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开始连载《东台掌故》，其重要说明在本贴首页“红字”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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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掌故——东台盐业两千年

        东台地滨黄海，自古盛产盐，历史上曾是全国的重产盐区之一，也曾因老政区内的“淮南中十场”而闻名天下。
        据《史记》载，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吴王刘濞在封国（古扬州），“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海煮海水为盐”（《史记·吴王刘濞列传》）以增加财源，扩张势力。从此，开创了东台境内盐业生产的历史。当时，由于西溪以东尚是海水滔滔的大海，所以境内盐区还在西溪以西一带。汉武帝即位后，为加强中央集权，财经政策方面采纳桑弘羊等人的建议，实行国家垄断铸钱，盐铁官营。在盐铁产制旺地设置盐铁官署，并没收私人煮盐铸铁器具，将盐铁产运销之权统一收归朝廷。其时，在今盐城设盐渎县，专管产盐。元狩四年（前119年）为解决国家财政急难，汉武帝招募民众煮盐。《史记·平淮书》载，“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又称煎盐），官与牢盆（牢，粮食；盆，煮盐器具）”。也就是说，官府提供煮盐器具，雇工煮盐，发给费用。当时盐民煎盐纳官进行的是具有服劳役性的劳动，其地位低下，向来被视为“土民”、“贱民”。尽管如此，煎盐还是开始成为一种正式职业。
      汉时的产盐方式是直接煎炼海水结晶为盐。煎具使用盘又称盘铁，一副盘铁由四角组成，每角又分多块，厚10～13厘米，每块重50余公斤，合则500余公斤，分户保管，彼此牵制，官方监督，以防私煎。使用时拼成一盘，直径3米多，周围边高0.4米，用铁栓合成，底平如盂，缝隙经卤汁结塞不漏。盘铁下为用土垡砌成的圆灶（即盐灶），四周设灶门七八眼用以烧草。一灶配盘铁一副，有盐民数家，轮流共煎，亦称团煎、团煮，灶民之称亦始此。盐灶周围弶芦芭障用以挡风，露天操作，遇雨即停煎。一般在暑天或旱季举火，燃热盘铁，盐民们往灼热的盘铁上泼海水取盐。烧一昼夜谓之一伏火，可煎六盘，每盘200公斤左右。由于盘铁厚而大，难以烧灼，因此，每举火一次，通常连续生产半个月左右。这一时期，由于生产工具较为笨重，而且煎盐费时费燃料，生产技术较为落后。但随着盐丁的增多，规模的扩大，沿海煎盐逐渐兴起。
        到了唐代，由于海水常年累月带来泥沙的沉淀，海岸线逐渐由东冈沙堤（自然形成的堤，即今范公堤基）东移，当时境内新淤陆地土质盐分极高，盐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并在堤岸沿线的南北地带相继建立了虎墩场（元代改称富安场）、小陶场（北宋改称安丰场）、东台场等。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全国产盐区设五国十监管理盐场，东台盐区归属海陵县海陵监（监署设于今泰州）。当时，在海陵、盐城两监，曾以免除徭役为优惠条件，招募无业游民到两淮地区煮盐。但由于沿海生产条件极其艰苦，自愿迁来者仍然很少，劳动力奇缺。刘晏任两淮转运使以后，改革盐法，废官营专卖制为官商专卖制，并在盐场设盐官，监督盐民自行产盐，负责把盐民生产出来的盐全部收购，然后就地卖给盐商，盐税加入盐价之中，盐商交款后，就可以自由运往各地销售。从而使盐民不受存盐莫售之苦，商人亦无积压资本之顾忧，既调动了盐民产盐的积极性，又引来了一批四方游民，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盐业生产的发展，故而，淮南盐异军突起，东台盐业也从此走向兴旺，而成为淮南重产盐区。南唐升元元年（937年），泰州海陵监署移驻东台场（署治今人民大会堂址），管辖境内南北8个盐场，其时的制盐方法已较汉代有很大进步，不再直接煮炼海水成盐，而是先淋卤再煎卤成盐。广大灶民开沟引潮，铺设亭场（亭户之名始此）。创造了“刺土成盐法”，即耕海边咸土，隔宿之后，将土覆盖草上作溜，溜高0.7米左右，方3.5米，底设竹筒，在溜边砌一卤井，用海水浇溜淋卤，经竹筒流入卤井，然后入煎。此法不仅成盐快，而且出盐率高。据唐《元和郡县志》曰：“今海陵县官置盐监一，岁煮盐六十万石。而楚州盐城、浙西嘉兴、临平两监所出次焉。”足见当时东台境内的盐产总数已相当可观。
        宋代的盐业生产承唐、五代旧制，仍实行民制、官收、商销制度。并划分严格的行销区域，越界有禁，出境受罚。当时，扬州设盐转运院，产盐区的管理机构大为监，监管场。北宋开宝七年（974年）海陵监移撤后，在西溪设盐仓监管辖何垛、东台、丁溪、草堰、白驹、刘庄各场。各场煎盐实行催煎制，盐官为每灶丁制定一年的“额盐”，称为“丁额盐或正额盐”。规定灶丁每年煎正盐35石，折合2625公斤（《太平寰宇记》）。各场还设催煎官若干，专门监督、催促、稽查灶民煎盐。天圣六年（1028年）范公堤筑成后，阻挡海潮，遮护民田，屏蔽盐灶，使盐业生产有了保障。此时的灶民利用广大的滩涂草荡资源，大胆实践，择盐份重、土质硬的平地摊晒草灰淋卤，在“刺土成盐”的基础上又创造了“晒灰采卤法”。其煎盐经过碎场、晒灰、淋卤、试莲、煎盐、采花等6道工序后，不仅出盐率更进一成，而且盐质“色白、粒大、干”，时有“淮盐甲天下”之称，境内各场所产之盐自然在内。据史料载，宋时的盐税收入常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当时，两淮共建盐场25座，其中22座为淮南所属，盐课占全国之首，而淮南又以海陵监所辖盐场产盐为最厚。据《宋史·食货志》载：淮南有楚州盐城监（辖7场），年产盐41.7万担；通州丰利监（辖7场），年产盐48.9万担；泰州海陵监（辖8场），年产盐65.6万余担。由此可见，东台宋时已为淮南产盐之冠。
        自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夺淮入海，沿海淤积成陆速度加快，淮南范公堤西盐场相继废置，盐灶东移至堤东近海荡地。乾道七年（1171年）撤西溪盐仓，各场始设场大使（场官）分治。至元代，东台、木并茶、角斜、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丁溪、小海、草堰、白驹等场均已建成，各场沿范公堤设立场公署，其辖地由范公堤逐渐向东直线辐射至10多公里之外的近海海滩。据明《淮南中十场志》和清嘉庆《东台县志》等有关史料记载，明代，境内盐业生产进入黄金时代，当时境内设泰州盐运分司（明洪武元年即1368年设）驻东台场，管辖栟茶、角斜、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丁溪、小海、草堰等10场，史称“淮南中十场”，各场均在东台老政区内，其中东台、何垛、梁垛、安丰、富安5场在今政区内。且由于海岸线的东移，盐区已东播至今南沈灶一线。当时各场仍仿前制，灶民煎盐纳官，官付给工本费。正统六年（1441年），官府将工本费易钞为米，灶民得以勉强糊口。这在当时乃是一种进步，刺激了灶民煎盐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盐业生产的发展。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朝廷进一步改革盐法，废除传统的官盐制，实行商灶制，将原来的官府收盐改为专商（时称垣商，又叫场商）收购，同时，大力倡导改造煎具，广泛建造小盐灶，统一制造直径1米深20厘米的铁锅和直径1米深7厘米的铁钅敝，发至灶户自煎。锅钅敝煎盐不仅轻便易操作，而且煎盐省工省草。东台各场盐灶使用锅丿以后，始建灶房，土墙草盖，以蔽风雨。屋内置盐灶，一座灶一般一锅两钅敝或一锅三钅敝，前钅敝后锅，锅深钅敝浅，锅预热卤水，钅敝煎盐。即盐灶起火后，将卤池中的卤水装锅预热，然后把热卤舀入钅敝中煎熬，直至结晶成盐，如此作业，昼夜不停。当时，24小时为“一伏火”，一座盐灶一伏火可产盐二三百斤。盐产量大幅度提高，盐业市场进一步活跃。东台境内的盐业生产也从此进入鼎盛时期。据有关资料显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仅东台、何垛、安丰、梁垛、富安等5场，多数年份盐产量近200万担，至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达到最高峰，实现年产量225.8万担。盐业的兴旺，吸引了四方游民，纷纷来到各场煎盐为生。一时间，出现了“烟火三百里，灶煎满天星”的壮景。与此同时，淮南盐区，尤其是古扬州（东台县时属扬州府泰州）出现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大盐商，乾隆为之感叹说：“盐商之财伟哉！”其生活也是一掷千金，穷奢极欲。安丰场诗人吴嘉纪曾用诗对盐商的豪华奢侈生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广陵（即扬州）奢尤甚，巨室如王公，食肉被纨素，极意媚微躬，欢乐成  愚，不幸财货丰。”可那些创造财富的广大盐民，其生活则苦不堪言。正如吴嘉纪诗中写到的“早夜煎盐卤井中，形容黧黑发蓬蓬。百年绝少人生乐，万族无如灶户穷。”
        由于东台处于淮河、长江两大径流入海的汇流处，清代中叶新生陆地泥沙含盐量开始减少，而海岸线东移的速度仍然较快，至清嘉庆时海岸线已移至今黄海公路以东二三十里的地带。黄海公路以西的广大灶区，潮汐不至，土卤日淡。加之清王朝的逐渐衰败，整个淮盐都走向衰落。境内从唐至清跨越5个朝代兴旺发达的盐业生产至此也由鼎盛时期跌落下来。据统计，嘉庆七年（1802年）东台、何垛、富安、安丰、梁垛5场产盐225.6万担，道光六年（1826年）产盐69.84万担，年产量以4.77％的速度逐年递减。清末民初，曹钅敝、三仓、唐洋一线以东地区土壤含盐量也日淡，到处是茂密的草荡，盐民私垦者众多。民初，实业家张謇在沿海兴办盐垦公司，大规模开垦植棉。盐业生产的衰落加剧，致使民国政府被迫多次裁场倒灶，但东台沿海的盐业生产直至20世纪50年代，在淮南都占居一定的地位，泰属总场公署及以后的两淮盐务管理局、淮南盐务管理局等均曾设驻东台城。新中国成立后废灶兴垦的步伐加快，至1961年盐民全部转农，仅剩6副盐灶、亭场续煎作为副业，年产盐仅有6000多担，到1987年全部息火停煎。至此结束了东台两千年余的产盐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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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掌故——与烧盐有关的东台地名

        东台古为产盐之地。从唐玄宗时代至清中叶，东台沿海都是全国重点产盐区。如今，偌大的盐区内，虽早已不见当年的亭场盐灶、锅丿仓垛，但由烧盐而留下的地名遍布境内范公堤以东广大地区。
        一、场  盐场是古代所设的一种产盐的专业机构，始设于唐代宗宝应年间（762—763年），东台老政区内曾设有栟茶场、角斜场、富安场、安丰场、梁垛场、东台场、何垛场、丁溪场、小海场、草堰场等10个盐场，即历史上著名的“淮南中十场”。后因场署周围居住的人多了而形成了村庄，场名便成了地名，如当今的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等，所不同的是在原盐场名称后面去掉了“场”字。因当时各盐场是沿范公堤而建的，所以，由“盐场”而得名之地均分布在原范公堤一线，也是东台境内最早设专场烧盐之地。
        二、亭  按《旧唐书·食货志》载：煎盐处为“亭场”。《宋史·食货志》亦称“煮海为盐，其煮盐之地曰亭场”，即取卤制盐的地点为亭场。由于东台为重产盐区，至宋代已亭场林立，故“东台”便又在一些文人的笔下出现了“东亭”这个雅称。
        三、团  自汉代，煎盐工具使用的是官铸官给的巨大“盘铁”，一副盘铁分四角，每角又分数块，分户保管，使用时再用铁栓拼成一盘，彼此牵制严防盐民私煎、私贩。到了唐代，废盘铁，改用又高又大的铁锅，铁锅虽比盘铁改进，但仍比较笨重。所以，这一时期的盐灶都比较大，每灶都有亭户数家，轮流共煎，亦称团煎、团煮。直至明万历年间（1753—1620年），官府改造煎具，制造统一轻便的小型铁锅丿，推行小灶制，从此，传统的“团煎”改为“散煎”。但带“团煎”之意的地名却仍沿用至今。如正团、中心团、杨家团、新团、南垛团、西海团等。由于“团煎”之际，境内盐灶分布在范公堤沿岸及其以东附近，所以带“团”字的地名大都分布在今梁垛、台东、四灶等镇乡。
        四、灶  特指旧时煮海水煎盐所用的盐灶。由土垡砌成，灶台圆型，四周开灶门，用以烧草，上按煎盐的锅丿煎具。北宋开宝七年（974年），西溪设盐仓监管盐场后，各场煎盐均为官盐制，为防盐民私煎，曾规定每场设盐灶10座，每灶有灶民20户，按场造册，划3至5灶为1甲，每甲设1名甲头，专门监视盐灶起火、停火，督催灶民纳盐归仓。于是，每座盐灶便有了各自不同的名称。后来，有些盐灶周围住户多了，发展成村庄，灶名便成了地名。一般以灶户的姓氏、称谓或绰号而命名者居多，如沈灶、包灶、朱灶、陈章灶、张家灶、孟家灶、刘家灶、袁三灶、练七灶、李四灶、野花灶等。另一种是以灶所处的东西南北中的方位命名，如南张家灶、北张家灶、中张家灶、东顾家灶、西柳家灶等。再有一种是以灶排列的顺序号命名，一是单纯顺序号，如头灶、一灶、三灶、六灶，最多编号为十六灶；二是顺序号前加姓氏，如朱家一灶、丁家五灶、何家十灶；三是顺序号前加方位，如东七灶、西八灶。也有以事物命名的，如福兴灶（今属范公镇），相传宋开宝年间（968–976年），虽累遭水灾，该灶却丝毫无损，有福兴旺盛之兆，故得名。安丰原有座盐灶，被海水冲毁后重建，因而取名“新灶”。“货郎灶”则是因邻户是一家挑货郎担做生意的。灶名起用于宋代，至明代，因盐区东播至范公堤以东附近，所以，带“灶”字的地名也随盐区的逐渐东移而由范公堤逐渐东播至今头灶、六灶、南沈灶一带。
        五、丿  是煎盐用的一种敞口的铁丿锅，直径1米，深7厘米。兴用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当时废大灶改小灶，统一推行轻便的锅丿煎具，灶台置前丿后锅，一灶一锅两丿或三丿，锅预热盐卤，然后再将热卤入丿，经猛火直烧，结晶成盐。至清代，盐区再度东播至今黄海公路附近，新增盐灶周围居住的人也日渐增多而形成了村庄，这些村庄便以姓氏后加一个“丿”字命名，以示该姓氏的人曾在此烧过盐。如曹丿、华丿、练丿、潘家丿、孙家丿等等。
        六、仓  指盐区积贮盐民所煎之盐的盐仓。西汉时吴王刘濞在今泰州设置海陵仓，用于积贮如皋蟠溪地区所煮海盐。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扬州设仓，堆存转输通、泰场盐。北宋建隆年间（960–963年），泰州盐区（东台原属泰州）仅设仓一处。至明洪武元年（1368年），泰州盐运分司下辖各盐场均建仓贮盐。凡灶户所煎之盐一律经报数、过秤、登记、捆包、验收后入仓堆存，待转输运销。一时间，东台境内设仓若干。至今仍带有“仓”字的地名有：一仓、三仓、四仓、五仓等等。主要分布在明清时储盐集中的今三仓一带。
        七、总  “荡为草源，草为盐母”，各盐场把沿海草荡划分为与海岸线垂直的若干长条块，高价出租给灶户煎盐，时称长条块为“总”。如头总、五总、八总、十总、十二总、十八总等等。这些地名以当年茂草丛生的今许河、新街、唐洋等地居多。
        八、垛  盐民煎盐烧火用的是柴草，每逢秋冬季节，盐民们将租得的海滩草荡柴草收割，堆成一个个巨大的草堆，又称“草垛”，以便来年煎盐之备用，一些地方便由“垛”而得名，如梁垛、何垛等。
        诸如此类因烧盐而得名的地名象闪烁的繁星，随时空隧道有规律地分布在东台境内范公堤以东的广大地区，巧妙地记述着古人在这块土地上“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烈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的生活经历，拓荒者的姓氏也永远地镶嵌在这片热土上。


（崔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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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城小巷拾趣

　　

　　 程可石

　　
　　 东台城的小巷，窄窄的，不急不缓地伸展着，遍布城区。尤如一个走过多年沧桑的老人，展曦时敞开胸怀，放飞着儿女们离去，黄昏间期盼翘望，守候着儿女们归来。千百年来，小巷们就这样默默地迎来送往，直到有一天，政府一声号令，拆迁改造美化环境，人们既留念又欢欣地陆续搬迁。只剩下小巷们宁静地期待着，随着推土机的轰鸣声，小巷们完结了它们的使命。一年后，还人们一个崭新的居住环境，但它们留给这尘世间的一种精神却永恒不变。小巷虽逝，余居之久矣，数条小巷逸事历历在目不能忘怀，故默记在册，聊以自娱。
　　
　　 华家巷——初始于明代，东北至西南向，北距县市政府旧址数米之遥，实验小学与之为邻，巷尾黄金坝与东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旧址（俗称老电厂，清末状元张謇主办，现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隔河相望，巷内铺设格式青砖，住宅大都为青砖小瓦，串堂几进。华家巷以巷口居住的华氏祖先姓氏命名，取荣华富贵之寓意。数百年来为东台达官显贵、骚人墨客居住地。中国文联主席、当代著名作曲家周魏峙、清代进士张泽厚、杨信茂、周松龄以及新四军老同志刘松恒家族等名门望族，先后居住巷内，走出了一大批在全国各地的社会精英。经数百年变迁，华家巷现已扩展为大华家巷、小华家巷、华家北巷、华家巷后河边等数条巷道。
　　 石头巷——位于旧县府街中段，巷为东北至西南向，以巷内地势较高、铺设石板、过路人雨天行走不湿脚而著称，成形于清乾隆时期。石头巷1号住宅曾是我国著名新闻学家、爱国名记者戈公振的诞生地。石头巷居民善花卉，从政、经商者居多，巷道狭长幽静，似小家碧玉，庭院深深，居民生活悠闲自得。
　　 石榴巷——位于鼓楼路中段南侧，因巷口马恒太杂货店店主手植石榴树而得名。巷道东北至西南向，巷内青砖呈马鞍形铺就。石榴巷1号为清咸丰四年（1854年）安徽盐商顾某所建，民国八年（1920）为东台著名大律师沈斌、沈淦兄弟俩买下，后名沈氏大楼。在中进门楣上方墙内嵌有“西园”篆刻大理石石刻一方，现为盐城市文物保护单位。东台名人文史学者吉诚、清咸丰年间翰林季龙图、教育家马坤生先后在此巷居住过。
　　 魁星楼巷——位于东坝路南侧，西邻百岁巷，因毗邻魁星楼而得名。魁星楼又称文昌阁（现陶园所在地），是一座古代建筑，建于清嘉庆十三年—十六年（1808-1811年）楼分三层，高45米，为当时东台城最高点，高甍飞宇、金碧辉煌，建造费用为六千六百两白银，顶层供奉“魁星”，二层供奉“文昌”，底层为“书馆”。楼顶盆为烽火铜所铸，荷花池上有石桥，名“状元桥”。旧有“站在西溪泰山寺，可见东坝魁星楼”之说，惜在1937年毁于日寇炮火。
　　 中巷——位于鼓楼南街，因东台场盐课司署在西巷有屋五十余间便于区别而得名。巷内在清同治光绪年间，诗人姚子静建有桐华阁，阁内藏名人书画碑帖至富，桐华阁有对联曰：“光阴迅速，纵时刻读书写字，能得几何？恐至老无闲，趁早年埋头用功；世事艰难，即寻常吃饭穿衣，甚非容易？念维勤有益，免他日仰面求人。”语虽俚俗，但可作格言观之。
　　 鼓楼——明崇祯五年（1632）由泰州分司湖广人周际明主持修建。楼址位于当时城区中心，（现鼓楼路与东坝路的交接处，与旧县衙相连）时为更鼓安放之处。鼓楼高约25米，宽8米，上下两层，为砖砌单翅阁楼，有南西北三门，东进口为登楼木梯，翅阁楼顶盆为峰火铜所铸，竖有剑头朝上的宝剑三株，楼前有匾额，上嵌“声闻四达”四个金色大字。东台当时曾有“揽胜必登鼓楼，妙在斯楼”之说。
　　 南庄——位于林家桥河南，明代万历年间东台人周竹墟的别墅，其中藏书甚丰，亭榭楼阁，迂回曲折，绕到最远处可以到城北，进庄门有双鹤守立两旁，沿途地形起伏，河沟交叉，有桥相连，庄内绿竹成荫，假山耸立，荷香浓烈，为当时江淮文人雅士、骚人墨客聚会之所。明代著名画家董其昌为其题榜额，清乾隆年间，兴化人顾于观曾撰《游南庄记》，阅之可想见当日园亭之雅趣。
　　 西溪——位于台城西郊，历史悠久，早在西汉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就建有西溪镇，曾更名晏溪。汉孝子董永为西溪人，遗迹甚多；宋三任宰相吕夷简、晏殊丶范仲淹先后来此任盐官。唐尉迟敬德建有海春轩塔，宋代初创的泰山护国禅寺今日依然晨钟暮鼓，诵经不绝。明洪武年间西溪巡检司、清东台县丞署均设于此。有“先有西溪，后有东台”之说。
　　 听雨巷——位于彩衣街中段南侧、东北至西南向。东距现市百货公司二十米左右。清末民国初，有刘姓人家在巷口开“听雨”茶馆，后人仿效开“仿来”书场，当时常有文人雅士在此呤诗唱和，应酬听书。“仿来书场”多次邀请王少堂、康少华等名艺人来此开讲评书，周围居民、个体手工业者经常集此娱乐解乏。金家墩——位于宁树路东侧、彩衣街南侧，是东台城有名的古文化区及富商聚集地。巷内一律黄麻条石铺砌，住户有金、汪、张、鲍、徐、童等富商，仅汪氏一家就有七个串堂三进，并建有汪氏家祠，从明代延续至今生生不息。各大户住房精雕细作，气势非凡，为东台民宅之精品，堪称“古民居博物馆”。
　　
　　

古月照今尘

已学习。长了知识了

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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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墨

建议楼主分段独立发贴，篇幅放短一些，这样更具可看性。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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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墨 发表于 2015-7-15 12:45
建议楼主分段独立发贴，篇幅放短一些，这样更具可看性。粗见

谢谢，我们东台人实在。我这样大家喜欢看呢，就在同一贴名下可能看到全部内容。不喜欢看的，也就罢了。我主要是把东台的人文历史掌故汇总。让大家不要找东找西的。方便大家。哪个老槐树不也这样吗。他也是东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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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掌故——繁荣的陆陈行

        陆陈行，是中国旧商业的一种行业。据传，汉代官员陆贾、陈平二人曾主管过朝廷的粮食征集、平籴等工作，故经营粮食的商行得名“陆陈行”。后来，由于陆陈行主营稻、麦、玉米、豆、芝麻、杂粮等 ，且多为当年种植次年收获的粮食作物，“陆陈”二字便被讹传为“六陈”。


        陆陈行的经营形式，主要是代客买卖粮食，从中收取佣金。拥有资金多的陆陈行，除代客买卖外，还自购自销，每在夏秋季节，低价大量收进，囤积居奇，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垄断市场，哄抬粮价，高利出售。


        东台的陆陈行兴起较早，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就有湖广和江西运米的商船，经通州等口岸到东台城停泊下坝，投行出卖。那时，关桥口有翁姓、九龙港有吕姓两家陆陈行。到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东台城三昧寺、米市北垎，下坝一带，行房林立，由30多家发展到70多家。民国初期增加到近百家，1932年又发展到158家，最盛时曾达197家，大都集中在关桥、下坝、米市北垎、北关桥、高桥、海河边、老坝、陆家滩一带。时堰、安丰、富安等集镇的陆陈行也比较兴盛。台城最大的陆陈行约有10多家，如公同兴、孙隆泰、张同昌、陆仁和、陈怡泰、杨七房、同丰、孙恒泰等，一般雇工10－20人，有栈房2到3座，日成交量在千担以上。而一般的陆陈行仅有店面1到2间和一些工具，或是父子、夫妻店，或雇用1至2个职员。还有一种是无店铺的，每天带着量器或称，立于闹市口，向农民收购零星粮食，转手买卖。陆陈行开设时，要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领取执照，方可营业，在缴钱领取执照时，有些贫困的行家在执照上填写自己儿子或孙子的名字，这样，可以在几十年内不需要再花钱领取执照。有的孙子还没有出生，就填上孙子的名字，一时传为笑话。


        东台陆陈行的兴起，并能得到较快的发展，是有着特殊的原因的。因为它有那得天独厚的条件，东台堤东产玉米、黄豆、蚕豆和大、小、元麦；堤西盛产水稻和大、小、元麦，收获季节，农民将自给有余的粮食进行出售，据1932年《江苏实业志》记载：全县自产籼、粳稻自销60％，尚有40％外销；大麦自销20％，尚有80％外销。由于东台粮源充足，价格低廉，加之水陆交通便利，每逢夏秋两季，东台形成粮食市场集散中心。粮食一般从东北流向东南，民间谚语：“卖不尽的西北，买不尽的东南。”市场成交量很大，年吞吐量达250万担。上市粮食除东台自产外，部分还来源于东坎、益林、盐城、高邮、阜宁、宝应、洪泽、兴化等地，一般销售于江阴、曲塘、海安、泰州一带，上海、无锡、南通、泰州等地粮号厂商也常年驻东台收购，从而使东台的陆陈行更显繁荣，尤其是1931－1937年达到最盛，各行河边，帆樯林立，首尾相接。码头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热闹非常，处于“陆陈兴、百业旺”的鼎盛时期。


        东台的陆陈行曾几经兴衰，抗日战争期间，陆陈行由盛转衰，各地的陆陈行和米铺，由于日军侵占东台，疯狂掠夺，纷纷关闭。日军在1945年投降后，新四军解放台城，农民们纷纷进城，用粮食换取工业品，给陆陈行带来了生机，许多家闭歇的陆陈行重新开业。解放战争期间，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粮食市场又日趋萎缩，陆陈业萧条。新中国成立初期，粮食仍然自由买卖。1950年台城有大小陆陈行228家，每日成交粮食25－30吨。安丰、富安、时堰、一仓等集镇的粮食市场也比较活跃。1950年4月，建立中国粮食公司东台办事处，办理粮食购销业务，稳定物价，调剂供应。同年11月，台城建立粮食交易所，加强粮食市场管理。至此，曾经兴旺发达的陆陈行被新崛起的粮食交易所所取代。但是，它对推动东台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容抹煞的。


（尹邦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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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东台城的园林瑰宝——周氏南庄

　　 周氏南庄，在东台城林家桥南（今鼓楼路步行街林城花园处），明代万历年间东台名士周竹墟的别墅。其中亭榭楼阁，迂回曲折，绕到最远处几乎到城北。庄门里有双鹤守立两旁。沿途地形起仗，河沟交叉，桥廊相连，庄内建筑宽敞明亮，绿竹成荫，假山耸立，荷花的香气馥郁浓烈。书房檐柱的木刻对联一副：舍为善读书别无安乐，即莳花种竹亦有经纶。抒发主人胸臆。室内数十架书籍为之增辉。当时的文人雅士、骚人墨客，到海边来都赶到这里雅聚。明著名画家董其昌为其题“南庄”二字榜额。


　　 董其昌（1555-1638）字元宰、守思，别号香光居士，明代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明万历十七年进士，曾任明神宗皇长子朱常洛讲师，天启年间任礼部尚书，后诏加太子太保、卒后赐封太子太傅，谥文敏公。


　　 周竹墟，名希贤，万历年间贡生。其德高望重，谨慎忠厚，一心读书、耕种。曾筑园亭城之南，董文敏题曰“南庄”，至今榜额仍在。其长子周士奇，字瑶圃，博学多才，好读异书。到老手不释卷，多著述。次子周士哲，字鲲溟，磊落多奇节，士林敬惮之，咸推为师表云。孙周逊之，名泰谦，明崇祯诸生，落落有大志，当时，烽烟四起，明朝抗清节节败退，周逊之曾研究过孙吴兵法，虽有治国良策，但无施展之处。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清兵逼近扬州，史可法主办“礼贤馆”，广招四方人才，积极抗清，周逊之应聘入幕，每进一策皆被采用。后扬州城破，史可法殉国，周逊之百死余生，返回东台。入清后弃官，隐居南庄，种田读书。惟与明才子冒辟疆、李映碧、吴嘉纪、沈聃开等，唱和诗文书画，交往甚密。康熙二十二年（1684）周逊之七十岁，众多文人雅士为其贺寿，以诗、画相赠，谦相翰墨，手迹灿然。周氏子孙世代收藏，虽因年久大部散失，但保存下来的仍然很多，如名书画家李清、冒辟疆、李沂、黄云、徐燮等人的字画，诗文浑朴庄雅，书法亦幽逸绝俗。吴嘉纪所写长歌，惜被雅贼窃去，还有一些因忌讳而自毁了，故原存百余幅，后仅存30余幅了。迨至乾隆初，周逊之之子象先，字繁露，与兴化人顾繁，号于观，字懈陆，东台缪南洲友善，时以诗词文章相携，纪游南庄，顾于观所著《游南庄记》（载清嘉庆《东台县志》），读之可见南庄当日之乐趣。


　　 而乾嘉年间象先之玄孙周楷，字矜式，号北堂。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9）经魁，历任大挑县知县，湖北乡试同考官，后任湖北黄冈、安陆、江陵；浙江嘉善、平湖、松阳、象山、临海知县，因廉能跃升东塘海防同知，海宁知州，后任湖南藩库大使，直隶同知等职。在任时，讼狱疑难，片言以折，所至有声，爱士如命。用东台人袁承福，号啸竹为幕宾，诗文唱和。告老还乡时，官囊无余资，仅琴书自娱，南庄别墅半旧荒芜，即整顿园林，园内建家祠一幢。


　　 周楷次子，周丕烈，字西侯，号小堂，生性豪爽，读书一目十行，早年随宦湘鄂浙诸省，后曾任河南府经历、武安知县，告老归里后，以鼓琴作画余生，对地方上恤孤救灾之事，唯恐落于人后。在“南庄”室之东筑小花圃，莳花种竹，养鹤一对在内，取名“琴鹤山馆”，以画会友，一时名流咸集。泰州盐运分司朱沆（驻东台），河北沧州人，著名画家张百绿、扬州郑板桥的老师、著名画家李育等皆与其友善，《中国美术家大辞典》称周丕烈的画“师法汪士祯，逼近石涛、新罗”等画坛大家，其一生游历山水甚众，嵩华衡岱，皆足迹所经。故胸有奇气，所画不凡。时人如得一幅，视如珍宝。周丕烈生子七人，皆以书画其家。


　　 1920年，周丕烈子周应谷、周应芹、周应昌、周应铨就家藏书画及散见于各书的事迹，编篡《南庄辑略》三卷，延请上海《时报》主政，丹徒人狄楚青题写书名，《东台日报》创办人陈祺寿作序，戈公振大伯父、诗人戈伯鸿作跋（有《慎园诗抄》行于世）。周应芹手绘《南庄图》、《赠鹤报砚图》。


　　 周应谷，字子嘉，生性颖达，倜傥不群，嗜勘经史百家，有卓识。西溪书院院长翟登云惊叹其才，收为门下，同治庚午（1870年）举人，与仪征人刘寿曾、清翰林院检讨、东台人陈宝、东台书画家鲍振玉等人为道义交，42岁卒。


　　 周应芹，字子香，号水英，清贡生，专攻绘事，画室名曰“玩香庐”。与父兄齐名，其画时在东台遍布城乡各户，清末素笔走四方，是以名满大江南北。


　　 周应昌，字效期，清进士，出任河南委川县篆，清鼎革后，退隐乡里，以诗词自娱，有《霞栖诗词三钞》传于世。以上诸君，均见诸于《淮南中十场志》、《东台县志》等籍。


　　 周应芹之孙周光熙，著名翻译家、教育家。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与姚依林同学），曾被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任为该校教授，与著名作家沈从文是同事。后在上海创办光实中学并任校长，抗战时上海沦陷，转至家乡东台创办私立光实中学，并开办过乐群补习学社。戈宝权曾谈起周光熙说，我小时候就很尊崇他，他的英文功底很高。周光熙翻译过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改革开放后，不顾年逾古稀，重新潜心翻译出版了《悲惨世界》、《驻外间谍》等著作。其长子周天（五绂）著名文艺评论家，五十年代从事《西厢记》、《创业史》、“左联”作家作品的研究。编写过小说《虹南作战史》，编写的科教片《蜜蜂王国》获国家电影百花奖。曾任上海《新民晚报》社记者，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其《皇帝读书考》一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周氏族人，自明末周竹墟之下，代有闻人，率皆工诗文或精书画，历明清、民国至今，累世清芬，相继三百年中，沿绵不绝，实不虚传。周氏南庄，自明周竹墟始建，虽非巨筑，亦颇具古典园林之胜。历三百余年之久，为明清两代江淮文人词客，书画名流荟萃之所，往来过客，诗酒流连，文言书画，酬唱赠答，名篇佳话不可胜数。今《南庄辑略》保存益多。


　　 有识之士认为，东台旅游观光景点甚少，有关部门能对南庄余韵加以重视。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辟南庄旅游景点，复建南庄古园，恢复董其昌榜额于南庄中，制作明清时江淮名士诗词碑林，以供旅游观光者凭吊、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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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海丰灯笼地史话

       新兴的海丰，建立在古老的海堰乡土地上。这片苍桑的热土，曾与历史上许多名人结缘。


范仲淹命名“海堰”


        九百年前的北宋年间，海堰一带是沿海的滩涂。当时，海潮退时这里虽已成陆，但海潮一到，仍是茫茫大海一片。北宋仁宗天圣元年，曾经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的作者、后来入朝升任宰相的范仲淹，接吕夷简（北宋另一宰相）任西溪盐仓监。范仲淹看到西溪以西的地区虽成陆已久，但也经常受到海潮侵袭，便上书朝廷，呈请修筑挡海潮的大堤，以增加西溪一带民众的生产、生活用地，得到了朝廷批准。因当时尚无水准仪一类的测量仪器，为了准确勘定堤址，范仲淹等只能靠水位的相对平衡来观察地形地貌，于是他们便趁海潮大涨之时，驾舟行驶于潮头地区进行观察。一次，范仲淹带领从人趁潮驾舟行驶到今海丰镇海堰村殷家屯之地，看到这里任再大的海潮也漫它不了，范大人便脱口而出：“真乃海中之堰也。”（堰，一义为挡水的堤坝，一义为水中的高地）从此，这里就有了海堰之名，并沿用了九百多年。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这里建立民主政权区政府，组织人民群众抗击日本侵略者，取海堰之“海”与南面的丰盈关之“丰”，合并命名为海丰区。1981年，海堰地区从四灶乡划出建乡，仍定名为海堰乡。1995年海堰撤乡建镇时，适逢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为缅怀抗日先烈的功勋，根据海堰地区大多数民众的意愿，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海堰乡更名为海丰镇。


张士诚逃命撂灯笼


        几百年来，海堰地区兴兴衰衰，衰衰兴兴，这里的人们常说这一现象与元末豪杰张士诚在这里撂下了一个灯笼有关。600多年前的一支元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张士诚，为东台白驹（今大丰市白驹镇）人。其率领17名私盐贩子反抗元朝官府压迫而起义称为“十八支扁担”。这“十八支扁担”起义后竞打下数省江山，由张士诚在苏州称王，与元朝统治者割据多年。直至朱元璋建立明朝，这数省江山才被洪武皇帝收入版图。起义前，张士诚等私盐贩子们常受元朝官府的通缉。一天夜里，张士诚率领兄弟们挑着私盐走过海堰地区，正碰上元朝官府的揖私队，张士诚忙把照路的灯笼一撂，惶惶逃走。说来也怪，自从张士诚在这里撂下一个灯笼后，这里就常常兴了衰，衰了兴。就说近现代吧。清末民初，这里商贾云集，百业兴旺，曾被官府设市，名为海堰市。直至抗日战争前夕，这里都是一派十分兴旺的景象。但日寇侵占东台后，为了攫取这里的财富，在向潘钅敝据点修建公路时，专门拐弯从海堰经过。经几次烧杀抢掠，海堰地区的集市日渐消散，直至成为一片荒芜。全国解放后，这里才又办起供销合作社、农具厂等。人们把这里兴了衰，衰了兴的现象，称为犹如灯笼般的亮亮熄熄，又与张士诚撂下的灯笼联系在一起，加以猜度、附会、衍演。地下有知的张士诚也该对当初撂灯笼的行为懊悔不巳吧。


戚继光抗倭建民团


        明朝中叶，来自海上的倭寇经常在江浙一带抢掠。人民深受其害，中国军民为保护自己生命财产的安全，进行了十分壮烈的抗倭行动。朝廷也为了国泰民安，多次选派良将围剿倭寇。良将中最有谋略、战功最大的要数戚继光。戚继光的军队多次在江浙一带对倭寇进行作战。当时东台地区人烟已经逐步稠密，常受倭寇侵扰。戚继光专门派出一支两千人的军队驻在海堰之南的丰盈关。戚大人不仅派出正规军围剿倭寇，还以自然村落为基本单位，建立民团，发动民众参加抗倭。参加民团的大部分是青壮年农民。他们平时边生产边训练军事素质，一旦遇到倭寇骚扰，立即进入战时状态，参加剿倭行动。这些民团的组织单位一般称团。为了有所区别，一般以地形特征、或一方大姓，或传统名称取之。如大一团（今团北村一带）、卞团、许团（今卞团一带）、洋角团、天星团（今天洋村一带）等。这些地名不少沿用至今，充分说明了海丰镇人民历史上就有反抗侵略的光荣传统。


张謇移民种棉花


        海丰镇是远近闻名的植棉高产镇。至今还有一个万亩纯作棉区。这块万亩棉区曾被江苏省定为植棉样板片。海丰棉农娴熟的植棉技术源远流长，早在清末民初，就已打下了深厚的根基。这一点与清末状元张謇有密切关系。


        清朝末期的状元公、南通海门人张謇既有满腹诗书，又信奉实业救国。他中举后不愿在朝中做官，毅然回家乡南通办纱厂、兴实业。张謇发给棉种、盘川、安家费等，动员了大量的海门人向苏北移民，来苏北种棉花，为纱厂提供原料。仅海丰一地就来了100多户海门人。据年纪较长的海门人讲，张謇因了解海堰一带熟田多、荒田少，土地权属相当复杂的情况，所以对前来海堰一带的移民加倍关心，曾二次亲自前来与海堰一带的地方绅董进行会谈，协调各种矛盾，并谆谆嘱托移来的海门人与本地民众处好关系。这些海门人来到苏北不但自己种棉花，也带动本地人种棉花，并与本地人一起不断提高植棉技术水平，从此打下了植棉的技术基础。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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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神趣的到唐观

文：程可石

        在西溪中学校园中，有一处古道观遗址，原名叫“逃唐过”，后称“到唐观”。该观因在早年与唐王李世民有一段情缘，因而远近闻名，好奇、谒拜者大有人在。


        相传，唐朝初年的一天，唐王李世民微服简从，到西溪视察军情，不料被敌军发觉，立即出动重兵进行追杀。


        李世民想调援兵已来不及，只得左右奋力与敌拼杀，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敌军团团围住。眼看包围圈越缩越小，唐王一提马缰，双脚用力一蹬，只见坐骑一声嘶鸣，跃上半空，冲出敌群，急驰而去。敌军紧追不舍，人困马乏的李世民忽见前面烟尘四起，远远望去，遥见一片敌方军旗，不禁叹道：“天亡我乎？”情急中，唐王斜插上一条小路，一阵狂奔后，来到了一座建筑前，抬头一看，是一座破败不堪的荒庙，狭小的庙门几乎被蜘蛛网封死。他顾不得考虑，一头冲破蜘蛛网，闯进了破庙。庙里散落着几尊东倒西歪的神像，香案上的供品残缺不全，地上满地杂物灰尘，走投无路的李世民不得已躲在一个比较完好的神像后面。


       李世民刚躲好，追兵就到了庙前。眼看就要束手就擒，极其紧张的李世民屏住呼吸，连心脏仿佛都停止跳动。


       追兵很快到了门外，只听一个声音大声喝道：“快过来，包围破庙!”


       又听见几个声音七嘴八舌说：“这门上的蜘蛛网完好无缺，怎么会有人进去，那厮肯定不在里面，不要浪费时间了，我们还是到那边追去吧!”


       门外士兵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李世民喘了口气，从神像后跳了出来。他疑惑地跑到庙门口，看到刚才被自己碰破的蜘蛛网，果然重新结得好好的，象多年未动过的一样。唐王仰天连呼：“天助我也，天助我也!”


        后来，李世民当上皇帝后，并没有忘记这一段经历，专门派人到此修缮扩建庙舍，重塑神像。西溪镇上的百姓为了纪念这件事，把这座庙称为“逃唐过”，后因庙宇改为道观，故俗称“到唐观”。


        到唐观的建筑规模在西溪诸庙宇中并不算大，但由于有唐王李世民逢凶化吉的一段佳话，能为游人增添不少乐趣，加之其庄严肃穆、古朴清幽的特色，所以香客较多，慕名来访的游客也络绎不绝，真可谓“庙小神趣大”，可惜在历次战火中多受损坏，最后在“文革”中毁于一旦。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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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历史人物简介一览

（按时间顺序）

周建生 编辑

1、晏殊（991~1055），字同叔，北宋临川人（今江西抚州），景德初年（1004年）出任西溪盐官。北宋前期著名词人。十四岁以神童入试，赐进士出身，命为秘书省正字，迁太常寺奉礼郎、光禄寺丞、尚书户部员外郎、太子舍人、翰林学士、左庶子，仁宗即位迁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加给事中，进礼部侍郎，拜枢密使、参知政事加尚书左丞，庆历中拜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礼部刑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兵部尚书，封临淄公，谥号元献，世称晏元献。晏殊历任要职，更兼提拔后进，如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皆出其门。他以词著于文坛，尤擅小令，有《珠玉词》一百三十余首，风格含蓄宛丽。其代表作为《浣溪沙》、《蝶恋花》、《踏莎行》、《破阵子》、《鹊踏枝》等，其中《浣溪沙》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为千古传诵的名句。他亦工诗善文，原有诗文二百四十卷，现存不多，大都以典雅华丽见长。
2、吕夷简（978～1043年），字坦夫，祖籍莱州(今属山东)；宋代著名政治家。景德四年（1007年）出任西溪盐官。真宗年间以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仁宗立，任宰相。他辅佐年幼的仁宗，在太后临朝听政的情况下，正确处理北宋国内国外诸多矛盾，保证了北宋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为宋代名相之一。　　
3、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北宋吴县人（今苏州），真宗18年（1015年）考中进士，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任西溪盐官。北宋名臣，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谥号“文正”，汉族，吴县（今江苏苏州望亭）人。少年时家贫但好学，当秀才时就常以天下为己任，有敢言之名。曾多次上书批评当时的宰相，因而三次被贬。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元昊造反，以龙图阁直学士与夏竦经略陕西，号令严明，夏人不敢犯，羌人称为龙图老子，夏人称为小范老子。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对当时的朝政的弊病极为痛心，提出“十事疏”，主张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注意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减轻傜役。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陆续推行，史称“庆历新政”。可惜不久因为保守派的反对而不能实现，因而被贬至陜西四路宣抚使，后来在赴颍州途中病死，有《范文正公集》传世。
4、张士诚（1321～1367）元末泰州白驹场人，清乾隆元年（1736年）并入草埝场，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泰州分治后属东台县。乳名九四，于至正十三年（1353年）正月起兵反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八月，率部降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自称吴王。
5、高谷（1391～1460年），东台丁溪场人，明永乐年（1414年）进士，选翰林庶吉士，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
6、徐蕃、徐逵、徐嵩（1463～1530）
徐蕃(1463—1530)，字宜之，号北屏。明代东台周卜庄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乞养归家，后选为南京礼科给事中。明武宗嗣位，恢复孝宗时所裁汰的各种冗费，徐蕃等人力争不可，未被采纳。又上疏抨弹刘瑾，被逮捕械系至京，几乎受廷杖而死，削籍为民放还。刘瑾伏诛后，起用为江西参议，跟从都御史陈金讨平东乡寇乱。后又任浙江提学副使、都御史等职。任都御史时巡抚郧、襄，清查得流民20万户，使一方安定，百姓为他立去思碑。嘉靖时以工部右侍郎提督易州厂，因病乞休。嘉靖九年去世，后葬于泰州鲍家坝。其父徐逵，字宗达，后晋谒选官，授任单县丞、鄞县丞，被诏赠通议大夫、副都御史。其子徐嵩，号小石，由明代进士授户部主事，因参与讨论兴办献礼违背了圣旨遭受廷杖。不多时复还原职，升为郎中适考选漕运军职甄别选用得当，出任保定河间知府，提升湖广副使，分任巡守江防。其时，牛首山矿工闹事，十分猖獗。湖南省辰州、衡州二府人民惊惶不安，抚按（按察使）命徐嵩调集官兵督战，歼灭了魁首，凡有心怀反意不循正道的都平定了。捷报上告，升迁山西参政，提升为布政使。不久，去安抚河北省顺天。其时，朵颜三卫连结新疆哈密卫。诡称入朝进贡，将图谋不轨。徐嵩全力策划处理，地方得以安宁。
7、王艮(1483～1541)： 字汝止，号心斋．明泰州安丰场(今属江苏省东台市)人。明代哲学家、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襞（1511～1587），字宗顺，号东厓，王艮之次子。
8、葛天明（明万历年间），字田纯，庠生，曾任福建福清县丞、山东经历等职，解职回乡后，讲学于泰东书院。明万历年间（1574～1615年），倭寇犯境，他率领群众智歼倭寇，保卫地方，功绩卓著，为明代抗倭英雄。其父葛雷，字应龙，号禹川，东台场人，庠生，主讲泰东书院，著有《问心集》，曾建议筑东台城。
9、缪昌期，字当时，栟茶场人，万历年间（1573～1619）进士，授检讨（主修国史的官）。
10、柳敬亭（1587～约1670），本姓曹，名永昌，字葵宇，祖居南通余西场，其父应登，迁本县鹤埨的曹家庄。十五岁，避仇只身逃至安徽盱眙(属安徽)。息在柳树下，故改姓柳，取名逢春，号敬亭。十八岁时：学习说书，后曾在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献艺。评说《水浒》《隋唐》《西汉》等演义。由于口才伶俐、表演出色，深受欢迎。为了进一步提高技艺，特拜对说书理论确有深湛研究的莫后光为师。莫教他以“养气”、“定词”、“审音”、“辩物”等说书的基本原理，还要他熟悉各阶层的生活和各地的方言、风俗、习惯等。至南京秦淮河“长吟阁”说书，声名甚高。清吴伟业《柳敬亭传》说：“一座倾靡，诸公以此重之”。王士禛《分甘余语》说：”所至逄迎恐后”。明末，柳敬亭即与主张改良政治，以谋挽救明王朝统治复社中人相往来，颇且正义撼。清兵入关南下时，明将左良玉正率兵讨伐马士英，不顾抗清。柳敬亭特奋不顾身前去左营，劝左以抗清为重。左良玉以为柳敬亭善辩，“欲以观其能，帐下用长刀遮容，引就席。坐客咸振慴失次。(柳)索酒，诙啁谐笑，旁若无人，左大惊。自以为相见恨晚”。左良玉要他做官，他一笑置之。他在左营中以说《水浒》《三国》、《隋唐》最拿手，绘声绘色，十分传神。左军抗清有功，柳说书鼓舞了军心，不能说没有一定关系。左良玉病死九江舟中后，柳敬亭回到江南，  “酒酣时向人说宁南(左良玉)事，闻者皆涕下”。他不但对左良玉有知己之感，还表达了家国之痛．清兵占据江南后，柳敬亭“入都时邀致接踵，名嗓一时”。不久南回，在安徽庐江说书。后游松江马仍以说书为业。八十岁后，仍至南京等地演出。晚景穷愁潦倒，十分凄凉，死后葬于苏州。遗有说书底本《柳下说书》八册百篇，原藏武昌刘禺生家。后归黄侃。黄殁，书遂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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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袁承福（），字成之，号啸竹，安丰人，善书画，精于石竹花卉。曾参与编修《嘉庆东台县志》。著有《啸竹诗抄》。
12、吴嘉纪(1618～1684) ，字宾贤，号野人。明末清初泰州安丰场(今属江苏省东台市)人。少年时应科举，州试第一。明清之际社会大变革中家庭破败，又目睹江淮人民遭受清兵屠杀的惨状，从此绝意仕进，闭门苦吟，以寄托怀抱。吴嘉纪长期僻处海滨，也至泰州小住，间或至南京、扬州。除结交遗民、隐逸，以诗会友外，很少与人往来。40岁后得到汪楫、孙枝蔚，周亮工，王士禛等人揄扬，为他刊刻诗集，才稍稍为人注意．吴嘉纪家境十分贫困，又生活在灶户之中，对灶户的苦难深有体会。他的反映灶户生活与描述战乱、水灾的诗篇，内容真实感人。清末张謇年青时读了“白头灶户低草房”一诗，对灶户极为同情，触发他日后决心废灶兴垦。吴嘉纪的诗因事而作，即事写情，不尚藻绘，劲健。有《陋轩诗》、《陋轩诗续》传世。妻王睿是王艮后裔，精通音律，为清初女词人，作品入选《众香词》中。
13、徐述夔（1703~1764），字赓雅，栟茶人，生前著有《一柱楼诗》等12种著作，死后其子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刊刻其诗，广为流传。同乡蔡嘉树跟徐述夔家在田产等问题上久有仇隙，就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摘引《一柱楼诗》中“违碍”诗句，向县署告发。乾隆得知谕令查办，徐述夔及其子被开棺戮尸，枭首示众，著作全部为清朝廷列为禁书。
14、冯道立（1782年8月13日—1860年12月24日），字务堂，号西园，男，汉族江苏省东台市时堰镇人，清代杰出水利学家。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经史诸子、天文历象、舆地河渠、九章谶纬、医药兵器尽皆研究，尤其于水利研究造诣很深。1821年曾入国子监，为恩科贡生，候选直隶州州判。1851年制科选举孝廉方正，授援承德郎。其目睹淮扬人民遭受洪水灾难，无意功名利禄，立志为民解除水患。曾多次雇船至海滨、长江、黄河、淮河、洪泽湖、白马湖、高邮诸湖实地考察，跑遍苏北各地，访问耆宿、渔民、樵夫、农人，查阅水文方志史料，了解淮扬水路的来龙去脉，测绘了数以百计的水图，概括出“疏”、“畅”、“浚”、“束”的治水四法，设想了西水排江入海的路径。多次参加治理圩堤决口、疏浚运盐河、疏通入海口等大中型水利工程。在参阅大量历代水利著作、总结前贤治水得失经验、结合自己亲身实践的基础上，先后撰写《淮扬治水论》、《淮扬治水图说》、《测海蠡言》、《束水刍言》、《勘海日记》等水利专著40多部，为我国水利研究作出了不朽贡献。此外，还著有《禁鸦片烟说》、《炮说》、《捕蝗各法》、《众星名数位置考》等。其生平业绩《中国名人名胜大辞典》、《江苏古代科学家》、《中国水利》、《中国水利电力报》、《新华日报》等多种书刊均有登载。
15、魏  源（1794～1857），字默源，（亦说名远达，字良图，号默深）。湖南邵阳人。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自幼从母读书，15岁补县学生员。19岁时曾就读于湖南岳麓书院。1822年，中顺天乡试举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进士，任东台知县。撰有《默觚》、《老子本义》、《孙子集注》、《庸易通义》、《筹漕篇》、《筹河篇》、《军储篇》、《筹鹾篇》等著作。是我国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人中最优秀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改革吏治、开通言路、吸收外资、振兴工业、提拔人才、开启民智、严禁鸦片和增强国防等一系列救世治国之道，后人评他“生前有学名、有政绩”、“死后遗泽人间，博大精深”。魏源对于如何抵抗外国的侵略,有力地打击侵略者,如何睁眼看世界,他写出的名著——《海国图志》，提出了一句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6、怿安（1796～1851年）字明谦，东台人。清代僧。幼年苦行，持律精严。常佐华山戒事。出山参知识。仪征资福铭公印证。遂传衣钵。潜心佛理。毕命为期。每年正月起，闭关四十九日，不坐不卧，不偏不倚，翘勤念佛以为常。缙绅士庶，倾心归仰者甚众。接后学，慈善过人，退席参方，咸丰元年微疾而逝，火焚获舍利数粒。
17、体成（1810~1875年），字妙果，东台人。清代僧。幼年出家，方直有戒行，能开化愚蒙，拔邪归正。屠宰感化，偕同志数人，设念佛堂，力修净业者四年。人有缺乏，推己及人，劳苦艰难，逆境当前，无忧色。操持日不怠，于光绪元年微疾而逝。时年66岁。
18、蒋春霖（1818～1868年），字鹿谭，江苏江阴人，1852～1857年任富安场大使，清代词坛大家。其《水云楼词》驰名中外。
19、至善（1819.7.24—1898.6.27），清代名僧。江苏东台人。俗姓唐，法号海印、字至善，江苏东台人，曾任庐山山南五大丛林之首的海会寺住持。幼剃度皈依佛门，慕庐山远公遗风，遁楼黄岩洞6年。清同治乙丑年（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与徒弟惺吾来到海会寺,诛茅聚石为舍，居士魏新林等施舍资财，再建海会寺。至光绪年间，有殿堂僧房数百间，殿宇宏敞，云房清雅，学匾横额，金碧辉煌。旋结茅海会寺古址，刻苦修行，40余年足不履尘市，十方从学佛法者前后共5000余人，剃徒36人。1889年，康有为游海会寺，题诗相赠，清光绪戊戌年六月二十七日酉时，至善端坐而逝。1918年康有为二次来海会寺，又书：“五老排云待我回，似曾相识客重来，莲社远公园塔出，祇园须达化城开，山色湖光尚清净，竹林松径再徘徊，追思三十年前事，旧黑笼纱只自哀”。后人在藏经楼上堂中间建有石塔（即至善塔），堂几上供磁绘相，题曰：此中系海会寺大师至善和尚像，以作纪念。至善重建并住持庐山海会寺，使一度毁于战火的海会寺中兴鼎盛，声名远播，被信众传为释迦牟尼应生。
20、丁绍周（1826-1873），字濂甫，号亦溪、召南，祖籍镇江丹徒，咸丰三年（1853）时举家从镇江迁居东台城。道光二十年举人，出任内阁中书；道光三十年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任詹事府右中允、左中允，国史馆协修、实录館纂修、功臣馆纂修，广西乡试副考官，顺天乡试同考官，湖广道、京畿道监察御史，内阁侍读学士，福建乡试正考官，太仆寺少卿，四川乡试正考官，浙江学政、杭州城陛，光祿寺正卿等职。（可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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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朱雨秋（18？？～19？？年），号润，江苏东台人，祖居台城西夏家巷。东台山水画家、武举人。朱少年聪慧过人，书画皆精，道光30年（时年16岁），著名人物、花鸟画家，时任两淮通判分司（正四品）朱沆岳（朱洛）对雨秋画作赏识，并给予极高评价。因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咸丰科考暂停，朱复于同治6年33岁时（1867年）中乡试丁卯科武举第一名，为两江总督马新贻属下候任千总（正七品）；马新贻为张汶祥所刺，朱雨秋正在任上；因果断参予处理善后，受继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嘉奖，晋升为从四品守卫（类似清文官知府）。曾国藩病死，朱未能赴任，居家闲赋，专攻书画，享誉海内，上海博物馆等公私藏家均有其收藏，与东台画家陈白石同绘山水，时人并称“朱陈”，并有较高评价。
22、陈宝（1835-1879），东台安丰场人，字百生、白森，著名学者。同治六年举人，授知州分发湖北；同治十年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著有《陈百生遗集》、《小迦陵馆文集》存世。
23、丁立瀛（1844-1907），东台城人（祖籍丹徒），字丽生，丁绍周长子。同治十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任礼部掌印给事中、顺天府府丞，光绪二十二年在镇江开设商务局，二十四年参与“戊戌变法”，二十五年以足疾开缺回东台居“东园”寓所，二十八年其弟丁立钧去世后继任“南菁高等学堂”总教习，三十三年病逝于东台。
24、陈汝玉（1844—1911）字白石（伯石），东台台城人，清贡生，清宣统年间东台中学堂兼师范学堂经学、美术教员。著名学者、书画家，有“扬州小八怪”之称，著有《说文注笺》、《汉书疏笺》、《毛郑诗通释》、《庄子补注》、《孝经古文学》等作。
25、张  詧（1851—1939）号退庵，江苏南通人，系晚清状元、民国实业家张謇的三兄，曾协助张謇在南通兴办大申纱厂。1915—1922年，他亲自在东台兴办大赉、遂济、通济等盐垦公司，废灶兴垦植棉。1919—1926年，任东台母里师范校长。母里师范系张謇为恢复东台师范教育而兴办的学校，校址先在“两堂”原址台城魁星楼，后迁城郊王家舍，1928年停办后又成为东台县立中学的师范部（乡师科）。母里师范既是东台县中学堂兼师范学堂的后续，又是东台县立中学师范部（乡师科）的前身。
26、张謇(1853年5月25日——1926年7月17日)，江苏海门人,字季直，号啬庵，出生于当时江苏省海门直隶厅常乐镇，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时曾说：“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其母东台人。张謇为感戴母恩在东台创办母里师范，办苏北第一个电厂、贫民工场等，在盐城开办轮船公司、盐垦公司等。
27、丁立钧（1854-1902），东台城人（祖籍丹徒），字叔衡，号恒斋，丁绍周三子，著名学者、书画家（晚年时用左手写字作画）。光绪六年进士、翰林院编修，二十一年北京“强学会”总董，二十三年山东沂州府知府，二十四年因病辞官回东台居“南园”寓所，二十五年出任江苏南菁书院山长、二十七年改为南菁高等学堂任总教习，二十八年病逝于东台，著有《历代大礼辨误》等作。
28、余紫廷（1865～1948年），祖居东台，曾任清政府驻日公使馆高级官员，归国后历任广西南宁海关总监督、及柳州道尹，梧州、龙州边防督办。爱国禁烟志士。
29、夏寅官（1866-1943），东台城人，字虎臣，又字浒岑，著名学者。光绪十四年举人，十六年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九年东台“能群书会”成员，三十一年十月创办“东台县中学堂暨师范学堂”，清末江西知府，民国初年国会议员，著有《清儒学案》等作。
30、徐谦（1871-1939），东台城人（祖籍安徽歙县），字季龙，著名学者、法学家。光绪二十八年举人、二十九年进士、三十三年翰林院编修。清末发起组织共进会，辛亥革命后与同盟会联合组成国民党。民国元年（1912）任司法部次长，六年（1917）任孙中山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八年（1919）任天津《益世报》主编，十二年（1923）任岭南大学文学系主任，同年应冯玉祥之聘进京担任中俄庚款委员会主席并与李大钊结为战友，十六年（1927）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常委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后受汪、蒋两派排挤辞职而寓居香港，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回内地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39年病逝，著有《民约总论》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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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杨冰（1871—1913年），字冷仙，东台安丰场仇湖乡人，十六岁到古贲乡马舍村庞氏家教书，开始了边教边学的生涯。先后在成都住馆教书，赴日本考察讲学，在“江南高等学堂”、“山东济南高等学堂”等校任教，著有《植树九行图》一书，上、下两卷，将一道几何题解绘成219图，向世人公布。其学术思想与近代发展的组合数学，有若干暗合之处，是20世纪初我国很有造诣的数学家、教育家。1911年，以数学家、教育家的身份当选为江苏省首届议员，并推选为国会众议员候选人。
32、应慈(1873～1965年8月31日) ，俗姓余，名锋，号振卿，出家後法名显亲，字应慈，自号华严座主，晚年号拈花老人。祖籍安徽歙县，上代侨寓江苏，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出生於江苏省东台县。应慈一心精研佛学,弘扬华严,还多次开讲《般若》、《椤伽》、《圆觉》、《法华》、《维摩》诸经，足迹遍于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河北等地，皈依及得戒弟子数以万计,造就了不少僧材及佛学研究人才。1951年任上海抗美援朝分会佛教支会委员,1954年，当选上海市第一届人代会代表，并以後各届连任。同年被推选为上海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7年，以85岁的高龄，在上海玉佛寺讲《华严经》全部。同年，又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1962年，在中国佛协的第三届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中国佛协名誉会长，并兼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1965年8月31日，病逝於上海慈云寺。
33、戈公振（1890年11月27日—1935年10月22日），名绍发，字春霆，号公振。男，汉族，江苏省东台市人。我国著名爱国记者、新闻史学家，近代新闻学奠基人。从1912年起，开始走进新闻界，先后任有正书局出版部主任、《时报》校对、助理编辑、编辑、总编等，勤奋工作了15年。同时他潜心研究新闻学和中国新闻史，著有《中国报学史》，编译《新闻学撮要》，《新闻学大纲》等书，他开创的《图画时报》在中国画报史上揭开新的一页。发起组织和主持“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和“上海报学社”。1925年以后，先后在上海复旦等几个大学新闻系任教，多次举办新闻讲习班，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新闻人才。1929年初应聘在《申报》馆，与陶行知、黄炎培并称为“史量才智囊团”，1932年4月以记者身份参加中国代表团随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在上海、东北等地调查日军侵华暴行，文章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发表。同年9月又前往日内瓦参加国联讨论有关日本侵略中国问题的特别会议。先后两次至欧、美、日、苏等国考察新闻事业，并受国际联盟邀请出席了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新闻专家会议和其他一些国际性会议。1933年3月随中国首任驻苏大使颜惠庆去莫斯科访问，后留在苏联，研究和报道社会主义的苏联，对国内产生了一定影响。1935年10月15日从苏联回国参加抗战，一周后逝世，临终前留下“我是中国人”不朽名言。
34、徐一朋(1892年～1972年)，原名鹏，又名云生。东台县栟茶镇（今如东县）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于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毕业于法国国立里尔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在美国学习期间，兼任中国国民党纽约分部机关报《民气日报》编辑。1925年，在纽约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赴广东投身革命。东江之役失败后回江苏，曾任栟茶党支部书记.，。
35、朱华（1892——1954），字实秋，男，汉族，江苏东台富安镇人，民国时期爱国人士。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早年响应孙中山号召投身革命。历任参谋部参军、参谋部警卫军参谋长、广东东江善后督办公署参谋长、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指挥部副官长兼管理处长，广州卫戍总司令部副官长。1927年11月28日任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军务处处长。后任第二路军司令部副官长、第四集团军兵站总监兼平汉铁路运输主任，平奉铁路管理局局长。1932年4月任正太铁路管理局副局长兼总务处处长，国民党购料委员会监察委员。1939年任第三战区长官部办公室主任。1949年当选江苏省参议会副议长、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参事、华东水利部参事等职。
朱华在正太铁路任职期间，与局长王懋功一起，积极支持铁路员工开展收回法帝攫取30多年的铁路路权的斗争，为因“二七”罢工被开除的工人安排复业，支持工人恢复工会组织，建立工人俱乐部、子弟小学、职工学校、职工医院，创立职工消费合作社，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深受工人拥护。1935年，正太铁路员工自发募款在石家庄修建了一座“懋华亭”，以纪念王懋功、朱华二人的功绩。
36、陈邦怀（ 1897 — 1986 ）字保之，室名嗣朴斋。中共党员，古文学和考古学家。祖籍江苏丹徒，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今东台市）。曾在东台达德学校、南通女子师范学校、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执教。 1931 年在天津中国银行任文书职。 1952 年离任。 1954 年受聘为天津市文史馆馆员，后任副馆长。 1979 年任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顾问，同时兼任天津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生前任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甲骨文合集》编委会委员、天津市文物保管委员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席、天津口岸文物出口鉴定组顾问。其潜心研究《说文解字》，著述不辍.。
37、邰爽秋 （ 1897—1976）中国近现教育家。江苏东台人。1923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24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教育硕士学位，1927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博士学位。1931年，同教育界人士共同发起规定每年6月6日为教师节。倡议利用庙产兴办学校，任南京中学校长，中央大学、中山大、河南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暨南大学教育系主任，大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中国民生建设实验院院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战时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多年致力于民生教育，为民生教育思潮代表人物，主张民生教育“以发展人民生计的经济活动为脊干，来改进民众生活，扶植社会生存，保障群众生命而达到民族复兴的教育”。著有《民生教育》、《教育经费问题》、《教师节与教师幸福问题》、《地方教育行政之理论与实际》、《普及教育问题》、《教育行政测量法》（英文）等。
38、马仲殊(1900．9．16--1958．1．26)，又名鸿轩、广才、笔名马二先生、老秀等，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小说家、教育家。江苏省灌云县伊山镇人。1925年于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系毕业，曾先后任江苏第八师范图书馆主任、广州培道女中语文教师、广州岭南大学附中做语文教师、《前线日报》社社长、江苏第一临时师范语文教师、东台县立中学校长兼语文教师等。积极投身新文学运动，致力于新文学创作。创作小说30多部（篇），大多选入当时的“选集”和“丛书”，《三太爷》和鲁迅、茅盾等人的作品同选入《中国现代小说选》，《李星》和郁达夫等人的作品同选入新中华丛书《瓢儿和尚》，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也选有其作品。译著有美国赛珍珠的《大地》、《儿子们》以及《小说作法大纲》等，并写有文学理论专著《文学概论》(1937年)、《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和《中学生文学》、《中学生小说作法》等。代表作长篇小说《太平洋的暖流》，曾风行全国，先后再版7次。《解放日报》曾报道过他的语文教学情况。赵景深所编《中国新文学史》和鲁迅、郭沫若都曾对其作过评价，享有“海属泰戈尔”、“名小说家”称誉。
39、卢秉枢（1902—1942年4月17日），又名玉衡，男，汉族，江苏东台梁垛镇人。外交抗日九烈士之一。1934年夏随邓中营总领事一行去菲律宾驻马尼拉总领事馆任主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中国驻菲领事馆官员三年内组织旅菲华侨向国内捐款1200万菲币支持抗日。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菲律宾遭受严重威胁。卢秉枢等誓死坚守岗位，与各侨团领袖及华侨抗敌会共同组织“战时服务队”，安排华侨疏散，焚毁重要文件及一批在美国印制待运回国内的整船中国钞票，使国家免遭了重大损失。1942年1月4日，卢秉枢和中国领事馆总领事及其他馆员先后被日寇逮捕，施加酷刑。他们临危不惧，英勇斗争。4月17日卢秉枢等8人集体惨遭秘密枪杀。
40、吴作民（1905年2月13日—1984年2月4日），原名吴振汉，男，汉族，江苏省东台市富安镇人。大学毕业。1923年任富安高等小学校长，1931年任正太铁路局职员，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晋冀豫省委秘书、中共晋冀豫区党委秘书长、中共太行区党委秘书长、经济部部长兼晋冀豫边区工商处处长、太行区行署副主任、中共太原市委常委、副市长等职。建国后，历任云南省财委副主任兼财政厅厅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兼计委主任、团办主任、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省检察院代理检察长、省革委会副主任、云南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4年2月4日逝世。逝世前留下遗嘱，丧事从简，不举行任何仪式，遗体献给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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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默如(1905—1991年)  现代僧。江苏东台人，俗姓吴，度名能识，名印识，字默如。10岁，随蕴谷老人至东台如来庵出家：20岁于句容宝华山隆昌寺受具足戒。历参扬州、镇江、上海、杭州诸大名寺后，返东台如来庵常住。22岁入常熟法界学院。闽南佛学院肄业后为助教三载，至浙江奉化雪窦寺阅藏经，又在金陵佛学院及镇江竹林佛学院讲学。1937年)，于常州天宁佛学院任教，兼历知客、库司、常住十载，受证莲、钦峰和尚教诲甚多。1946年，常熟兴福寺潭月密明禅师授于记莂，为临济四十四世。继常熟宝岩寺法席，住持三载。1949年春，主台湾基隆灵泉寺、新竹灵隐寺讲学。1952年任基隆佛教讲堂导师，此后任台湾中国佛教会弘法委员、《中国佛教》编撰委员：1960年应马来西亚佛教总会邀清，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讲经演说、同年当选为台湾中国佛教会理事，此后去屏东、高雄、台中等地讲经弘法。1968年设计改建法云精舍，更名为法云寺。1977年协助创建高雄复古寺。1985年前往印度参瞻佛陀八大胜地：1990年返回天宁寺参加三坛大戒法会，亲撰《常州天宁禅寺同戒录》序。1991年6月21日，圆寂于台北。一生从事佛学研究和讲经教学、造寺弘法。主讲经文有《金刚经辑要》、《华严普贤行愿品论》、《地藏本愿经》、《占察善恶业报经论》、《大乘三系通论》等。师一生著述甚富，可谓著述等身，其主要著述均汇入《默如丛书》经．律．论、著五册。
42、苇宗（1906年～1943年6月），俗姓吴，名荣昌，字印沧，是江苏东台人。1924年，赴南京宝华山隆昌律寺受具足戒，1925年年，入南京“支那内学院”法相大学特科学习，1929年入北京柏林寺“柏林教理院”学习。1933年到光孝寺协助事务。受常惺法师传法授记，後苇随常惺法师到厦门入闽南佛学院受学。1936年任光孝寺监院，1942年任光孝寺住持，兼光孝佛学院院长。　。
43、黄逸峰（1906年7月22日—1988年11月27日），原名黄承镜，曾用名黄世雄、曹国材、张文彩、林敏等。男，汉族，江苏省东台市人，我国著名社会活动家。1925年8月加入共青团，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起先后担任中共南京地委书记、南通特委书记、全国铁路总工会秘书长等职。1932年11月，出国赴南洋在暹罗任华侨中学、南洋中学校长。1934年6月回国在上海京沪、沪杭通甬铁路局铁路青年社任社长、《铁路青年》主编，1937年，先后在上海、广西等地大学任教授。1939年4月，任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设计委员、鲁苏战区党政分会中将委员。1940年6月起，历任新四军“联抗”部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共兴东泰地委书记，苏北临时参政会议长、苏中军分区司令员、国共和谈北平军调处中共代表团交通处少将处长、“安平事件”中共小组组长，为中共党史上第一批授衔的将军之一。1947年初，任东北铁路总局副局长兼东北铁路学院院长、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司令员兼党委书记。1949年5月，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铁道处处长。建国后，历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名誉院长等。1984年5月离休，1988年11月病逝。
44、心岩（1907年——1971年），俗姓王，法名心岩，号仰山。江苏东台人。真禅之胞兄。生于1907年丁未年十月十三日，12岁于东台三元宫出家，18岁受具足戒，安居三载。随应慈闻法五年，复亲近南亭法师，受聘为副讲。1931年讲经、传戒于芜湖禹王宫。1933年桌锡富安大圣寺，任住持。创立佛学研究社，并于大圣寺、圣感寺屡举讲经法会。1933年春代座讲《楞严》于扬州宝轮寺，。1939年，于故乡组织僧侣抗战救国会。1946年，亦随侍应慈大师在上海玉佛寺弘法，聘任为首席，协助维护道场。继至苏州东禅寺。1954年，出任苏州佛教协会筹备会主任。
45、孙仲明：（1908～1956年），原名孙二富，又名孙二虎。江苏省东1941年月，孙二富被陶勇委任为海防团团长。队经长沙港、环本港到达何家灶，孙二富1943年任苏四区渔民自卫总队总队长。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春，海防纵队成立，陶勇、吉洛分别兼任司令、政委，吴福海任副司令，孙二富任副参谋长兼海防二团团长。孙二富率部驱日寇、打海匪，在海上进行了大小数十次战斗，多次缴获日军运输船、击退日军汽艇、击沉敌船，歼灭日军官兵，威震黄海。日本东京的《朝日新闻》曾惊呼：“华东沿海从连云港起到上海止，有游移不定的新四军水兵，神出鬼没，难以侦察”。在战争最残酷最艰难的时期，新四军的兵工厂、后方医院、军需被服等物资，就是靠了海防团的大海船，在茫茫黄海上隐蔽坚持下来的，孙二富率领海防团的干部战士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解放初期，孙二富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苏北军区海防团团长，经常在黄海上巡逻作战，歼灭了不少海匪，确保了渔民出海捕鱼和海上交通航道的安全。1953年，孙二富经组织批准到泰州休养，1956年1月病故。
46、瑞祥（1912年11月～1992年6月），俗姓陈，名小飞，号无我。现代名僧。男，汉族，江苏省东台市人，佛教大专，出生贫农， 1920年在本县出家，三昧寺在学，镇江玉线佛学院，1935年厦门闽南佛学院武昌世界佛学研究院深造，1935-1936年湖州白雀佛学院任教半年，北京发源佛学院一期，1937-1969 年在广惠寺住监院，住持，北京佛协会长等职，1969-1979年文革下放回东台农村，1980-1986年调南京灵谷寺任监院，省佛协常务理事，1987年2月12日，从南京调任扬州大明寺担任住持，中佛协理事。
47、戈宝权（1913—2000）东台台城人，我国著名的外国文学研究家和翻译家。1928年毕业于东台母里师范， 15岁考入上海大夏大学，学习英、法、日、俄语和世界语，1935年赴苏联莫斯科任天津《大公报》驻苏记者，1938年回国后任《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编辑，1949年7月又赴苏任新华社驻苏记者，建国初负责接受国民党驻苏大使馆，首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1957年起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达30余年，先后出访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译作有《高尔基传》、《普希金诗选》等,翻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海燕》早已收入我国中小学课本，译著印成单行本的有50多种，在世界文坛产生很大影响。现东台市特设戈宝权图书馆。
48、周法高（1915年11月6日—1994年6月25日），字子范，号汉堂。男，汉族，江苏省东台市安丰镇人。1929年毕业于安丰镇小学，就读于南京中学附设实验小学，一学期后考取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春季班。1939年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1941年获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硕士学位，任中研院史语所二组助理研究员，1945年任南京史语所副研究员，1948年去台湾，兼任台湾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64年任中央研究院院士。1956年—1985年30年间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耶鲁大学、日本京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任访问学者、客座教授、讲座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77年退休回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被聘为东海大学中文研究所讲座教授。1989年被中国声韵学会聘为荣誉会员，1990年被中国文字学会授予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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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历史人物简介一览

  

49、妙云(1919—2000年)  现代僧，江苏东台王氏子。俗名爱民，度名果证，名大证，号妙云，又作妙筠。年十二出家：年十九，往句容宝华山隆昌寺，依妙柔和尚受具足戒，年二十，至常州天宁寺佛学院，厦门闽南佛学院就读，年二十四，毕业后于常州天宁寺参学，任维那、知客。年二十五，谒常州清凉寺果根印茎禅师。明年(1944年)，果根为师和纯如、灵光同授记别，嗣法为临济四十五世，磬山十六世，并命为监院。出世住持常州弥陀寺。辛酉(1981年)，返常州天宁寺任知客。戊辰(1988年)命为监院。己巳(1989年)被推为常州市佛教协会副会长。丙子(1996年)调任常州清凉寺修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全面负责清凉禅寺修复和寺务工作：曾先后赴香港．台湾．日本等地参访，进行佛教法务交流，开展对外友好交往和联谊活动。师誓愿宏深，为人憨直，忠于职守，爱国爱教，诲人不倦，特别是晚年，为恢复清凉寺祖庭，而殚尽心机。历任常州市第十一、十二届人大代表。2000年5月14日安详示寂，世寿八十二岁，遗体存于念佛堂，历时九昼夜，栩栩如生，面不改容。火化，获骨舍利花供奉于清凉寺内。
50、达禅（1920年7月～2001年2月），俗名戴云飞，男，汉族，1920年7月生，江苏东台人。1933年入东台泰山寺依志坚老和尚剃度出家。1940年于南京古林寺受戒，1943年毕业于南京佛学院，后任古林寺知客师，江宁县真如寺、海潮寺住持。1949年起先后任乡财粮委员、中小学代课教师、大队会计辅导员，1980年退休，1985年任东台泰山寺住持。历任江苏省佛教协会常务理事、盐城市及东台市佛教协会会长，东台市人大代表，盐城市第二、三、四届政协委员、东台市第七届政协委员、江苏省诗协会员、东台市诗画社社员。
51、智清（1923～2003.11）江苏东台人。现代僧。1923年生。原为句容宝华山隆昌寺知客师。土地改革后，在溧阳随实恒法师养猪、种菜、种田，历经磨难，始终皈依佛祖，从未脱离佛门。参加农业劳动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后，溧阳市人民政府落实宗教政策，报恩寺前任住持实恒法师圆寂后继任住持。收徒数十名。曾任溧阳市佛教协会会长，艰苦化缘、悉心经营天目湖区及溧城镇黄家村两处报恩寺，使之具相当规模，功劳卓著。
52、丁荣锦（1944年1—2005年1月26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少将。男，汉族，江苏省东台市南沈灶镇西刘村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三等乙级伤残军人；1944年1月出生；1964年7月从东台安丰中学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83年3月被选调担任刚组建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后勤部政治部团职干事，1988年3月任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副师职），1992年任政治部主任（正师职），1998年6月任武警指挥学院副院长（副军职），少将军衔，后兼任中国军事教育学会副会长。2005年1月26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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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西溪抗倭壮士乔南楼

      明永乐年间，日本正处在分裂混战时代，一些在内战中因失败而丧失军职的武士，流亡海上，成为无业的“浪人”。他们勾结日本的奸商流氓，结成海盗集团，成帮结伙地窜入我国沿海地区烧杀抢掠，历史上称这些人为倭寇。由于当时社会比较安定，整饬海防，倭寇入侵还未酿成大患。到了明嘉靖年代，朝廷政治日渐腐败，海防虚弱，倭患已越来越严重。为了保家卫国，我沿海民众纷纷自行组织起来，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正义斗争，乔南楼就是在这一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民间抗倭壮士。
      乔南楼，又名银，字国珍，是东台西溪的一个普通盐民。他生性豪爽，乐于助人，深受西溪民众的爱戴。当时盐民生活非常贫苦，虽然整年在盐滩上没日没夜地干，但大部分劳动成果都被官府侵吞了。为了维持生活养家糊口，乔南楼和西溪一些穷弟兄干起了海上贩私盐的生活，这是一条有着很大风险的谋生之道，既要躲避官府的稽查，还要防备海盗的抢劫和海上风暴的袭击，在与艰苦和危险的搏斗中，乔南楼练就了一身好武艺，刀、枪、剑、棍无一不精，还有一手驾船航海的高超本领。
       公元1566年（明嘉靖四十五年），倭寇又一次入侵东台，乔南楼耳闻目睹这些凶暴残忍、贪得无厌的倭寇给家乡人民带来的灾难，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激起了他对倭寇的满腔怒火。“大丈夫报国在今朝，临可玉碎不为瓦全，岂能容倭贼如此逞凶。”乔南楼怀着民族雪耻和为民众除害的坚定信念，拿起他最爱使的大刀，组织起抗倭的“民兵”，奔向海滩三里湾。
       那一天，宽阔的海面波浪滚滚，海面上杀声震天，倭寇十数艘船只开进三里湾，抢我商船、杀我渔民，并叫嚣要血洗东台，乔南楼依仗平时练就的驾船本领，乘着木船一马当先，率先冲入敌阵，当木船靠近敌船的瞬间，乔南楼猛然举起大刀，纵身一跳登上敌船，飞快将掌舵的倭寇砍入水中，随即以敏捷的动作将敌船上的铁锚抛入水中，使敌船进退不能，成了瓮中之鳖。在他的英勇精神激励下，抗倭民众勇气倍增，挺枪舞刀，齐声呐喊，纷纷跳上敌船跟倭寇展开肉搏，先时横行嚣张的倭寇被吓坏了，变得被动挨打，死伤无数。
       这时，乔南楼又叫人在敌船上放起火来，在熊熊燃烧的大火中，一名正在指挥作战的倭寇首领被乔南楼的大勇大智吓得目瞪口呆，乔南楼一个箭步，挥刀冲上敌阵指挥船，锐不可挡，将倭首斩落水中，敌军无头不行乱成一团，这一仗倭寇兵败如山倒，丢盔弃甲，四散溃逃，逃不脱的跪地求饶，乔南楼率众乘胜追剿，倭寇被斩杀、溺死者甚众。
      三里湾抗倭歼敌取得了重大胜利，乔南楼受到军门嘉奖，给予义勇冠带，此后他多次率兵与倭寇交战，屡建奇功，升为泰州守御千户，世袭百户。西溪百姓赞誉乔南楼为“乔大刀”，还流传着“乔大刀是英豪，杀倭寇有功劳，敌见他逃之夭”的民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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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历史上的三位翰林

程 可 石

       东台历史上人才辈出，在清代考中进士的就有20多人，其中有三位翰林。他们分别是同治十年的陈宝、光绪六年的丁立钧和十六年的夏寅官。

文武双全的翰林——陈宝

       陈宝（1835—1879），字百生、白森，其先祖于明初由苏州迁东台后，世居东台安丰场。陈宝出生于书香世家，曾祖父、祖父都是太学生，父亲陈智开是廪膳生。陈宝青少年时读书勤奋，志向远大。中秀才后，曾随泰州兵备道徐晓峰办理里下河团防，因功补赣榆县儒学训导，协助教谕训导学员。陈宝任训导期间能循循善诱，深受学员尊敬，他自己也教学相长，学问日进。
      清同治六年（1867），陈宝中丁卯科举人，经翰林院侍读袁保恒推荐，入李鸿章幕府帮办军事，协理政务。因其办事干练，才华出众，深受李鸿章器重。同治七年（1868），李鸿章因剿捻有功升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陈宝因此得益，以军功赏戴花翎，授知州分发湖北。
      同治十年（1871）陈宝辞去知州职务，以举人身份参加辛未科会试，中三甲104名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三年，因成绩优异，散馆后被授翰林院检讨。时年39岁，正是才华横溢之时。泰兴人朱铭盘《翰林院检讨陈君墓表》中言，他“天情开朗，风神夷远”。翰林院是培养、储备政府高官的摇篮，按常理论，陈宝文武双全、飞黄腾达应指日可期。然而，天不假年，病魔夺去了陈宝的生命，时龄44岁，令人惋惜。
       陈宝的著作颇丰，但生前未能成书。宣统二年（1910）时，他的女婿袁长春整理付梓，书名《小迦陵馆文集》。书中共收陈宝遗著37篇，其中有关注地方水利建设的《治运河论》、《东台防水议》，其文卓识远见；有悼念亲人的《祭令生弟文》、《亡妻王夫人誺》，其文凄楚哀伤，催人泪下；还有记述同治五年（1855）东台知县欧阳锴事迹的《衍织之碑碑文》（碑文拓片现藏于东台市志办），其文颂扬了欧阳锴指导东台农民种棉织布，改善人民生活的业绩。陈宝的《小迦陵馆文集》为后世留下了很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尚有  编辑的《陈百生遗集》存世。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陈宝生前藏书亦丰，并有在家乡创办私人图书馆的计划，以启迪民智。这种开放的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惜其英年早逝，计划亦未能实施。辛亥革命后，陈宝的外孙武曾清、鲍龙典终于在东台安丰创办了“百生图书馆”，实现了陈宝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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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强学的翰林——丁立钧

       丁立钧（1854—1902），字叔衡，号恒斋。清代咸丰三年（1853），他父亲一家由镇江丹徒迁居东台，家住台城南园（今明清街南丁公馆巷），时隔一年后，丁立钧出生于东台城。丁立钧家学渊源，少年时饱读诗书，16岁中举。后入词馆，潜心于经济世用之学，以其独到心得著作《大礼仪》一卷。
       光绪六年（1880），丁立钧26岁时参加会试，中二甲十四名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时授翰林院编修。十五年（1889）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十七年（1891）为湖南乡试副考官。尔后，历任武英殿协修、纂修、总纂、提调，国史馆协修，会典馆绘图处提调等职，其间曾奉旨参典顺天。二十年（1894）联名35位翰林上书参劾李鸿章，二十一年（1895）与康有为等组建北京强学会，被推为总董。
       二十二年（1896）出任山东沂州府知府，适逢会典馆议叙，擢升为道员，诰授中宪大夫，晋封资政大夫。丁立钧到沂州府上任后，致力于地方治安和建设，尤重教育，集资兴办了“沂州书院”，并遥聘东台著名学者吉城担任书院阅卷之职。丁立钧在山东时染上了风疾，右手不能执笔，遂以左手握笔写字作画，其左笔墨宝深受当代收藏界青睐。丁立钧因病乞归，开缺回东台后又被聘为江苏南菁书院院长，不定期赴江阴讲学。这期间，他还出资在其家南园到寺街的河面上建造了一座木桥，这就是台城有名的“丁公桥”（现为顾家巷与新桥小区之间的桥）。二十八年（1902），年仅48岁的丁立钧病逝于东台家中。
       丁立钧逝世后，其恩师翁同龢所撰挽联曰：“有大礼仪，有朝鲜编，忧国孤忠常耿耿；是好长官，是真名士，过江一别太匆匆。”其好友清状元、南通人张謇所撰挽联曰：“寿以域志，官以限才，是有数也，抑非关一人之故；退不遣志，病不怠学，凡知公者，相与赋三良而哀。”这些挽联中所说的内容，正是丁立钧一生的写照。
       纵观丁立钧的一生，最为闪光的当数甲午战争前，他洞察到日本有侵略我国的野心，撰《历代边事辑要》十卷，并将其中陈述日本侵朝事件的章节《东藩事略》（亦称朝鲜篇）进呈朝廷，光绪帝阅后，盛赞其爱国之举，督促清军严训水师，加强防备，以防倭寇侵扰。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主和派首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避战求和，招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陆军战事连连失利，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召集千余士子“公车上书”，联名抨击李鸿章，在清廷犹豫未决之时，丁立均在其师翁同龢带领下，领衔联名三十五位翰林上书《请罪李鸿章公折》、《参昏庸骄蹇丧心误国疏》，历数李鸿章误国罪行。清廷迫于朝野压力，不得不给李鸿章以“拔去三眼花翎，褪去黄马褂”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