满族37人、瑶族36人、畲族35人、哈尼族24人、哈萨克族22人、仡佬族21人、蒙古族17人、水族15人、黎族12人、藏族10人、维吾尔族7人、傈僳族6人、土族6人、佤族5人、毛难族5人、纳西族5人、拉祜族5人、阿昌族4人、朝鲜族3人、仫佬族3人、高山族2人、普米族2人、羌族2人、基诺族2人、独龙族1人、鄂伦春族1人。（截至2005年）
　 　2013年末，全市户籍人口113.58万人，城镇人口62.61万人，乡村人口50.97万人。全市常住人口98.64万人。全年人口出生率8.1‰，人口死亡率7.9%‰。人口自然增长率0.19‰。

昧思居主

学习了，谢谢分享。

江雨

东台人路过!

两只蝴蝶

东台老掌故多，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可以认为东台历史包袱重。

湿地树人

能多了解一点我的家乡了

远古外星人

湿地树人 发表于 2015-7-6 22:51
能多了解一点我的家乡了

请问我刚才要将文章放到前面，让网友不要翻着看，但是顺序不对，应该如何处理

远古外星人

两只蝴蝶 发表于 2015-7-6 22:10
东台老掌故多，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可以认为东台历史包袱重。

东台人文历史丰富，应该是东台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远古外星人

江雨 发表于 2015-7-6 16:45
东台人路过!

东台人更应当了解我们东台的历史，才能更热爱我们的家乡。是不？

远古外星人

昧思居主 发表于 2015-7-6 14:59
学习了，谢谢分享。

也谢谢您的阅读。

风雅溱湖

东台历史悠久，人文荟萃！

风雅溱湖

东台历史悠久，人文荟萃！

昧思居主

远古外星人 发表于 2015-7-6 23:12
也谢谢您的阅读。

了解历史，推进发展，是每个公民的责任。

湿地树人

远古外星人 发表于 2015-7-6 23:10
请问我刚才要将文章放到前面，让网友不要翻着看，但是顺序不对，应该如何处理

在你的每一帖发出后，点开该帖右下侧的“管理”字样，内有“置顶”选项，就是本帖置顶

小苦菜花

详尽的东台历史发展画卷。同时也希望新盐城的网友们将其他县市掌故发上来。

古月照今尘

我喜欢！

远古外星人

风雅溱湖 发表于 2015-7-7 05:58
东台历史悠久，人文荟萃！

是的，这是东台人的骄傲

远古外星人

昧思居主 发表于 2015-7-7 06:39
了解历史，推进发展，是每个公民的责任。

每日两更。望您喜欢，您也请发贵处掌故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