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上访村长”之死

飞雪

“上访村长”之死

钱云会，这位生前默默无闻、急切渴望舆论和媒体关注的人，以死状的凄惨恐怖和事件的扑朔迷离轰动了中国

本刊记者  陈磊  发自浙江乐清

他是位“民意村长”——2500多村民投票，他得了2300多票。换届时，因为他不在，村民自发抵制，希望他连任。出狱那天，成百上千村民自发去迎接，为他戴上红花，敲锣打鼓、鞭炮齐鸣。

他是村中的穷人——1992年建成的两层小楼，至今没任何装饰。进入楼内，空空荡荡、家徒四壁，连楼梯上的扶手，都是几根竹竿绑成。他的家，原来也算村中小康，他当村长后，却成为穷人。

还有他的悲情——为了村民，他三进监狱，上访、被抓、出狱这样的三部曲出现了3次。从2005年被选为村长，5年多的时间里，他大部分是在监狱内度过。2010年7月出狱后，他依然坚持上访。

有人告诉他，如果你不当这个村长，或者听从有关方面的意思，可以立即给你200万。他说，我要这么多钱干什么，我要的是全村人的未来，我要对得起那些选我的村民。现在，他死于一辆工程车下：横躺在村口的马路上，脸对着自己的村庄，鲜血浸湿了身下他为之苦苦抗争的土地。

硕大的车轮压过了他的脖颈和胸部，直至临死前最后一刻，都没有人听到他发出只言片语。

他，就是浙江乐清寨桥村村委会主任钱云会。

由于征地补偿问题带领村民上访，先后三次坐牢，钱云会之死在网上被盛传为因开罪利益集团而被设计谋杀。当地官方为此召开新闻发布会，作出“意外事故”的判断。

飞雪

目击

2010年12月25日，周六，圣诞节，浙江乐清细雨蒙蒙，天气湿冷。

上午9点多，乐清市保安服务公司的郑元章，已经和他的几十名队友驱车沿虹南大道到了蒲歧镇的寨桥路段。他们的任务是沿着正铺设电缆的虹南大道巡逻，确保各项工程设施安全。

“其他村同意施工，就寨桥村不同意”，保安公司的经理孙金绪说，从12月21日开始，雇佣他们的蒲歧镇政府和乐清港区等单位，就让保安“24小时”巡逻。为避免冲突，保安公司要求，没有特殊情况，个人不能随便下车。

“那一会儿，我想小便，就下了车。”郑元章说。当时，他们公司的两辆车就停在虹南大道靠近寨桥村的那一边。另一边，是寨桥村的庄稼地，由于附近没有公厕，他准备到对面田里去。

“没走几步，”郑元章比划着，连16米宽的虹南大道都没有走过去，就“听到一阵急促的刹车声”，回头一看，发现在距离他们车辆“大约四五十米”的地方，一个人被大货车压着了。

这个人就是钱云会。

开工程车的人是1979年出生的费良玉。那天，他亲自驾驶着车牌号为皖K5B323的工程车——核载12吨，实际拉了35吨，他的驾照只考到第三步。那天，司机说没吃早饭，他替了一会。

“当时车速并不快，大概在40码左右。”在看守所的费良玉说。这时，正好有一个行人在对面从右向左走。于是，他赶紧鸣笛刹车，行人还看了他们一眼，但由于雨天路滑，车后又拉了几十吨石料，结果没能刹住。

“下车第一时间，就是跑到车前面去看人。人已经在左前轮下面，他应该被我的车轮推了一段距离。那个状况很惨的。当时，我自己的判断，他已经死了。我把手机拿出来拨打110报警。”

坐在费良玉车副驾驶位置上的是司机黄标。他和费良玉同一个村，都来自安徽阜阳颍上县，有十几年驾龄，12月2日从老家来到乐清，替费良玉开车，包吃包住月工资3000元。因作伪证而被拘留的他称，看到前面有行人，他马上提醒费良玉。“费良玉当时赶紧鸣喇叭，并减速左拐，以为能避过。可没想，人也往左拐，再刹车，就来不及了……”

保安郑元章看到“轮胎下压着一个人”后，没有立即跑向事发地点，而是回到车上，告诉他的同事们：前面有辆车出事了！26岁的张回闻讯，跳下车奔了过去，“其他人也有下车，但后来被叫住了”，只有张回跑得快，去了。

据张回回忆，他去围观事故的时候，现场并无其他人——他从车的左后方，走到左前轮发生事故处，“低头看了看尸体”，然后发现“司机室里已经没有了人”，就从车前绕到车右侧向回走，并开始报警。

这时候，张回说，他注意到从村口走过来一个高个子男人。这个人本来是向村内走，因为发现工程车事故折回来看了一下，然后大叫着跑开，折回村口在那儿喊人：救命啊、救命啊，死人啦、死人啦！

飞雪

传播

张回口中的这个“高个子男人”，后来被证实是钱成宇，寨桥村村民。那一天，他只是想找个消遣的地方，不料却看到村长的死，他“一下晕了”。

脑袋稍稍清醒后，钱成宇开始大声叫嚷。多位村民声称，事发不久，他们赶到现场，曾听到钱成宇告诉赶来的交警，说他看到了事件的始末：“4个穿着保安制服的人，把钱(云会)按倒在地，招手工程车过来，轧了过去，车速很慢。”

这种说法得到了当天奔赴现场采访的本地媒体某记者的证实。这位记者说，自己赶去采访时，钱成宇自己从人群中站了出来，自报姓名，称看到了钱云会被几个保安按在车轮下压死的过程。

蹊跷的是，2011年1月2日上午，来自北京的彭剑律师，在乐清市看守所会见了已因“寻衅滋事”在押的钱成宇。钱成宇告诉彭剑，当时“横穿马路、从车辆前方右侧走向左侧，并没有目击到有人推搡钱云会至车轮下”，他看到的是，“车辆右后18米左右有4位保安”。

由于张回、郑元章等人与钱成宇距离较远，对于其用方言和最早闻讯赶来的村民如何交流不得而知。结果是，听到出事消息赶来的保安公司经理孙金绪和队长蔡得宝(均着便衣)，被村民当作肇事者围殴。

乐清官方的说法是，9时46分接到报警，警方立即指令距离事发现场较近的虹桥交警中队、蒲歧边防派出所派出2名交警、9名民警，于53分到达现场，“现场已聚集围观群众约40人”。

和孙金绪一样，最先抵达现场的民警，也受到了村民的围攻——实习民警吕乐谢还被误以为肇事驾驶员，被殴打，身上多处受伤。“12时57分，乐清治安大队大队长侯金海在掌握基本情况准备离开时，被一村民认出，村民叫喊道：你是治安大队长，不要走，把事情讲清楚。一旁男子闻声后立即动手殴打侯金海……造成3名民警受伤，侯金海肋骨、眉骨、鼻骨等多处骨折。”

下午4点左右，乐清市政法委书记黄敏、公安局长金国平坐镇现场，出动几百位防暴警察拿着盾牌，在不时飞出的砖头中，排成队形一点点逼退村民，开始处理事故——抬走尸体并拖走工程车。

在激烈冲突中，有多名村民被警方带走，包括钱云会的二女儿钱旭玲和二女婿赵旭。几乎与此同时——12月25日下午1点左右，网上出现《蒲岐一苦难的村长，为民办事的好村长，今早被杀》的首帖，称“早上的车祸并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而是一起有策划、有组织的谋杀案”。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温州市公安局钱云会案发言人黄小中排除了谋杀的可能：“如果是谋杀的话，肯定有作案动机。驾驶员跟当事人，或者说被轧的人，是一点不认识的，没有任何矛盾。同时，这两个驾驶员开车，跑运输生意，才一个来月，9月份、10月份以前一直在外地，是初到这个地方的外地人。既没有跟工地、跟这个人有经济利害关系，也没有什么民间的口角和其他矛盾，他为什么要把他杀掉？”

对于有网友猜测的“雇凶”一说，黄小中也予以驳斥：“雇凶需要证据。作为一个正常思维的成年人，如果真的要谋杀作案，他有相当多更好的手段可以把他干掉，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措施？大白天开着一辆工程车，还挂着牌照，还有两个司机？这明显有悖常理。”

对于钱云会死于谋杀的说法为何在网上盛传，黄小中表示：“这个涉及面比较广，正在追，如果是故意造谣引起这么大的后果，我们还要依法追究，我们有一定的线索，在条件成熟时，对故意造谣的人我们还要依法作出处理。我们要查到源头，到底是谁第一句话讲出来。现在钱成宇矢口否认，而且他还反问我们：‘造谣要坐牢，我怎么会去造谣？我明明没有看到！’”

之后的两天，钱云会令人惊悚的惨死照片，以及其被谋杀的言论，借助互联网被迅速传播——12月27日，24家媒体赶到乐清；12月29日，聚集乐清的媒体已达近50家，寨桥村内，随处可见国内各大媒体记者，以及闻讯而来的网友围观团、公民调查团等人。

钱云会，这位生前默默无闻、急切渴望舆论和媒体关注的人，以死状的凄惨恐怖和事件的扑朔迷离轰动了中国。一位村民抱怨，以前请你们记者来都不来，现在村长都死了，你们才来了。

飞雪

上访

与网民们的震惊和义愤不同，钱云会的死，对于寨桥村民而言，更是一个领袖的离去。即便因为钱云会的事入狱，在村民钱成宇的眼中，钱云会仍是他见过的“最好的村长”，如果能让他活过来，“自己死都愿意”。

“钱云会如果想要钱，一个章盖了，五六百万元就到手了。可他去北京上访时，抽2元一包的烟，睡在工地，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我们村民的补偿款？”

的确，钱云会有诸多可圈点之处。

寨桥村是位于乐清市蒲歧镇东北的一个海边渔村，依山傍海，近3700名村民，主要经济来源为种田和滩涂养殖。生于1957年的钱云会幼时家贫，2004年之前，仅读过小学一年级，放牛耕田、学习木工，后在海滩上养殖血蛤。

1992年，钱云会盖了一座两层小楼。这座房子至今依然空空如也，甚至连最基本的粉饰都没有。“刚开始说没钱，有了点钱搞养殖，后来当村长，年年上访，就更没钱了。哪有心思来弄房子呢？”很多村民这样说。

2004年，在福建从事海产养殖的钱云会回家，得知乐清电厂的修建将要征用村里土地、滩涂和码头，共补偿3800万元。而村民提出的要求是18.9亿元，这被政府当作漫天要价。

最终，蒲岐镇政府将当时的9名村委成员全部拉到了雁荡山宾馆，“威逼利诱”，除一人逃出外，其余8人被迫签署一揽子协议，接受这3800万元一次性补偿金——这被认为出卖了子孙未来的生计，因为征地占到全村土地总面积的67.6%。

得知消息的村民怒不可遏，先是围攻签字的村委会成员，接着村民推选的七人代表之一钱云会开始上访。不想，尚未走出浙江，他即被官方截获收押。随后，几百名村民赶到乐清营救，发生了流血事件。

虽然被关押了11个月之久，但在2005年3月被释放后，钱云会开始走上寨桥村前台——村民敲锣打鼓将其从监狱迎回，在村委会换届选举时，以96%得票率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成为“民意村长”。

“他人出来了，但还是缓刑，刚出来就告诉我说，还要继续上访。”村民钱文福说。不久，2006年4月，因为“聚众阻挠浙能乐清电厂的正常施工”，正在缓刑期的钱云会被重新收监。

钱云会的儿媳钱双萍曾对媒体回忆，当选村长后，钱云会曾要求儿子和儿媳从家中搬走，并让他们离家“越远越好”。究其原因，他是担心儿女们的人身安全，不想因为自己的上访牵涉到孩子。

2006年年底，钱云会第二次出狱，继续为寨桥3000多位村民征地补偿之事上访告状，连春节都是在北京度过。有村民回忆，“当时，钱云会从北京打来电话，大过年的，说没钱吃饭，只能靠方便面度日，我们听了眼泪都下来了……”

为上访，钱云会和村委会成员商量，卖掉一部分村委会的宅基地。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大部分村民签名表示同意如此。

不想，这依然成为警方抓捕他的由头——奥运会前夕，警方将寄居于北京大兴区六合庄朋友家中的他抓捕，以非法转卖土地使用权罪判刑两年，罚金5万元，至2010年7月19日方刑满释放。

这次出狱，钱云会第三次受到3000多村民的热烈欢迎：村民自发包车将其从金华监狱接回，迎接的村民从镇上一直绵延到村里，许多人自发敲锣打鼓、放鞭炮。令人扼腕的是，经过多年上访，当年的“七人代表”，只剩下了他一人在为村民奔忙。

飞雪

苦衷

很难想象，对于钱云会这样一个只读过小学一年级、满口乐清方言的人，是如何奔波于北京各大部委门口，又是如何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一个需要提及的细节是，在村民成麻袋的上访材料中，出自钱云会的文章大多磕磕巴巴。所以，很多时候，他的上访和告状不得不请人帮忙。

钱云会并没有因为三进监狱而气馁。出狱仅一个星期，他就找到乐清市公安局——2008年7月20日，警方在北京抓捕他的时候，拿走了许多他随身携带的东西，其中包括寨桥村村委会的公章。

细心的钱云会发现，他拿到的公章，里面的五星已被损毁了部分，于是，他贴出了公告。让人沮丧的还有，他的直接上级蒲歧镇政府也不承认他——早在2008年他入狱时，蒲歧镇就重刻了公章，并且不认为他是寨桥村村委会主任了。

与此同时，钱云会也遇到了家人的强大阻力。他的三女儿钱旭琳对本刊记者说，钱云会出狱后，兄妹几人都劝父亲不要再继续上访了，像以前那样养血蛤，每个月也能收入个一两千元，日子还能过。

“可他就是不听，劝得多了，就说我们‘小孩子懂什么’，最后往往不欢而散。后来我们都不和他谈这个事了，任由他去。”钱旭琳说，“其实，我们也知道，他是被村民抬上去，下不来了。”

或许，对于自己的境遇，钱云会也心知肚明。因为他的儿女们注意到，第三次从监狱出来后，“他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对我妈态度好多了，给妈妈做饭、洗衣，都是他做，还说要和妈妈好好过剩下的日子……”

“我们也问过他在监狱里面的生活，是干什么活，苦不苦。他基本都不和我们讲，只讲里面的人有谁帮助他，挑那些开心的事情来说。”钱旭琳说。

钱云会有自己的苦衷。从2005年上访以来，以他为首的寨桥村委会已经花去了100多万元钱，而这都是村民自发的集资，包括转卖村内的宅基地，尽管他为此也搭进去两年牢狱生涯，但他必须要向支持他的村民有个交代。可多年来的上访，无一能让村民拿到更高价格的补偿款。

53岁的他想到了网络——2010年8月9日，他实名在网上发帖，《是官还是贼：诉政府官员豪夺寨桥村146公顷家地始末》，倾诉“为了讨个说法，一直为此事奔波六年载，却一直未被妥善处理”。

令人唏嘘的是，这条帖子由于语句不通、讲事不明，当时未引起人们关注，连一条跟帖都没有，孤零零地淹没在信息海洋。直至几个月后他的惨死，才引发网友强烈关注，至12月27日本刊记者保存时，回复已达到了98页(现已被删除)。

让人闹心的事情还不止这些。2008年，以他为首的寨桥村委曾和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签订合同，委托其帮忙上访告状。不料，对方在收取40万元的律师费后，“一直不予提供合同协议约定的法律服务”。这被很多村民看成是“被骗了”。

2010年9月16日，钱云会以“民意村长钱云会”的名义，向北京市司法局并北京市政法委投诉“两高律师事务所”，称其致人“冤上加冤”，要求退还拖欠的28万元现金，最后盖上的是那个“五星”已被损毁的公章。

让人沮丧的还有，和他一起并肩上访的人越来越少了。曾和其一起上访坐牢的寨桥村副村长钱文福说，大概是在2008年左右，自己离开村里，不再和钱云会一起为村里土地上访告状。后来，钱云会见面就指责他是“叛徒”。

“现在，他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想起来，我挺内疚，不知道自己当年那个决定是不是对。”钱文福说。

飞雪

死前

钱云会的突然惨死，让跟着他已担惊受怕多年的妻子王招燕彻底崩溃——面对家中川流不息前来吊唁的群众和络绎不绝的记者，这个能干的家庭妇女很多时候只能边吊水边无声地哭泣。

据她讲述，2010年12月13日早上，钱云会拿起桌子上的一张纸，说要去找镇政府领导看，“这是从北京寄过来的，能证明村里原来的那个印章是假的。”王招燕劝说无果，钱云会气呼呼地出门，同样气呼呼地回到家。

第二天，钱云会拿着同样一张纸，又去了乐清市政府。“回到家，还是很气愤的样子，拍着桌子骂‘没有天地良心’。”很多村民猜测，钱云会的气愤之处在于，那张签名的协议涉嫌伪造——上有简写的“钱云会”，而其一贯的风格是写繁体。

没人理解钱云会的痛苦，6年来的上访，没有任何结果，眼睁睁地看着乐清电厂投产开工，临港的开发区也在轰轰烈烈的建设之中，而他却3次入狱。12月17日，寨桥村民与运送石料至乐清临港开发区围垦工地的工程车队发生了激烈冲突。

先是有村民拦截下了运送石料的工程车，禁止其通过寨桥被征用土地上修建的道路。《中国经营报》报道，12月18日，钱云会指挥村民运来数个电线杆将朝乐清电厂和临港工业开发区方向的道路堵死，电厂运煤车无法进出，石料车也不能经过。

直到12月20日，当地警方派出吊车，将电线杆吊走。而之后却又因为当地雨雪天气，该工程队运送石料仍暂时中止，直到12月23日才恢复。几乎与此同时，由于虹南大道的扩建也占用了寨桥村的土地，村民们并未拿到补偿款，以钱云会为首的村民和相关施工方也发生冲突。

在一份钱云会生前刚刚寄出的上访材料中，他这样写道：“12月22日，以乐清市蒲歧镇委谢祥忠为首纠集伪装的乐清市武警队伍用‘隔离墙’的形式，强占寨桥村民基本农田”，“侮辱、抓捕了无辜村民钱集川的儿媳妇和钱年文。”

也是那几天，钱云会感觉到了强烈的危险信息——破天荒地不在家中过夜，“他听到村里讲，有人要整自己，就跑出去躲躲。”王招燕说，12月24日晚上，丈夫还和她商量去外地躲，但是自己身体不好，又要帮着照顾孙女，没法走远。

两个晚上，钱云会都是晚上8点左右离开家，第二天早上7点回来。住在谁的家里，家人都不知道。

事发那天早上，村民和钱的家属回忆，大约7点钟，没在家里过夜的钱云会回到家，先煮好面，送到妻子床前。吃完后，他出去买了几包烟。接近9点时，他接到一个电话，有村民看见他在家门口一边接着电话，一边往村口走。

中午时分，远在北京的温州永嘉人袁迪贵，突然接到寨桥村民的电话，说钱云会出事了，被车压死了。这位因帮助钱云会也曾被抓的老人立即紧张起来，赶忙四处联系原来钱云会联系过的记者朋友。

某网络新闻周报驻站杭州的记者告诉本刊，12月25日下午3点多，他接到北京朋友的电话，让帮忙去乐清寨桥一趟，采访钱云会的死因。接到电话后，他立即从杭州坐大巴。不料，还在去乐清的路上，他就接到了温州宣传部门的电话。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村民们的手机肯定被监控了。”这位记者说。等他晚上将近8点钟刚到虹桥镇下车时，警察就围了上来，先把他带到派出所，接着宣传部门的人就上门来将其接到酒店。

随后，他看到了让人震惊的一幕，昏黄的路灯下，几个前来接他的村民，被警察一一诱捕，这其中包括和钱云会并肩抗争多年、同样入狱多次的村民王立权，此人对寨桥村的征地维权情况极为熟悉。

2011年1月2日上午，王的家人才接到其被拘留的通知：“涉嫌寻衅滋事”，和村民钱成宇被拘的理由一模一样。据说，钱云会死后，闻讯前来的王立权从他身上拿走了一块手表和手机，而该手表有录音和录像功能。“如果开着的话，应该会留下些线索。”

飞雪

        就钱云会案而言，村民可能会故意把交通事故说成谋杀，并希望引起公众对村民长年遭受的不公正的关注。这种可能性并不能排除。但钱云会被谋杀、被自杀还是被交通事故，已经不重要了。人们不再需要真相了，或者说，真相早已大白：那就是，谋杀钱云会被认为是最可能发生的，它发生过、正在发生，也将会继续发生。

飞雪

“于建龙”

1月9日凌晨，在乐清看守所，袁迪贵告诉乐清警方，自己想通过于建龙帮找个律师。

次日，警方答复称，“经我们查证，于建龙没有注册律师资格，所以他不能为你提供法律援助”。

袁坚称，于承诺保证自己“不受陷害”，“我相信这是国家的公信力，不容亵渎”。乐清公安跟他核实——这个于建龙是不是还有个名字叫于建嵘？

此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通过为访民立传，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传播符号。2010年12月28日，前《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致电于建嵘，请于建嵘领衔组织公民观察团，赴乐清实地调查寨桥村钱云会一案。在于建嵘动身去乐清的前一天，经《财经》一位记者介绍，袁迪贵在宋庄于家里和其见了一面，并向其递交了寨桥村的材料。从乐清回来后的2011年1月6日，袁迪贵和于建嵘再次会面，这次会面是在北大博雅宾馆。

袁迪贵还是坚称于建嵘“就叫于建龙”。袁称，乐清之行后，“于建龙”开玩笑称袁走漏了风声，搞得自己在寨桥村被四个老太婆抱着腿，说是包青天，他还掏出四千元，每人分了一千。

“于建龙”告诉袁迪贵，钱云会的死和乐清土地问题是两回事，接下来，他要重点研究乐清的土地流转问题，“于建龙让我们放下包袱，他可以请四十多个律师给我们免费打官司，限我在六天之内搜集寨桥村土地问题的所有材料。”

对此，于建嵘对南都周刊记者表示否认，“找四十个律师干吗，又不是打架。”

袁迪贵还通知身在乐清的另一个上访户丁齐会——搜集一切上访资料，这些资料将来会转交给“于建龙”。

1月7日在北京前门大街，有自称是记者的人约见袁迪贵， 袁称后来发现该记者就在押他回来的警车上。乐清警方顺藤摸瓜，截获了丁齐会的上访资料。帮丁齐会制作上访光盘的村民王汉义也被警方带走。

1月8日，王汉义的女儿王小琴找出家里2张有关钱云会案的光盘，上交到乐清公安局刑侦大队，并请求警方对其父“从轻处理”。

市府顾问团

袁迪贵的女儿袁晓秋也跑到乐清看守所寻访父亲，但被告知“查无此人”。与此同时，于建嵘在微博上替袁寻找愿意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北京惠诚律师事务所王兴、王斌律师主动联系了于，介入到袁案。

2月9日，北京律师张凯和杨学林也在考虑是否要接受钱成宇家属的委托。这一天，张凯告诉记者，估计钱成宇在里面受到了酷刑，如果他介入的话，“一定要掀桌子”，意即会对当地警方提出控告。

2月21日，张凯和杨学林会见了钱成宇。张凯用手机对这次会见进行了录像，他问钱，手伤哪了？脚哪？还有哪？钱成宇出示了自己的伤痕。因为紧张，视频画面抖动厉害。

3月中旬，张在网络上曝光了该视频。但此举并没带来其所期望的结果。两个月后，张凯和杨学林联系乐清检察院，被告之，钱成宇已经重新聘请了当地律师。

钱成宇的家属告知南都周刊记者，“政府的人”曾找到他们，希望他们花2万块钱聘请个本地律师，将来放弃上诉，这样便可随时去看守所会见。家属一口回绝了这个建议，法院随后为钱成宇指定了辩护律师。钱的律师为浙江联英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叶舟。

4月11日，乐清市检察院拒绝上海律师张雪忠会见王立权。张同样被告之，王已经自行改请了浙江天经律师事务所张建义，“因外地律师把事情闹得太沸沸扬扬”。

王祥球的家属则保持着刻意的低调。其子王建旭认为，应该顺着政府来，因此，家属一直未请律师。后被告之，其父在看守所已经聘请了浙江合众律师事务所主任叶飞。

在开庭前一天，叶飞让王建旭去法院先期缴纳了3万元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并告之，这个案子敏感，开庭时不要带外人进入。王建旭悉数照做。

至此，除袁迪贵聘请的两位北京律师外，外地律师全军覆没。

作为硕果仅存的外地律师，王兴认为，除了袁本人的坚持，这可能也得益于自己和王斌的谨慎和低调，他们从不在微博上臧否案情。4月中旬，他们甚至拒绝南都周刊记者跟随他们进入乐清市检察院的要求，理由是不想旁生枝节。

2011年1月，乐清市政府办公室发布了《关于成立市政府法律顾问团的通知》，通知显示，张建义、叶舟、叶飞都是顾问团成员，为市委领导提供“一对一”法律服务，张建义对应服务副市长杨书元，叶舟对应服务副市长方青，叶飞对应服务副市长吴云峰。

知情人透露，今年温州“两会”期间，温州市委主要领导会见乐清市委书记、市长、人大主任，称赞钱云会案乐清处置得当。

庭审

5月25日，检察官称，“钱成宇、王祥球的行为不仅妨碍了公务，也授人以柄，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作为炒作的内容”。

一直低着头的王祥球当庭认罪，一再表示自己将好好改造。

钱成宇则当庭伸手比画，称右手三个指头粉碎性骨折，根本没力气打人。公诉人则称，经乐清公安局鉴定，钱成宇的右手能用拳头打人。

当庭宣判时，钱成宇高喊“要换律师”。随后，家属联系上海律师斯伟江进行上诉。5月31日，在看守所等待一个多小时后，警察向斯出示了钱成宇的签名，称他将继续聘请叶舟及其同事洪震为自己辩护。

同日的乐清法院，王立权当庭承认当天自己确实动了手，但是他否认自己知道对方身份是民警。辩护人张建义提醒他：你自己考虑，想清楚了再说。

王立权迟疑片刻后，最终含混承认知道对方的警察身份。但他否认自己有做伪证的意图。坚称把手表藏起来，是为了等待前来调查的记者。

5月25日，法庭当庭播放了2段时长10秒左右的视频片断，第一段为群众围殴侯金海，取自民警郑高风的“秘密取证仪”。第二段为村民向警方扔石块，取自编号为“999蒲岐镇寨桥村3”的监控录像。证据来源显示，这段录像是事发当日蒲岐边防派出所的值班室民警通过寨桥村的监控进行的录像，时间为当天上午10点半。

袁迪贵的辩护律师王兴认为，公安机关在现场监控录像问题上说谎。当地警方在新闻发布会上曾介绍，事故发生时，村头的监控只能浏览，不能存储。乐清移动杨林建的证人证言也称，事发当天12:53，才完成视频监控的录像功能。

对此，公诉人回应称，移动公司的证言是说明不能“自动录像”，跟派出所的“手动录像”是两回事。

面对律师的诸多质疑，公诉人则称，“辩护人的表现不利于被告人，也不利于被告人的改造”。

5月25日庭审中，南都周刊记者被法警带出庭外，随身物品被搜查，对方客气地称，“有人举报你在录音”。

结局

律师的当庭抗辩，并没有改变这些小人物的命运，他们成为钱云会案中悲哀的尾声：

两次庭审都是当庭宣判，四个被告人的指控罪名全部被判成立。法制日报浙江记者站记者陈东升甚至数分钟内即拿到了当地事先打印好的新闻通稿。

袁迪贵是钱云会的上访代理人，事发当天给寨桥村打了几个指导电话，犯妨害公务、妨害作证罪，获刑二年；

王立权是钱云会的上访搭档，藏起了钱云会手表，推搡了民警，犯妨害公务、伪证罪，获刑一年八个月；

钱成宇是钱云会案的目击证人，被现场警察指认参与殴打民警、扔石头，犯妨害公务罪，获刑一年八个月；

唯一没判实刑的是王祥球，这位钱案的围观群众，因脚踢便衣，赔偿被踢警察5万元，犯妨害公务罪，获刑一年，缓刑一年半。

这四个乐清犯人里，除了曾经接受过央视采访的钱成宇，其他三人，外界甚至找不到一张他们的照片。

当寨桥村的四个村民站在被告席上时，另外一位犯人、钱案肇事司机费良玉早已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他在数月前获刑三年半，早已收监服刑。

4月28日，钱云会的父亲钱顺南诉费良玉民事赔偿一案，在费良玉服刑的金华监狱开庭。费戴着手铐脚镣出庭。休庭期间，钱顺南的代理律师斯伟江转过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让桌面正对着费良玉，桌面上是钱父那张布满皱纹的脸。

斯问：你能不能对着这个老人，说说钱云会死时的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

费良玉不说话，仰头长吁。