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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性行为是相当厌恶的，到处是体液、奇怪的味道还有奇怪的声音，但总的来说我们都或多或少会去享受它。在繁衍后代和避免身体分泌物之间的权衡，对进化来说是有趣的挑战，这也造成了兴奋和和厌恶之间的复杂关系。 要理解性和厌恶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先搞清楚厌恶是什么以及它是怎么作用的。厌恶一直被认为是普遍的情绪，厌恶的表情也是全球通用。在表情一致的基础上，早期关于厌恶的理论是对有毒物质的口头拒绝，因此厌恶就和恶心、呕吐联系起来了。这样说来其意义似乎丢失了大半。有毒物质和腐烂的食品会引起厌恶，但我们通常感到厌恶的经历是对性侵犯和不道德行为的反应，以及其他触觉经历，比如踩到狗屎了。 现代对厌恶和其他一些感情的看法也有了不同的角度。这是因为我们的情感是强大的行为动机，可能演变为响应特定的和普遍的适应性问题在我们祖先生活的环境。基于这种方法，厌恶被认为有不同领域，包括病原体的数量和性成分。因为我们强大的感情机制，在古代环境中就进化出了对特定环境和问题的情绪反应。于是厌恶也分了很多种，包括病菌厌恶(pathogen disgust)和性行为厌恶(sexual component)。 大量学术研究表明病菌厌恶对以避免潜在感染源是很有效的激励因素。病菌厌恶是在极大的生存压力下进化而来的，感染细菌对于人类来说仍然是很危险的，直到现在也是如此，特别是发张中国家。 因此，病菌厌恶的作用相当于行为上的免疫，避免人接触到感染源，这对生理上的免疫系统是很重要的。而性交作为人类的必须活动，有着很大的感染风险，有些特别讨人厌的细菌会通过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身上。性的诱惑带来的风险会在厌恶反应的压制下大大改善，关於这点，病菌厌恶和性行为厌恶是相似的。 但是性行为厌恶是独特的，因为它可以阻止我们和完全没有患病的人发生关系，比如我们的亲属。因为近亲繁殖会提高隐性疾病的可能性，因此这对任何有机体来说都是明显的障碍。想想和兄弟姐妹或父母发生关系是很痛苦的，这可能是由于我们进化的性厌恶的能力在阻止我们。 根据 Tybur、 Lieberman和 Griskevicius (2009)，性厌恶已经进化到刺激我们避免其它耗费过多时间精力的性行为上(比如，那些有不良基因、流浪的或无生育能力的人) 。反过来说就是，一个人的性厌恶越低，他们就更容易卷入到高风险的短期性关系中。 因为怀孕和繁衍后代的高要求，女性通常有着更高的性行为厌恶，对于伴侣的选择上也更加的深思熟虑。好像我们会一直面对着细菌感染的风险，特别是新生的宝宝那么我们怎么才能不厌恶某些人，和他们做爱呢？ 吸引伴侣有很多的因素，但是生理上必然是要求健康。像容貌吸引力、身材体形、是否匀称等都和抗病性的各种措施有着联系。一旦我们发现某个人合适，我们的身体决定是否值得冒风险为他生个孩子。 为了研究这个假设，格罗宁根大学的研究人员让女性参与者看一些性视频和做一些恶心的事情，比如喝一杯有虫子的东西。另一组参与者则观看极限运动的视频，而第三组则被困在一个房间看关于火车的无聊电影。 第一组看色情电影的女性收到性相关的刺激，厌恶度降低，愿意挑战一些恶心的任务。性刺激有利于对性交厌恶的降低。虽然和病菌厌恶是同源，但是性行为厌恶却面临独特的选择压力。 这一研究确认了厌恶和性冲动是对立的生理和心理体验，当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我们似乎更倾向于选择性。毕竟，如果没有繁殖，就没有进化，生存就是没有意义的。同时进化让性变得有趣，究竟怪谁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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